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两位学界巨擘逝世，共和国一天痛失两位院士。

《光明日报》曾对袁隆平、吴孟超两位院士作出过报道，今天我们再次回顾这几篇报道，致敬两位院士！

— 袁隆平：一粒种子的承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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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解决吃饭问题不行。这个想法至今仍然牢牢地扎根在我的头脑中。这是驱使我孜孜不倦地研究提高粮食单产方法的最大动因。”

　　多年来，人工杂交水稻研究一直是各国科学家难啃的“骨头”，许多水稻专家在这道难题前碰了壁。他们得出结论：像水稻这样一朵花只结一粒种子的“单颖果植物”，利用杂交优势，必然制种困难，无法应用于生产。

　　1960年7月，袁隆平在学校试验田偶尔发现一株穗大粒多的“天然杂交稻”，从它身上，袁隆平联想到：既然自然界客观存在“天然杂交稻”，只要能探索出其中的规律，就一定能够培育出人工杂交稻来； 同样，也一定能够将这种杂种优势应用到生产上，从而大幅度提高水稻的产量。

　　栽培实验结果显示:通过少量的天然雄性不育株,完全可以培植出一个庞大的雄性不育系;再利用雄性不育系进行人工杂交制种,预期可以获得很高的产量和效益。

　　1966年2月28日,袁隆平的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育性》发表在中国科学院主编的《科学通报》第17卷第4期上。 那张寄自北京的十四块两毛八的小小稿费单,似乎也通知着袁隆平:你已经闯入了全世界公认的“水稻杂交无优势”的禁区。

　　（光明日报记者胡其峰）

— 知识农民袁隆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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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谁比袁隆平更像农民。

　　黑、瘦、背微驼。剪着小平头,硬茬茬的头发已经花白。光亮开阔的额头布满道道抬头纹,颧骨高耸,脸颊有不少老年斑。

　　一双大手伸过来,粗糙而有力。咧嘴笑得慈眉善目。

　　因为要见客人,他打了领带,身后的工作人员表扬他今天很“有型”,他摸了摸后脑勺哈哈直乐:“我再怎么打扮,都是个农民。”

　　见过袁隆平的人,都说他是个“好玩的可爱老头”。

　　他最热衷的投资是买皮鞋和摩托车,皮鞋大多是一两百元的,大部分已经送人了;各种型号的摩托车已经买了10来辆,几乎也是买一辆送一辆。70来岁的年纪,他还喜欢骑摩托车在田间飞奔,“我每天都要去试验田,从播种开始直到收获为止,上午一趟下午一趟,不去心里不踏实。一来一回大概有4公里路,骑摩托车方便。”

　　袁隆平的小院里,常常会飘扬出美妙的音乐――袁隆平拉小提琴,老伴邓哲弹电子琴,俩人一起弹唱。在一次国际会议的间歇时间,科学家们各展除了科研以外的种种才艺,大家轮番表现后,把目光投在了穿着“老土”、坐在角落不吭声的袁隆平身上,非要中国的科学家“来一个”。袁隆平站起来,用纯正的英文和浑厚的男低音演唱了一首黑人老歌《老人河》,把全场都“震”住了。

　　他和年轻人打麻将,不赌钱,输了钻桌子底,“有一次他们想把我钻桌子的镜头拍下来,可我身手麻利,一下子就钻过去了。”和年轻人打排球,他是“主攻手”,动作到位毫不含糊。冬天到海南搞研究,夜深了还会去海里游泳舒展筋骨,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是“魔鬼身材”,他拿出一张合影,“看看,这里面除了我,其他人都是大肚子。”

　　（光明日报记者唐湘岳）

—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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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袁隆平时，他正蹲在试验田里，双手托着一个稻穗在细细端详。见到记者，袁隆平笑着说：“就地采访吧。”说着就带我们去看他的杂交水稻，一边指点一边熟练地报出品种、产量等。空气比较湿热，我们有点燥热难耐，在前面带路的袁隆平却神态安详，步履轻松，且不时向田里劳作的农民打招呼，询问一些什么，看得出，他与这里的农民很熟。

