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去信给留美科协，希望留美科协动员留学生们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图为1950年留美科协在芝加哥召开年会时各区代表的合影。照片由中国科协提供

中国妇产科学开拓者之一、著名医学家林巧稚（右前）在检查初生婴儿的健康情况。照片由中国科协提供

1955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钱学森一家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图为钱学森一家在回国轮船甲板上。照片由中国科协提供

1961年，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淦昌（左一）受命秘密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照片由中国科协提供

病毒学家、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顾方舟在进行实验。照片由中国科协提供

1980年，中国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李桓英（左一）在广西北海看望麻风患者。照片由中国科协提供

写在前面

　　无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火热的和平建设时期，广大的科技工作者会聚在党的旗帜下，以自己的智慧乃至生命，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丰碑，留下了代代传承的科学家精神。5月24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联合科技部、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共同主办的“众心向党 自立自强——党领导下的科学家主题展”开幕，展示了几代中国科学家前赴后继、勇攀科技高峰的壮丽画卷。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五所高校的青年学子在展览开幕之际向全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发出“倾情接力科学家精神火炬”倡议：“继承发扬老一辈艰苦奋斗、科技报国的优良传统，将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作为自己不懈奋斗的动力。”“老老实实搞科研，清清白白做学问。不走急功近利、追求‘短平快’的歪路，而是走潜心研究、‘十年磨一剑’的正路。”

　　数往知来，那些光芒熠熠的科学家，如闪耀星辰，重温他们的故事，照亮更多人前行的路。

有一个地方叫祖国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华罗庚、谢家麟、邓稼先、叶笃正、涂光炽等科学家曾经为了回到祖国历经了千难万险。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待兴，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邀请海外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在强烈的责任感和爱国情怀的驱使下，大批归国心切的海外知识分子响应祖国号召，经历无数曲折返回祖国怀抱。

　　钱学森1950年回国时，遭到美国海关和联邦调查局人员非法逮捕，此后的5年中他一直生活在监视之下，并不得不每个月到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报到”。

　　应崇福在准备回国的前四天，收到了美国禁止他出境的通知。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逐步解除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离境限制，他毅然回国。他曾在一封信中说：“有一个国家叫中国，这个国家是我的祖国。这个国家亟待需要服务。”多年后，应崇福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我国超声学研究的奠基人。

　　1950年8月，著名微生物生物化学家沈善炯、著名空气动力学家罗时钧、核物理研究和加速器建造事业的开拓者赵忠尧等在回国途中被美国中央情报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扣留，并关入日本东京下野的巢鸭监狱。直到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对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严正抗议，迫于各界压力，美国政府于同年10月下旬将三位科学家遣送上威尔逊号，并在他们的护照上打上“驱逐出境”的字样。

　　清华大学医学院直博六年级学生单思思：

　　“看完这些事迹，我被老一辈海外学子的爱国之心、坚定信念以及排除万难也要报效祖国的勇气深深打动。作为一名青年科技工作者，我们应传承老一辈的科学精神，肩负起新时代历史使命，自强不息，勇于创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作出更多造福国家和社会的贡献。”

那些“失踪者”“神秘人”

　　中国的“两弹一星”是20世纪下半叶中华民族创建的辉煌伟业。这辉煌背后有无数科学家甘做“失踪者”“神秘人”。

　　1958年秋，邓稼先接受党的指派，前往大漠深处从事原子弹研究工作，他与家人一别就是20年，隐姓埋名成为“失踪者”。与他一同工作的还有留下“我愿以身许国”六个字，就此“消失”的当时广受物理界关注的王淦昌。

　　从此，中国大漠深处多了一个叫王京的老头儿，喝烧不开的水，吃蒸不熟的馒头，常常与大家一起工作到凌晨，虽年过半百却事事亲力亲为。直到17年后人们才知道，那些年原来是王淦昌化名“王京”，一直工作在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第一线。

