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初夏的一个上午，按约定的采访时间，我准时走进李振声先生家。

　　李振声的家给我的第一印象就两个字：清贫。数十年来，李振声搬过好几次家，现在这个家是他最新的、也是最富的一个家。可这个最“富”的家别说和南方的农民相比，就是与当今中国一般的农民相比，也有不小的差距：客厅除了一套一般家庭早在80年代就已淘汰的简易沙发和一个小书柜外，再无一件像样的家具；为我摆放茶水的茶几，是一张过去农村常见的那种四方形的小木凳，其使用寿命估计不下30年；阳台上放着的是一个约50厘米高、40厘米宽的“写字台”——其实就是一个用铁架子支撑着的小木板，上面是一部手提电脑，旁边搁着一个仅屁股大的小墩子。他夫人说，老李平常就坐在这个小墩子上，趴在这个小木板上写点论文什么的。

　　如此一个家，显然很难与一位中国顶尖科学家联系在一起。但这个家却有一件常人无法拥有的无价之宝，这就是李振声在2006年获得的“中国最高科技成果奖”奖杯！该奖奖金500万元人民币，按规定，其中450万用作由获奖人自主的科研经费，剩下的50万则归个人支配。换句话说，假如李振声将属于个人支配的这50万用于家庭建设，他家留给我的印象肯定就不是清贫而是富有了。但李振声舍弃了“富有”而选择了“清贫”，把这50万全部捐给了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用于青年科技者的助学基金。谈及此事，李振声平静而淡定，说自己一生与世无争，平平静静，粗茶淡饭，吃饱穿暖，生活上没有什么要求，现在能有这个条件，已经很知足了。

　　谦谦君子，一介布衣，这便是李振声。

　　这一试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

　　李振声一生追求的梦想和袁隆平一样，也是为了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他之所以有这个梦想，同样与饥饿有关。那是1942年，据当地史志记载：“山东大旱……灾荒严重，饿死者、卖儿卖女者甚多，外出讨饭者无数。”这一年，李振声11岁。李振声清楚地记得，这年大年已去，老天还是不下雨，地里的庄稼不长草，家里的粮缸不见一粒米。村里人把榆树叶和树皮吃光了，最后开始啃葱干和蒜皮。11岁的李振声第一次面对饥饿，也第一次面对父亲那双饥饿的眼睛。正是因为饥饿，父亲患了严重的胃病，年幼的李振声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便是去中药店为父亲拎回一包药来。不幸的是，父亲饥饿的眼睛仅注视着他长到13岁，便永远离他而去。父亲留给李振声最后的也是唯一的记忆，便是那双饥饿的眼睛!

　　饥饿伴着李振声渐渐长大。在饥饿的煎熬中，李振声坚持选择了读书。李振声的家中，挂有两副对联，一副是：“知足者常乐，能人者自安”。另一副是：“聚钱财莫如为善，振家声还是读书”。这是父亲的家训，也是父亲的遗言。所以靠着哥哥在济南一家店铺当伙计和亲戚的帮助，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的李振声一直坚持读到高二。然而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人拉扯着他兄妹四人，日子过得十分酸苦。最让李振声难堪的，也最伤李振声自尊的，是每个学期开学前他都要去向别人借钱，有时在人家门口站了半小时，也迈不进门槛。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李振声只好辍学，只身来到省城济南寻找工作。一日，他在街头闲逛，忽见山东农学院门口贴有一张招生广告，其中有一条分明写着：“免费食宿”！这让李振声非常惊讶，难以置信：既可上学，还有饭吃，天下还有这等好事？但他决定试一试。没想到这一试，竟“试”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于是跨进山东农学院大门的第一天，他便立下誓愿：毕业后我一定要多种粮食，让每个农民都有饭吃！

　　探索小麦杂交之路

　　1951年，李振声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北京遗传选种实验馆，这对李振声是个不小的惊喜。更让李振声惊喜的是，他还有幸听到了华罗庚、钱三强、艾思奇三位大师的科学报告，这对他后来做人做事大有裨益。1956年，李振声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背起行囊去了陕西的一个小镇杨陵，从此开始了对小麦育种的潜心研究。而就在这一年，中国农业史上最严重的“小麦条锈病”大流行，造成不少地方小麦产量减产30%到50%，甚至有的地方绝收。李振声说，这种病非常可怕，谁要是穿条黑裤子在麦地里走一趟，就会全变成黄裤子。我看见不少农民都在地头抱头痛哭。当时全国的粮食只有2000多亿斤，一下就减产100多亿斤。故有专家们把“小麦条锈病”称之为“小麦癌症”！而据全世界25个国家统计，“小麦条锈病”的病菌变异速度很快，平均5年半就能产生一个新的病种，而要培育一个优良抗病麦种至少需要8年！因此攻克“小麦条锈病”，成了当时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以至于周恩来都发话说：“要像治癌症一样治理小麦病！”

　　李振声决定从事优良抗病小麦的研究。在研究史料的过程中，他发现小麦的进化历史原来竟是如此的传奇：9000年前，中东地区一家村民在烧火做饭时，一粒小麦从指缝漏下，跌进了炉灶的裂缝里。幸运的是，这粒小麦非但没有烧成灰，反而被碳化了，9000年后又幸运地被人类从一个古墓里发掘出来。这就是人类最早发现的小麦，科技界称为“一粒小麦”，即每个麦穗上只结一粒种子的小麦。这一发现证明，9000年前，人类就开始种植“一粒小麦”了。后来，“一粒小麦”遇到了一种野草——“拟斯卑尔脱山羊草”，发生了天然杂交，结果，“一粒小麦”居然变成了“二粒小麦”，即一个麦穗上结出了两粒种子！再后来，即公元前5000年左右，许是上天对人类的眷顾，“二粒小麦”又遇见了第二株山羊草——“粗山羊草”，便有了第二次远缘杂交。二次杂交的结果，不仅小麦多产了，还彻底改变了小麦的祖先——“一粒小麦”和“二粒小麦”的“体质”，让小麦可以“发面”了！我们今天吃到的“发面”的馒头和面包，靠的就是“粗山羊草”贡献的基因。