　　当袁隆平院士轻轻托着稻穗琢磨时，你会发现他就像一位艺术家在鉴赏自己的作品。 “喜欢这水稻吗？”记者被问得一愣。旁边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超级杂交水稻，理论上亩产可达975公斤。只见稻秆高昂挺拔，稻叶细长如剑，稻穗饱满。

　　袁隆平的手在稻叶间轻轻掠过，“多美！既有阳刚之气，又有柔和之美，是不是？”说完，这位已69岁的老人竟像个孩子似的咧开嘴笑了。

　　（光明日报记者唐湘岳）

— 回忆我对袁老的两次采访 —

等到了“90”后，美梦就会成真

——回忆我对袁老的两次采访

　　2021年5月22日下午，一颗伟大的农业科学家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袁隆平，全人类的“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静静地离开了他所开创的伟大事业，离开了他无比热爱的祖国和人民！

　　此时此刻，14亿中国人的心都被这个噩耗折磨着，尤其是我们这些从饥饿年代煎熬过来的“50后”一代人， 更尤其是像我这样曾经一次次与袁老不期而遇在田间地头、论坛峰会，亲耳聆听老人畅谈"禾下乘凉"梦的人们，怎能不为之心碎？

　　九年前的盛夏，我在珠海采访出席生态特色农业高端论坛的中外专家。2012年8月29日，早餐过后，论坛尚未开幕，会场后面休息室里传出的喧嚣声吸引了我的注意，原来是我们的记者同行在采访82岁的袁老。

　　我急忙走进去，向袁老的秘书递过自己的名片，袁老扭头接过秘书手上的名片，当着众多记者的面，操着湖南口音大声说：“光明日报啊，知音勒！湖南的唐湘岳认识吗？小唐算我在你们新闻界最好的朋友了。他是你的同事，也是好朋友？那我们就是好朋友了，我愿意接受光明日报记者的专访，在场各位记者没意见吧！”

　　袁老边说边从沙发里站起来和我握手，并用双手把我按到他对面的沙发上，我受宠若惊地坐在袁老的面前，开始了虽然事先毫无准备，却也不慌不忙的采访。

　　足足一个小时的采访实录下来，我感觉，那是一篇东方人口大国粮食安全的郑重宣言，那是久久蕴藏在世界著名水稻专家袁老心中的一首激昂慷慨的时代战歌，那是中国农业梦想家对自身事业的最浪漫、最诗意的深情表达。

　　“泰国香米一斤多少钱？珠海本地香意浓有机米一斤多少钱？粮食市场上国产大米与洋大米谁唱主角？广东何时能实现粮食自给或基本自给？”

　　“粮价是百价之基，粮价太高了，百姓就惨了，社会就乱了；而粮价低了，就会谷贱伤农。如何才能做到既保证一个稳定的、平价供应的粮食市场，又能鼓励农民多交粮呢？只能是提高国家粮食收购价和增加种粮农民的财政补贴。湖南出台的惠农政策，仅对种粮农民的政府补贴每亩就达110元。 ”

　　“人多地少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国家的最大问题首推粮食，目前13亿多人口，按18亿亩农耕田来讲，现在人均耕地才1.4亩，少得可怜！可中国人一定要能养活自己，在粮食问题上没有救世主，绝不能仰仗他人！可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办法在哪里？ ”

　　“我要感谢珠海的农民朋友们，他们所进行的试验证明，在全年无霜期的中国南方粮食高产区，2分耕地养活一口人是完全能够实现的！我们在湖南40多个县启动了种三亩超级杂交稻，产四亩地粮项目，仅此一项，去年湖南省就增长了18亿公斤粮食，其中超级杂交稻增产11亿公斤！如果占全国耕地三分之二的低产区再实现三亩耕地产四亩地粮食的‘种三产四’目标，那么，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科技进步，创造出自己养活自己的奇迹！ ”