　　“消失”的还有程开甲。1960年，一纸抽调令让程开甲奔赴大漠。4年后，罗布泊升起的蘑菇云震惊世界，程开甲便是参与其中的开拓者之一。此后，他还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氢弹、两弹结合以及地面、首次空投等30多次核试验，被称为中国“核司令”。直到1984年，已66岁的他才因身体原因调回北京，结束了24年“神秘人”的生活。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从接受了氢弹研究任务那一刻起，“两弹一星”元勋于敏的名字和他所从事的事业，一起成了国家最高机密。28载隐姓埋名，他为我国氢弹突破作出了卓越贡献。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院四年级博士生海星朔：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是老一辈科学家们的誓言，他们生动地诠释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如今，接力棒传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吾辈青年也必将担起重任。作为一名航空航天人，‘爱国奉献、敢为人先’是我的价值追求。未来，我将追寻先辈们的足迹、发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作出我们这代人的贡献！”

最赤诚的心献给祖国

　　2016年12月27日，一场特别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北京友谊医院举行。在这里，一位与党同龄的老人宣誓入党，这位老人就是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李桓英。

　　1958年，李桓英全家早已移居美国，但是她婉言谢绝了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续签5年合同的聘请，瞒着家人回到了祖国。1978年底，她被调到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从事麻风病的研究和防治。

　　李桓英曾只身前往云南勐腊县南醒麻风寨。为消除村民的自卑心理，李桓英主动接触麻风病人，病人家的水她仰头就喝，病人试探着同她握手，她就拉着病人的手不松，她期待用自己做例子，消除人们对麻风病人的歧视。

　　帐篷搭起手术室，竹片架成工作台。李桓英在简陋且艰苦的条件下悉心摸索，苦苦追求。两年时间，麻风村的所有病人全部治愈。在此后的十几年里，李桓英每年都要去麻风村，给停药的病人复查，结果是——无一复发。

　　为什么在耄耋之年申请入党？“我还不合格，但恐怕来不及了。”李桓英言辞恳切，“科研追求真理，党也追求真理。”搞了一辈子科研的她，对科研的态度极其严谨，对入党的自我要求也同样严苛。

　　年少毅然回国，不畏艰险深入麻风现场，95岁高龄入党。这位老人将大半生的精力投入到祖国的科研事业中，她将最赤诚的一片心献给了科研，献给了祖国。

　　李桓英这样杰出的科学家还有很多，如小麦远缘杂交育种奠基人李振声，受人民爱戴的“糖丸爷爷”顾方舟，水电建设创新旗手潘家铮等等。

　　中国科学院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三年级本科学生徐滢：

　　“我感受到了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无私奉献、胸怀大局的伟大精神。我们应该牢记投身科技事业的初心，坚守对科技事业的热爱，把探索真理作为事业的首要价值和毕生追求的梦想。心中有信仰，脚下就有力量。”

为国愿做“西迁人”

　　1955年，党中央为适应国内外形势和国家建设布局的需要，决定将交通大学主体由上海迁至西安。“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抱着这样的理想，交大师生激情澎湃地踏上了西行的列车。离开条件优越的大都市，走向环境艰苦的大西北，惜别家人、付出年华，从零开始建设……曾经无数的感人场景浓缩起来，无非四个词——“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

　　一张西安交通大学西迁教授钟兆琳指导青年教师的照片，向人们述说着中国电机之父钟兆琳先生的西迁故事。照片中钟兆琳戴的眼镜，陪伴他度过了在西安的几十年时光。

　　钟兆琳作为当时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对西迁非常赞成并积极支持。他的表率作用，鼓舞激励了许多教师、学生。周恩来总理曾提出，钟兆琳先生年龄较大，夫人身体又不好，可留在上海。但钟兆琳毅然决然地说：“共和国的西部就像当年的美国西部一样需要开发，当初校务委员会开会表决，我是举手赞成了的，决不能失信于人，失信于西北人民！”

　　就这样，钟兆琳将卧病在床的夫人留在上海交给女儿照顾，将两个儿子留在北方，将一辆英国小汽车处理掉，只带了一些日用品，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西迁的队伍中，还有最年轻的教授陈学俊和他的妻子袁旦庆。带着4个孩子乘坐第一批载有交大教师的专列来到西安，出发前他们注销了上海户口，把房子送给上海市房管局。他说：“既然去西安扎根西北黄土地，就不要再为房子而有所牵挂，钱是身外之物，不值得去计较。”