　　李振声在大学期间就有搞小麦育种的理想，分到中科院后，师从土壤学家冯兆林，3年中便搜集、整理、研究了800多种牧草，因而对各种牧草的习性非常熟悉，知道有一种叫偃麦草的牧草具有很好的抗病性。当他深入研究了小麦的发展由来后，便忽发奇想：既然我们今天吃到的小麦就是最原始的“一粒小麦”先后与两种山羊草天然杂交而来，那么能不能通过人工的办法，选择具有很好抗病性的牧草与小麦进行杂交，把牧草的抗病基因转移到小麦里，这样不就可以培育出优良的抗病麦种了吗？也就是说，为小麦再寻找一位优秀的牧草丈夫，让它“再婚”一次，使其后代获得牧草的抗病基因，促使小麦增产。李振声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植物学家闻洪汉教授和植物病理学家李振歧教授的支持。于是，李振声从此开始了枯燥的田间试验。

　　但远缘杂交，就像马和驴杂交的后代骡子没有生育能力一样，要让小麦的后代获得牧草的抗病基因，并非易事。第一年，李振声选了12种牧草与小麦杂交，只成功了3种。但他发现了一个秘密：长穗偃麦草的后代长得最好！于是便把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了长穗偃麦草上。李振声是个认准了理就要干到底的人，所以一干就是20年！直到1979年，才将偃麦草的抗病和抗逆基因成功转移到了小麦身上，培育出了“小偃6号”等一系列优良的抗病新麦种。此后“小偃6号”成为中国小麦育种的重要骨干亲本，其衍生品种近50个，全国累计推广3亿多亩，增产小麦逾150亿斤！由于这种小偃麦的抗病性强、产量高、品质好，于是黄淮流域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要吃面，种小偃。”

　　“小偃6号”的成功，并未让李振声停止探索的脚步。他深感20年的育种过程实在太漫长了，便引入美国著名遗传学家西尔斯的“中国春小麦单体系统”，将远缘植物的染色体转移到小麦中，以此建立小麦染色体工程，缩短育种周期。经多年努力，李振声终于建立了快速选育小麦异代换系新方法——缺体回交法。利用这种方法，只用了3年半时间，便育成了小麦-黑麦异代换系——“代96”，全国累计推广面积达1000万亩以上，为小麦染色体工程育种的实用化开辟了一条新路。

　　用科技造福亿万农民

　　然而李振声对中国的粮食发展问题始终怀有深深的忧虑。2004年，当中国粮食连续5年出现下滑时，李振声发出了一个科学家真实的声音，他说：“我国粮食产量5年减少了1632.5亿斤；人均粮食从821斤下降到667斤，相当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后退了20年。”为此他四处奔走呼吁，提出了争取3年实现粮食恢复性增产的建议，体现了一个科学家的良知与责任。

　　李振声不止一次地说过：“我是农民的儿子，和农民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深知粮食来之不易！”的确，迄今为止李振声为粮食问题已经苦苦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他的心始终贴着土地，贴着农民，想为农民所想，急为农民所急，为了自己的那份梦想，像一个守望者一样数十年如一日地默默坚守在麦田，坚守在底层，坚守在农村，与农民朝夕相处，同甘共苦，一起呼吸，一起心跳。在陕西蹲点的几年中，他曾经吃过120家农民的饭。所以他知道农民想什么，要什么。比如，在稳产与增产问题上，农民总是把稳产放在第一，增产搁在第二。为什么呢？因为农民最关心的是吃饱而不是吃好的问题，只有稳产了，才能填饱肚子；如果一味地追求增产、高产，就很难保证农民不饿肚子。所以作为一个科学家，李振声的小麦育种方向总是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和客观规律来确定的。因为培育一个育种需要8年，倘若方向一旦错了，农民就只有饿肚子。而且，育种方向一旦确定后，李振声便数十年如一日，专心致志，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百折不挠，把一生的时间和精力全部用在做这一件事情上。如此一来，便少了不少麻烦，多了许多时间。因此，如果说李振声的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这秘诀在我看来主要就两点：一是甘于寂寞，埋头耕耘，与世无争；二是认准目标，持之以恒，倾其一生。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两类，一类沉迷书斋，一类坚守田野；一类在理论上拼取桂冠，一类在实践中创造成果。李振声属于后者。他在长期实践中锤炼与保持着自己的品格与个性，既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一种风骨，也昭示着未来社会应有的一种真诚。李振声今年已经75岁了，依然保持着自己做人做事的一贯风格，就像他贴在家中的自律格言一样：“做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做事：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他每天依然早起晚睡，分秒必争，一如既往地关注着中国粮食的发展。他说：“今后要在节约资源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上、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上下大功夫，多出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科研成果，用科技造福亿万农民！”或许正是有了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有了这种以民意为本，以土地为根，让天下所有人都有饭吃、不再挨饿的人生坐标，他数十年来在寂寞枯燥的小麦实验田里才会心静无尘，守望到头。

　　（责任编辑：曾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