　　袁老拿起笔，在记者的采访本上勾画出一幅未来中国粮食安全战略图，目光如炬，雄心勃勃。

　　“装在我胸中的国家粮食战略是：在一年三造的我国北回归线以南的粮食高产区，实现2分地养活一个人不难；在一年两造的长江流域，实现3分地养活一个人不难；黄河流域实现4分地养活一个人不难；一年一造的东北地区实现5分地养活一个人也不难。由此均衡下来，全国只要实现4分耕地养活一个人的目标，就打破了西方关于未来中国人不能自己养活自己的预言。 ”

　　袁老向记者透露说，他和他的团队向我国超级杂交稻更高产冲刺分为三个阶段，如今他是“80”后，等到了“90”后时，就是亩产1000公斤超级杂交稻实现之日，自己少年时代的“禾下乘凉”梦就不再是梦了！

　　“我们是有这个能力和自信的！”袁老的铿锵之声通过当日的论坛和本报的报道传遍了中国和世界。

　　刚刚“90后”的袁老啊，我们怀念您！永远怀念您！

　　（光明日报记者 杨 连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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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斗门区:“太空种子”落户农业示范区

— 吴孟超：中国肝脏外科的集大成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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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肝脏外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吴孟超从最初翻译国外肝脏外科书籍起步到创立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五叶四段”理论，成为医学理论创新的典范。

　　1956年，还是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外科主治医师的吴孟超在裘法祖教授指点下，把目光瞄准了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而理论研究和临床治疗都是一片空白的肝脏外科。

　　当时，全国连一本中文版肝脏外科专著都找不到。吴孟超想从理论上寻找突破的路径，当他在图书馆发现一本英文版《肝脏外科入门》时，如获至宝，决心翻译这部著作。 他和同事方之扬经过40多天夜以继日的努力，终于翻译完毕。1958年，20多万字的中文版《肝脏外科入门》正式出版发行。这是我国肝脏外科方面的第一部译著，为吴孟超跨入肝脏外科领域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中国肝脏外科的发展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当吴孟超还沉浸在译著出版的喜悦之中时，一个国外的医学访问团到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访问。在谈到肝脏外科时，访问团的一位专家傲慢地说：“中国的肝脏外科现在还没有起步，你们要想赶上世界，至少也要二三十年的时间。”当晚，吴孟超怎么也睡不着，就着灯光写了一份向肝脏外科进军的报告。他列举了肝脏外科的重要性、国内肝脏外科手术的零成功率、一个青年军医的责任。当然，也列举了外国人的傲慢。 之后，吴孟超又写下“卧薪尝胆、勇闯禁区”八个大字，作为自己向肝脏外科进军的誓言和座右铭。

　　（海军军医大学影像系协理员张鹏，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教授杨田，光明日报高级编辑陈劲松）

—吴孟超:大医精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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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技部下发的事迹介绍上,吴孟超的成就足足占了三页纸。

　　――吴孟超带领学生将我国的肝癌术后5年生存率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16.0%,提升到了80年代的30.6%和90年代以来的48.6%。

　　――他通过临床和肝脏生化研究发现了“正常和肝硬化肝脏术后生化代谢规律”,并据此提出了纠正肝癌术后常见的致命性生化代谢紊乱的新策略。

　　――他带领学生开展的肝癌介入治疗、生物治疗、免疫治疗、病毒治疗、基因治疗等方法相继投入临床,并接连取得重大突破。

　　――他提出了巨大肝癌先经综合治疗,待肿瘤缩小后再行手术切除,即“二期手术”的概念,为晚期肝癌的治疗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他率先提出“肝癌复发再手术”的观点,显著延长了肝癌患者的生存时间。

