11月22日上午，查文红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上海图书馆举行。图为查文红讲述她和贫苦地区孩子们的故事。 

　　汽车出上海，一路西行，宽阔平坦的公路渐渐变得狭窄颠簸。到达安徽砀山的时候，天已大黑。记者找到了豫皖交界处这间低矮破旧的平房。它是魏庙小学的一间办公室，也是查文红居住和工作的地方。这位在当地深受爱戴的教师，是上海市普陀区提前退休的女职工，也是魏庙小学不要工资的编外女教师。

　　“老师，我们全班都很想您！”

　　魏庙小学属于安徽省砀山县曹庄镇蒋新庄村，坐落在我国中部一个最贫困的角落。它与上海这座城市的距离公路里程只有700多公里，但却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你无法想象，一个上海人会从这条公路的那一端走到这一端来，在这里生活了3年多。

　　查文红本人不在学校，她正在上海治疗眼病。但在这里到处都有着她的身影。查文红教的“四一班”学生，听说记者能带信给查老师，放学之后没有一个人离开教室，他们全都趴在桌上给查老师写信。每个人都要写一封，一丝不苟。

　　“老师，我们全班都很想您。”蒋大鹏这样写道：“有一天开会的时候，丁莉起了个歌，唱的是相聚，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全班都流下了眼泪……”

　　丁莉写道：“有一天晚上我在梦里看见了您和全班同学在一起做游戏，我看见您不戴眼镜了……”

　　“这里就是查老师住的地方。”校长关桂秋介绍。这是学校大门左侧的一间平房。里面一间是卧室，不足10平方米的空间放着一张床和一个写字台，写字台上堆满了作业本。连续几天雨雪，渗透了屋顶，又沿着墙角流下来，在天花板和墙壁上留下斑斑水迹。外面一间放着一个图书资料柜，一个单灶煤气炉和几把椅子。一个铜匾摆在房间里面最显眼的位置，上书“授予查文红砀山县荣誉公民”。

　　“自从有了查老师，我这村干部都好当了。就说计划生育，过去我们磨破嘴皮子也没法说服乡亲，现在只要查老师开口，没有一个不听。”村支部书记蒋振随说：“有一次查老师生病，就住在这间屋里，村里男女老少都来看她。这一次她在上海治病，村里好多人要去上海看她。我们这些村干部，要想集资，让人家掏20元都很难，可一说去上海看查老师，他们说每个人出200元也愿意。你说奇怪吧？也不怪，查老师是好人啊！”

　　“查老师关心穷人。”60岁的老党员魏家民一边说一边抽泣，“她不要上海……她要我们这个穷地方……她女儿病了，也不回去啊……她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啊……我这么大年纪了，没去过上海，现在我要去……去上海……去看她一眼”。

　　“从上海到砀山，我就是想做一点有意思的事”

　　从上海到砀山，从都市的下岗职工到农村的义务教师，查文红的这一条道路，虽然不是她对自己命运的一种刻意安排，但是，你若追寻她的足迹，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查文红从小就有一个当老师的梦想。女儿赵静到今天还能清楚地描述，妈妈是怎样把自己的理想转移到女儿身上的。“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女儿说，“有一次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妈妈就要我写将来做一个老师。这里面融入的其实就是妈妈自己的情感。”

　　1968年到1977年，正处在青春年华的查文红到黑龙江插队。那是她第一次离开繁华的上海去做一个农民。她说：“这10年，让我对农村和农民有了一种特殊的情感。”一个偶然的机会，深受影片《乡村女教师》影响的查文红，成了东北边境地区的一个乡村女教师，一当就是8年。这种经历，让这个都市女孩子对农村孩子有了一种难舍难分的情感。

　　从黑龙江回到上海以后，查文红的这种教师情结没有消逝。丈夫赵达林说：“逢休假，别人都是往风景名胜跑，她却往农村跑，说是想去看那里的学校。”邻居都说她不像上海人。她说：“我总觉得自己和农村的孩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看到学校好一点，我心里就轻松一点，他们不好过，我也难过。”查文红深知自己的能力有限，也没有更多的能力来帮助农村穷苦的孩子。这是她心头经久不褪的一个遗憾。

