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 （资料照片）

　　“我今天上午去朱先生家吊唁。”原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佳洱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沉重:“他是我的老师,曾经教过我原子物理。你知道吗,听他讲课真是一种享受!”

　　“所有的讲义都是他自己写的,一色的蝇头小楷,特别认真。课上,他往往采用启发式教学,经常提出问题,让大家思考,然后再告诉大家物理学的大师是怎么解决的。”让陈佳洱印象深刻的是朱光亚回答学生问题的方式:“有一次我去问他问题,他把我叫到黑板前,一边仔细地听我说,一边把要点记到黑板上。我问完了,他并不直接回答,而是开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反问我。他就是这样引导着我,让我自己把问题解决了。”陈佳洱说,朱光亚先生治学严谨,对学生们要求也非常严格,“我做毕业论文他常把我读文献的笔记本拿去,退回来时,上面有批注也有改正,教会我正确地阅读和领会前人的工作。”

　　1955年5月,朱光亚先生调到北京大学筹建物理研究室。“这是中央培养核物理人才的一个重要举措。在他的建议下,当年6月我也被调入北大。那时候我们这个研究室对外称546信箱。他亲自给学生讲原子核能谱学课,并指导我创建我国第一个原子核物理教学实验室,为第一届学生开出核物理实验。1956年,第一批99名核物理专业学生毕业了,后来他们中有6位院士。”

　　陈佳洱说,朱光亚先生对他们这些学生非常关心,心里总是想着他们。“有一年我和钱绍钧将军一起去看望朱先生。他开玩笑说:‘我啊!看到一个胖的,就想到一个瘦的。’胖的指钱绍钧,瘦的就是我。”钱绍钧,全军科技模范,实验原子核物理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朱光亚先生的学生,体胖。回忆起这段往事,陈佳洱深为感动。

　　“2000年,我担任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当2003年国家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时,让我负责基础研究部分。我就去向先生请教,他那时身体已不是太好,但还是非常认真地听我汇报,并且指出,基础研究有两个驱动力,一是学科前沿发展推动,一是国家需求牵引。”陈佳洱说:“这段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他的这个论述得到广泛的认同。”

　　“他这一生,爱国是第一位的。”陈佳洱说,“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想要造原子弹,就请吴大猷等知名教授遴选青年优秀学生到美国学习。吴先生选了两个学生,一个是朱先生,一个就是李政道先生。因为美国原子弹科研机构不对外国人开放,他就进入密执根大学学习核物理。在美国期间,朱先生不仅成绩好,几乎每门功课都是A,而且还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比如他担任了中国学生的学生会主席。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他就呼吁大家学成归国,报效祖国。”1950年朱光亚先生在回国的轮船上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同学们: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陈佳洱说:“你知道,有多少留学生是在这封信的感召下回国的啊!”

　　“朱先生毕生心系祖国、心系党、心系人民,这是他奋斗的动力。”陈佳洱说:“他始终考着虑中国科教事业的发展,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国家!”（本报记者 邢宇皓 齐 芳）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追忆朱光亚先生 陈佳洱:“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