　　――他针对我国肝癌合并肝硬化多,术后极易导致肝功能衰竭的特点,提出肝癌的局部根治性治疗策略,使肝癌外科的疗效和安全性得到有机统一。

　　功成名就,吴孟超已经站在事业和荣誉的巅峰。然而他的日子还是一如往常:门诊、手术、查房、研究……

　　（光明日报记者齐芳）

— 追记我国肝脏外科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孟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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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5月22日13时02分,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原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吴孟超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吴孟超院士一生为祖国医学发展、人民身体健康而不懈奋斗。如今，他虽然离开了，但其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鼓舞、鞭策着我们。

　　吴孟超是一位真正的人民医学家，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一直是全国医疗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作为一名医学大家，吴孟超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5年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作为一名革命军人，吴孟超是我军一级英模，1996年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

　　晚年的吴老仍用行动感召和激励后人——2018年7月，参加中央电视台“朗读者”节目，其赤诚之心感动了亿万观众。2018年12月，响应党中央号召，带头执行新出台的院士退休政策，为高级别科技干部作出了表率。

　　初心

　　“一个人找到和建立正确的信仰不容易，用行动去捍卫自己的信仰更是一辈子的事。”——吴孟超

　　在吴老胸前的资历架上方，永远佩戴着一枚鲜红的党徽——这份忠诚，源自于他儿时质朴的红色情怀。

　　1927年，年仅5岁的吴孟超漂洋过海，随母亲到马来西亚投奔做工的父亲。抗战爆发后，正读中学的他和同学一起，主动把毕业聚餐费捐给国内抗日将士。不久后，吴孟超和同学收到了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来的感谢电。那封电报像烧红的烙铁一样，深深地烙在了年轻的吴孟超心里，成为他最初的红色记忆。

　　“回国找共产党，上前线去抗日！”抱着这样迫切的愿望，1940年春，吴孟超踏上回国之途。由于战争封锁，到不了延安，他只好回国后先求学，考取了当时的同济医学院。

　　1949年解放后，由于海外背景，吴孟超递交了19次入党申请书，直到1956年才如愿入党。文革期间，又因归侨身份，其党籍被暂停，但他仍按时交纳党费。文革结束后，当组织为吴孟超重新恢复党籍的那一天，他激动得失声恸哭了一场。

　　我国是肝癌高发国家，上世纪50年代初，国内肝癌防治领域还是一片空白。身为外科医生的吴孟超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他开始向肝脏外科领域进军。当时，一位国外知名专家看到吴孟超等3人是在两间破房子、几张旧桌椅上进行研究时，轻蔑地说：“中国肝脏外科要赶上我们的水平，起码要30年。”吴孟超听后，愤然写下了“卧薪尝胆、走向世界”8个大字，立志将自己的奋斗方向与党和国家紧密结合在一起。

　　经过成千上万次解剖实验，吴孟超首次提出肝脏结构“五叶四段”解剖理论，这让中国医生找到了打开肝脏禁区的钥匙。1960年，吴孟超主刀完成我国第一例肝脏肿瘤切除手术，实现了中国外科这一领域零的突破。此后，他首创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成功完成世界上第一台人体中肝叶切除术…… 仅用7年时间，就将中国的肝脏外科提升至世界水平。

　　吴孟超说：“我的一生中有过两次誓言，当医生我是宣过誓的，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宣过誓的。宣了誓，就要信守这个诺言；宣了誓，就要为党分忧解难。”1988年上海甲肝大流行，他夜以继日奋战在临床一线；2003年抗击“非典”，他坐镇发热门诊，日夜收治患者；2008年汶川地震后，87岁的吴孟超要求带医疗队赶赴一线，因年事已高，组织没批准，他就通过网络会诊为前线服务，还以吴孟超基金会的名义为灾区捐赠了价值500万元的急救药品。

　　吴孟超为党为人民不知疲倦地工作了一生， 97岁时，只要身体允许，他仍坚守在临床一线，按时查房。“一个人找到和建立正确的信仰不容易，用行动去捍卫自己的信仰更是一辈子的事。”这句吴孟超常说的话，他践行了一辈子。