　　1993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查文红看到了团中央实施“希望工程”的公益广告，这个消息让她很高兴：这正是她多年以来想做的事情。她和丈夫、女儿商量资助困难学生的事，赵达林和赵静一口同意。3月10日，查文红一家向“希望工程”寄去了第一笔捐款：120元。从此，查文红每月都往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寄钱。

　　1995年，青基会发给她“救助卡”，将她与砀山县魏庙小学四年级学生马小峰联系在一起。马小峰和妹妹马小云是一对孤儿，从小就失去父母，只靠着奶奶艰难地生活。由于查文红的资助，马小峰得以顺利入学。1997年8月26日，查文红忽然收到马小峰班主任的来信，说马小峰要辍学，“他奶奶生病了，家中没劳力，他要用自己稚嫩的双手来养活奶奶和妹妹……请查阿姨劝劝他继续念书。”

　　想了一个晚上，查文红决定去砀山探望马小峰。9月4日下午，查文红终于见到了通信两年多的马小峰。尽管她对那里的贫困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但面前的景象还是让她震惊，直到多年以后还历历在目：“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啊：房子是土坯的，屋顶是茅草的，门上没有门框，窗户没有玻璃，床上用晒干的玉米皮当褥子，没有一条像样的被子，芦秆编成的墙上贴满了马小峰和妹妹的奖状。马小峰，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头发竟白了一大半，手上长满老茧，比城里70岁老人的手还要粗糙。”查文红摸着马小峰的手，再把他揽在怀里，对他说：“阿姨就是要饭也要供你上学。”

　　当天，魏庙小学300多师生停课一天，开了一个隆重而又简朴的欢迎会。查文红在会上说：“我当过8年的代课教师，等我退休以后，愿意到这里做一个不拿一分钱的教师。”

　　1998年，在上海一家百货公司工作的查文红办了待休手续。那一年她45岁，周围的人都把她叫做“下岗的”。而她觉得自己“从今以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了”。

　　有人劝告她，退休就该休息。可查文红实在不愿把自己以后的大把时间用来休息。她想起那次到魏庙小学，曹庄镇教育办公室主任姜新标对她说：“曹庄镇还缺80多名教师，如果大家都像你一样来关心农村教育就好了。”她也想起自己那天说过的话。她知道自己后半辈子应该怎样过了：“农村有我的舞台。”

　　1998年8月，查文红来到砀山县，在魏庙小学当了一个教师。“从那以后，总是有人问我，为什么从上海到砀山。”她说，“其实很简单，我就是想做一点有意思的事。”

　　“在农家孩子中间，我感到被尊重和被需要”

　　查文红的选择，对许多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在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上海，有人说她是“千万分之一”、“一个傻瓜”。在砀山，有人说：“咳，上海人，还是不拿钱的，呆不长啊。”

　　其实，上海和偏僻乡村的差别之大，查文红比任何人都能更深地体会。她起初很不习惯砀山的生活：喝的，水面有浮尘，杯底是厚厚的一层沉淀物；吃的，除了酱豆子还是酱豆子，她每天都会想起上海的翠滴滴的青菜。查文红在犹豫。她问赵达林到底要不要回家。老赵在电话那头只有一句话：“女儿盼望你回家。”亲情、乡情一下子把查文红回家的念头拉得很近。

　　但是，眼前也有一片温情。老师们轮流来照顾她，学生们围着问长问短，一个孩子还送来一棵大白菜和几个砀山梨。她知道砀山梨驰名全国，但第一次体味到这梨中有一种特殊的滋味。“我到砀山没干几天，人家就这样想着我，关心我，我为前几天的念头感到惭愧。”她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她决心留下来。她说：“我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们能够遵守纪律、好好学习。”

　　她带的班是一年级，有47个孩子。现在，这些孩子已经是四年级，查文红还是他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课老师。3年多来，这个班在全县20所小学统考中，年年得第一。查文红还给学生们带来了新的文明习惯。当查老师第一次告诉孩子们上课前要起立，要说“老师好”时，学校的老师们都劝她说：“农村不兴这一套。”现在，这个好习惯已被全校师生接受。