　　成为院士的陈学俊亲自教过的学生有2500多人，他们那一代西迁人留下的“西迁精神”，成为激励交大人砥砺前行的不竭精神动力。

　　西安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潘季教授：

　　“看到这些熟悉的画面，心情激动，党领导下的科学家众心向党、自立自强的光辉事迹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今天，我们可以骄傲地向党报告，在‘天问一号’火星探测，火箭发射等航天任务中，也有我们学校的科研团队和毕业校友的贡献。这两年，交大人发扬‘西迁精神’，为国家战略、西部发展的需要，又在西安中心向西的渭河边上的麦地里日夜奋战，建设了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探索建设中国特色一流大学的新模式。”

战疫，向科学要答案

　　2020年3月2日，一场特殊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广州、武汉两地举行。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广东省驰援武汉医疗队远程视频连线，钟南山院士领誓，为坚持奋战在抗疫一线的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徐永昊和驰援武汉汉口医院的内分泌科护士李颖贤两名同志举行“火线入党”宣誓仪式。

　　展览上，照片上的钟南山院士高举着紧握的右拳、目光坚定、神情刚毅，并寄语火线入党新党员，“疫情之下，正是需要共产党员站出来的时候”。钟南山带领团队殚精竭虑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一幕幕，为全国医疗界战胜疫情增添了信心和力量，也让全国人民再次记住了“钟南山”这个名字。

　　武汉市40家核酸检测机构“并肩作战”，日均检测量达1.4万份；北京首座气膜版“火眼”核酸检测实验室正式运行；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科研人员研制静注COVID-19人免疫球蛋白产品；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科研人员研制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从加强病毒溯源、传播力、传播机理等研究，到跟踪病毒变异，再到多学科力量联手进行药品和疫苗研发，展厅里一幅幅、一帧帧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的战疫影像，无不证明，只有坚持科学防治，才能看清病毒的“样子”、找到对症的“方子”、走对防控的“路子”。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博士生韩雨廷：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作为一名公共卫生领域的学生，‘公行天下，卫戍健康’就是我的使命。我深信，道虽阻但行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如青年科技工作者学风倡议所言，我们将继承发扬老一辈艰苦奋斗，科技报国的优良传统，将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作为自己不懈奋斗的动力。”

“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

　　“促使我国科学技术进入世界的前列”“科学技术是建国的大事，不朽的盛业”“一息尚存，此志不移”……这是科学家们在入党申请书、志愿书上的初心与誓言。

　　“为了使得我国的科学从落后状态快步赶上我们的需要，我们必须要加强党的领导”——在《请求转正报告》中，“两弹一星”元勋、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钱三强这样写道。“钱三强坚信对一个国家发展最重要的贡献，是发展基础科学的研究，广泛的基础研究才能支撑起一个国家科学整体的快速发展，以及具体计划的发展。今天来看，这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居里夫人外孙女、如今已90多岁高龄的法国核物理学家埃莱娜·郎之万-约里奥接受采访时回忆道。

　　1929年，当获悉外国将派遣科学考察团赴华采集生物标本时，中国原生动物学的奠基人王家楫深感“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中国的生物资源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开采”。他毅然放弃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回到祖国，并率先取得了我国原生动物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发现了许多海洋与淡水原生动物的新属种。王家楫用行动践行了他在《入党志愿书》中对党立下的誓言——“我热烈的迫切要求申请入党，决心将自己的命运和党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

　　著名小儿外科学专家张金哲，自1950年创建我国第一个小儿外科以来，为万余名儿童操刀手术，技术发明改进50余项，被授予国际小儿外科界最高奖项“丹尼斯·布朗”金奖。回望入党初心，张金哲说：“从入党的那一天，我就下定决心，要永远跟人民在一起。”

　　“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李保国夫人郭素萍：

　　“我是河北农业大学一名研究员，李保国已经去世5年多了，这5年多来我真真切切感到党对科学家的关怀。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作为一个从事林业的研究人员，我要沿着他们的足迹，在乡村振兴的路上奋发作为、无私奉献。”

　　（本报北京5月24日电 本报记者 詹媛 崔兴毅 本报通讯员 陈妙琪 郭娟 赵云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