　　仁心

　　“一个好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 ——吴孟超

　　医患关系冰冷的原因之一，是一些医者“不揽事、怕担责”。然而,吴孟超不同，他专收走投无路的重症病人。

　　正是怀着如此大爱，吴孟超完成了一例例教科书般的经典手术——

　　1975年，安徽农民陆本海挺着像孕妇一样的大肚子前来求诊，经过12个小时手术，吴孟超大汗淋漓地为他切下一个18公斤的瘤子，直到今天，这仍是世界上切除的最大肝部血管瘤。

　　2004年，湖北女大学生王甜甜肝部长了个巨大的血管瘤，位于手术“禁区中禁区”的中肝叶，多方寻医未果，直到找到吴孟超才得到有效治疗。吴老为王甜甜细心手术，做了10多个小时，才把足有排球大的瘤子切下来。2019年夏天，在央视“朗读者”节目现场，已步入婚姻殿堂的王甜甜一见到吴老，眼里就泛起激动的泪花。

　　2017年春，“时代楷模”获得者、“不忘初心的好民警”陈清洲患上肝癌。吴孟超得知后当即表态：“这样的人民公仆要得到好报。”认真研究病情后，他决定亲自主刀手术，为陈清洲切除了巨大肿瘤和门静脉癌栓。

　　2018年4月，吉林一名70多岁的肝癌患者托人找到吴孟超。96岁的吴老仍亲自主刀，顺利切除了患者位于中肝叶的肿瘤。

　　在吴孟超看来，“一个好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冬天查房，吴老会先把听诊器焐热了。每个大年初一，他会准时出现在病房，握住每个住院病人的手道一声：“新年好！”

　　对于收红包、拿回扣这种事，吴孟超是深恶痛绝。曾经，一位被吴老治愈的印尼华侨非要送来一辆高档轿车，当即就被他上交给了组织。他说，医院是治病救人的，怎么能想着从病人身上捞钱？

　　吴孟超处处为患者着想，他给医院定了不少规矩：如果病人带来的片子能诊断清楚，决不让他们做第二次检查；能用普通消炎药，决不用高档抗生素；手术缝合尽量用手工，因为用吻合器，患者要花好几千块钱。

　　雄心

　　“中国肝癌大国的帽子还没有扔进太平洋，我还要继续同肝癌斗争。”——吴孟超

　　早在10多年前，就有人劝吴孟超，您都80多岁了，早已功成名就，也该享受生活、享享清福了，再站在手术台上，万一有个闪失，别影响了一辈子的声誉。吴老却笑着说：“我不就是一个吴孟超嘛，名誉，那算啥？只要我活一天，就要和肝癌战斗一天。”

　　大家觉得，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吴老事业发展的顶峰了，但他并未停歇。他将国家和部队奖励的600万元全部捐出，成立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基金，用于扶持肝胆外科领域的青年才俊。他还联合6位知名院士向国务院提交了“集成式研究乙型肝炎肝癌”的建议案，被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今天，由他主持建成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已屹立在上海安亭，成为亚洲最大的肝癌研究和防治基地。

　　迈入新时代，吴老依然与时俱进、满怀冲劲。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他围绕十九大报告中“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等内容为全院人员作辅导报告。2018年12月，吴老主动响应国家院士制度改革的号召，带头光荣退休了，但他仍然不舍得放下手术刀，一如既往下临床进病房，研究阅读最新学术文献资料。他说：“中国肝癌大国的帽子还没有扔进太平洋，我还要继续同肝癌斗争。”

　　2019年年初，在海军军医大学“感动校园人物”颁奖典礼上，刚刚退休、银发矍铄的吴老一出场就引起掌声雷动，大会现场给他的颁奖词是——

　　一颗心许党报国，一双手济世苍生。呕心沥血，创建肝胆外科；鞠躬尽瘁，献身医学事业。德技双馨照亮坦荡襟怀，年近百岁续写医者传奇。

　　（光明日报记者陈劲松， 光明日报通讯员王泽锋 ）

　　缅怀！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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