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飞（左）正在观察从赤水河采集到的长江鲟。受访者供图

潘晓洁在实验室中分析样本。受访者供图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项目泰州市“一市一策”驻点跟踪工作组在长江岸线调查采样。受访者供图

长江南京段，一头长江江豚跃出水面。王臻琪摄/光明图片

新华社发

  【到新时代新天地中去·守护长江】 

  3月28日凌晨3点30分，湖北武汉，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们忙得满头是汗，小心翼翼地打捞着养殖池内的“中华鲟宝宝”。这一天是第二个“中华鲟保护日”，他们精心繁殖培育数月的5万尾子2.5代中华鲟鱼苗将被放流长江。

  9点35分，第一批鱼儿欢腾着奔赴滔滔江水，消失在岸上科研员“父母”的视线中。但他们的牵挂没有间断——研究人员将持续监测携带标记的中华鲟轨迹，开展跟踪研究。

  同一时间，浙江嘉兴，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环科院”）的科研工作者们已在南湖工作了近两个小时。几年里，在清晨时去南湖查看水生植物的生长状况，完成一天里的第一件任务，已成为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嘉兴市“一市一策”驻点科研团队成员的日常。

  …………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为了保护她，一群青年科研人早已出发，从此一江碧水，成为他们青春之笔最眷恋的画布。

1.做“医生”，为长江把脉问诊开药方

  3月的嘉兴南湖，波光粼粼、清可见底。南湖风景名胜区讲解员告诉记者，多年前，南湖的水有时还是浑浊的黄色，远没有现在清澈，是国家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家长江中心”）的驻点科研团队和他们背后的一大群人，带来了改变。

  “我们像医生一样，把脉问诊开药方。只不过我们的‘患者’是长江流域需要改善水质的水域。”2017年初，80后青年、嘉兴市“一市一策”驻点科研团队成员车霏霏副研究员跟随团队，开启了水专项“十三五”嘉兴市水污染协调控制与水源地质量改善项目。4年多时间里，团队长期现场调研、驻点观测，识别影响南湖水质提升的关键问题。

  “悬浮物高、透明度低下。”“医生们”诊断“病症”，制定系统性治理对策，形成了水质提升与生态修复总体方案。技术支撑之下，各部门通力合作，南湖原来的Ⅴ类水跃迁为III类水，实现了蝶变。

  任务接踵而至。2020年初，中国环科院受嘉兴市委托，进一步开展以南湖为中心的九水水系生态修复对策研究。“男生去河道采集样品，女生们夜以继日进行样品指标测定、分析，分工有序！”车霏霏说。

  这轻描淡写的语言背后，是一段段具体又艰难的旅程。记者了解到，小伙子们调研采样时所乘的船是只能容纳三个人的小船，每次出发都要带一个小型发动机。发动机没电了，小伙子们要靠划桨前进。烈日暴晒、大雨侵袭，这些年轻的科研人义无反顾。先后四次大调研，他们划行过的河道高达190多条，采集的样品超过1000份。

  “每一组数据、每一张表格是怎么得来的，我们都感同身受。”80后青年、中国环科院高级工程师白璐虽身在北京，但清楚地了解在驻点的同事们为保护长江忘我工作，还要克服疫情等很多因素的不利影响。她所在的团队，开展了“长江流域总磷排放清单编制”工作，数据处理量大，处理过程繁复，消耗着所有成员的心力。

  “可大家甘之如饴。”白璐说，保护长江这条朴实又有意义的路似乎拥有着某种魔力，吸引着大家，并且让人们都团结地拧成了一股绳。为了尽可能地减少驻点团队的工作量，为了绘制“长江流域总磷排放一张图”，白璐和团队成员常常集中工作到深夜还不愿散去。

  唯有当事人，最知其中的不易。采访时，80后青年、国家长江中心运行管理部副主任杨鹊平屡次劝记者：“要多说一点共建单位的故事。长江太长了、太大了，长江大保护这宏图大业，有太多的人在为之努力着！”

  2018年，生态环境部党组决定组建国家长江中心，成立了含23位院士在内的顾问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国家长江中心采用“1+X”模式，依托中国环科院，联合了269家共建单位，为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开展联合攻关。

  这个给长江“把脉问诊开药方”、为地方“送科技、解难题”的大团队组织起来的科研人员超过5000人。

2.做“母亲”，像照顾宝宝一样照顾鱼儿

  “孕妈妈生宝宝，需要舒服的温度、卫生的外部环境，鱼儿也一样，而且需要的条件可能更多。在繁殖季节，鱼儿需受特定的水流流态或水文过程刺激才能顺利产卵繁殖……”宣讲时，科普时，80后青年、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科研计划处处长潘晓洁研究员常常引用这样的例子来讲解。因为在外行看来，她与团队在生态调度方面的研究听上去不容易理解。