　　查文红的工作没有工资，也没有补贴。村里几次送给她生活费，她都如数退回。她不是不需要钱。她丈夫也是提前退休的工人，两个人每月1200元的退休金，要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养活一个家，紧巴巴的。结婚20多年来，这个家几乎没有添置过一件家具。尽管如此，她不肯要砀山人的一分钱。“他们太困难了。”她说，“我怎么能拿他们的钱呢。”

　　一年又一年，查文红没有像有些人预料的那样“呆不长”，村民渐渐地相信这位老师真的和别的人不一样。怀疑变成了接近，然后是信任和热爱。

　　“我一个大男人，从来不哭的，可是查老师来了以后，我掉了几次眼泪。”姜新标这样说。作为一个主管农村教育的干部，他对农家孩子的读书写字有着特殊的关注。但他怎么也想不到，一个上海人，竟然能把自己的感情全都放在这些孩子身上。看到查文红自己家里那么困难，还拿出钱来资助马小峰兄妹，他掉泪了。那一年，查文红回上海过年，孩子们舍不得她走，团团围着她，一路送出好远，喊着“查老师”，哭声一片。看到这一切，他又掉泪了。

　　查文红到砀山以后的第一个春节，为了让她早几天回上海，校长决定提前给她放假。课堂上，查老师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想法向学生们说，却遭到孩子们的反对。丁莉说：“老师，我家过年包饺子，你到我家过年，可以吗？”“我家过年蒸好多的馍。”“我家过年炸红芋丸子。”孩子们纷纷喊起来。

　　看着这些孩子，查文红真想留下来，可她太想女儿了。她把对女儿的思念告诉她的学生，教室里蓦然寂静。丁莉用一双大眼睛注视着查文红，小声说：“老师，亲我一下，行吗？”查文红走下讲台，走到丁莉面前，俯下身去，在这女孩红扑扑的脸上亲了一下。当她抬起身来的时候，全班同学都拥过来，都想得到查老师的吻。47个孩子，47个吻，用了差不多一节课的时间，查文红脸上也沾满了泪水和鼻涕。“孩子们对我太好了，我总觉得为他们做得太少。”查文红在慢慢地、清晰地体会着自己的心血所带来的收获。她说：“在这些农家孩子中间，我感受到一种被尊重和被需要。”

　　查文红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用在这些贫穷的孩子身上，再也顾不上上海那个家。女儿结婚，她没有回上海；女儿生病做手术，她也没有回上海；女儿分娩，查文红还是没有回上海去看一眼外孙。查文红说：“我能做的就是为女儿找好医院和好医生，为她买一份医疗保险。呆在她身边，也帮不上什么忙。魏庙小学的孩子们更需要我。”

　　“我们只希望过一种普通的生活”

　　查文红说，她在上海住院动手术的那个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了砀山的那些孩子们，孩子们冲她说：“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她就哭醒了。当听说记者要去砀山魏庙小学时，她托记者向学生们说几句话：“老师很想念你们。我很快就会回来。”

　　12月中旬，查文红出院了。可是她发现周围的情形变了。她现在出名了，很多地方请她去做报告，一批又一批的记者来采访她。她曾经说，她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现在，她觉得这一切并不是她想要的。

　　“她特别不愿意宣传自己。”曹庄镇党委书记王金夯告诉记者，“我第一次请她做报告的时候，用了好几天都说服不了她，她说，‘这是我一个人的事，不想让别人都知道。’”赵达林也发现自己的生活变了。“我们是一个普通人家，我们只希望过一种普通的生活，不希望别人来打扰。”他在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显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情。

　　当年为去不去砀山，查文红曾经矛盾过，那是为了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现在，她仍然在矛盾着，她只想做老师，不想做名人，不过，她发现，她不得不去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了。“假如大家都来关心农村教育，那么牺牲我的一点宁静，也算不了什么。”查文红这样说。

　　确实，当人们都来关心查文红时，也就有更多的人来关心魏庙小学了。就在查文红那低矮的“四一班”教室后面，依靠捐助建设的教学大楼，正在拔地而起，在当地，这显然是一座最漂亮的楼房。当地人都说，没有查老师的知名度，就不会有新校舍。它曾经是那些孩子的一个梦，也是查文红的一个梦。 （本报记者  王伟健）

　　《人民日报》 （2001年12月25日第一版）

（责任编辑：周仙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