  “通俗地讲，生态调度就是通过运行调度管理，利用水工程对河流水流进行干预，结合鱼类习性、水温、来水等综合情况，人为地制造一个合适的涨水过程，也就是人造洪峰，为长江里的鱼儿创造自然繁殖的条件。”潘晓洁与团队要通过研究，提出调度方案参数，确保水工程在发挥防洪、发电等效益的同时发挥好生态调度的作用，解决水工程建设运用中面临的一些生态问题。

  团队真的把长江的鱼类当成了宝宝，把责任牢牢扛在肩上。自2011年开始，三峡水库连续11年实施了16次促进四大家鱼繁殖的生态调度试验。每年，团队科技人员徐薇等都会雷打不动地到沙市断面进行现场监测，一去至少两个月。到了鱼类产卵高峰，更是需要高强度的投入，“很多时候忙得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

  献给长江保护事业的青春没有被辜负。他们长期的监测研究，有力证明了三峡水库生态调度对促进鱼类繁殖发挥的积极作用，四大家鱼的总体繁殖规模逐年攀升。目前，生态调度已在长江流域十余座大型水工程调度运行中得到了成功应用和推广，为构筑美丽长江提供了支撑。

  大家大胆果敢地往前迈进。为了破解水利工程如何与生态和谐共存的问题，团队开始研发针对闸坝阻隔的过鱼设施技术，他们创新了过鱼设施生态水力学设计技术体系，设计并建设完成了国内首个集运鱼系统。

  大家又谨慎悉心地呵护着所有细节。将中华鲟从子一代培育到子三代，团队中华鲟研究小组的廖小林等科技人员，需要几十年如一日地与中华鲟为伴，“可能比照顾自己宝宝还精细”。他们每天小心翼翼地关注食物和水温，如若稍有不慎出现不测，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可能就全部归零。

  “江水粼粼、江豚嬉戏、鱼翔浅底，只要这幅画里哪怕一小抹色彩与自己的努力有关，那么，我们的青春就有意义。”这支年轻化、具有创新精神的团队，今天仍然奋战在长江大保护的战线上。30多人的队伍中，80%以上是35岁以下的青年人，50%以上的人员具有博士学历。

3.做“学生”，向大自然寻求解决问题之道

  14年前，20岁出头的研究生刘飞来到赤水河畔，“行李带了很多，因为一待就是三个多月”。

  眼前的科研场所和设备“惊掉了这位‘天之骄子’的下巴”：条件艰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临时租住在河边的村镇；“养殖装置”就是些塑料盆、水桶，在屋里一字排开，里面养着捕捞上来的鱼卵鱼苗。

  “大科学家们，就蹲坐在地上观察、记录。”今天，已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的刘飞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仍按捺不住内心的波澜，因为正是在这简陋的环境里，他触摸到了环保科研前辈高尚的心灵。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长期驻扎于此，调查、监测、育苗，获取大量一手观测数据和标本资源，持续完整记录河流的鱼类资源及生态系统变化。流经云贵川的赤水河，是长江上游唯一一条干流没有修建大坝、维持着自然流态的大型一级支流，也是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少鱼类赖以生存的庇护所。科学家们精心地呵护着这里的一切。

  到了刘飞这一代，研究所已接力了三代科研人。也正是这段难忘的实习经历，让他再次确定了自己科研生涯的使命——保护长江。自此，刘飞踏踏实实留在这里“做学生”，向科研前辈学知识和经验，向渔民学涉水和捕捞的技术，向大自然寻求解决问题的规律和智慧。

  如今，随着“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保护及赤水河河流生态观测试验站”的落成，常年奔波在整个流域的研究者们有了驻扎的营地。

  条件改善了，不过常年野外作业的工作性质没有变，风雨无阻、不怕吃苦的科研传统也没有变。每年3月至8月鱼类生长繁殖期，刘飞和团队们便开始忙碌，监测和采样工作繁重却又缜密，中间不能间断。

  赤水河一带夏天气温有时超过40摄氏度，雨季山洪泥石流频发，危险经常擦肩而过，可大家没有停下脚步。“搞生态的必须到野外去！”中科院水生所曹文宣院士等老一辈科研人朴素的话语，被一代代博士生、硕士生继承了下来。

  科研人也能涵养一方水土、影响一群人。在他们的带动和呼吁下，当地村民放弃了传统捕鱼生活，并严格遵守相关部门的禁渔政令。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中，村民们读懂了保护母亲河的意义，很多人争做科学家们的向导。

  就在3月中旬的一天，刘飞和团队刚上船准备开始科研监测活动，几个小学生误以为他们是来非法捕鱼的，跑过来大喊：“不许搞鱼！不许搞鱼！”

  看着人们保护长江的意识逐渐在心中扎根，几个年轻的科研工作者站在船上，咧着嘴笑。

  （本报记者 彭景晖 李丹阳）

  （本期选题支持：张蕾、张锐、周梦爽、安胜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