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8月13日，广西电视台报道称，百色市隆林县王杰以拿个人名义注册的“百色助学网”为幌子，蒙蔽爱心人士，诱奸山区女童。当晚，王杰被隆林警方控制。

　　现在，百色助学网已经不能打开，但王杰发布的募捐信息，仍然挂在施乐会的官网上。据了解，其助学金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施乐会网站的募捐。去年年底，这家网站曾因向求助者收取高额置顶费饱受质疑。

　　平时讨论该如何防止女童被性侵的公益组织从业者们，对自己群体里出了这样的败类痛心疾首，对此事的讨论也众说纷纭，并由此引发对于“一对一”助学模式的探讨：“一对一”助学应不应该做?助学中间人怎样监督?怎样协调捐赠者和受助人?请听一听助学实践者们的说法。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观点1

　　污名化“一对一”资助为哪般？
　　泛海公益基金会高级项目经理 谭红波

　　百色助学网”曾开展多次公益活动，目前网站已被关闭，创办人被警方拘留。

　　前两天百色助学网丑闻被爆出来之后，大家对“一对一”助学群起而攻之，说这种助学方式是“大爱无能”的表现;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等成本，收效却十分低下，是“最低效”的公益;简单易行，专业性不强，是“最笨”“最懒”的公益;容易使受助人养成依赖的习惯，所以是“最坏”的公益……如果说之前反对“一对一”助学的理由还不那么充分，那么百色助学网丑闻则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对证据——开展“一对一”助学的中间组织极容易不受约束，非法从中谋取利益。

　　看到大家如此同仇敌忾地数落而且贴了诸多标签，作为近十年的“一对一”助学组织者和参与者，我默默看着而不敢出声。而且发现很多“一对一”助学组织基本不参与这种争论，只是在继续坚持做自己的事，我觉得他们其实应该更知道这个项目的利弊得失，不过也许和我一样在内心深处惧怕这个“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时代。

　　“一对一”助学和其他很多公益项目一样，就是一个解决教育发展领域相关问题的公益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肯定也会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寻找贫困学生、与资助者和受助者沟通等需要耗费巨大的成本;有些助学组织为了更加“有效”管理，给受助孩子提供反馈信模板;有些受助者形成“依赖”，直接与捐助人联系索要更多的帮助……这些都是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需要寻找更有效的方案解决。但不能因为出现了这些问题，就否定这个项目。

　　有很多捐助人愿意支持并参与“一对一”助学，一方面因为参与门槛比较低，另外就是资金的去向可见、可控。诚信培养和建设需要经历比较漫长的一段过程，尤其是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不管来自政府还是市场或者第三部门，太多的不诚信使得这个社会的道德信用现状堪忧。重新建立起信任体系需要从一些简单的事情做起，公众的接受和容纳，公益慈善组织的专业规范都需要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有些“一对一”助学组织就在长期稳定捐助人的支持和帮助下，逐步开展实施了诸如“一对一”心理陪伴、“教师培训”、“学生安全教育”等项目。

　　我觉得创新不一定是要否定之前的做法而去寻找新的做法，有些“百年老字号”的公益慈善组织仍然在做“一对一”助学。它之所以有顽强的生命力，说明不管是捐助人，还是受助人，也包括公益慈善组织，其实都有需求。作为回应社会需求的公益慈善组织，有责任和义务设计相应的项目去满足这种需求。这本身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也就是说“一对一”助学本身不存在那么多是是非非。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用何种方法将这个项目管理得更加规范、有效，如何运用一些创新的思维去改进完善传统的手段。

　　所以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一起来用实际行动帮助“一对一”助学组织，寻找科学的项目管理方法。不仅公益圈包括社会公众都要对这个行业多一些包容和共存，只要不触及法律和道德禁忌，就应该用理解和接纳的心态鼓励其尝试和发展，至少不要随意去贴标签。而公益慈善组织自身要正视且不回避任何存在的问题，做好项目和机构的管理。社会公众，尤其是与此直接相关的捐赠人，要对自己的捐赠行为负责，主动甄别募捐信息的真伪，不能因为几幅照片、几段煽情的文字，就一时冲动急于释放自己的爱心，一定“三思而后捐钱”;捐赠之后保持对所支持项目的适时关注，了解跟进项目的实施情况，盯紧资金的使用。如此才能既帮助到真正需要的人，又推动公益慈善组织不断完善提高。

　　观点2

　　“一对一”助学成本太高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互助教育计划秘书长 党军

　　对于贫困学生，我不赞成直接给钱。钱能解决的问题其实有限。

　　目前我们除了做孤儿助养，还有贫困大学生资助项目。以前曾经发生过“学生收到了很多资助款后，不愿见面、联系不上”的情况，现在我们做大学生资助，主要针对大三及以上学生，不是“一对一”助学，而是通过审核后，以发布读书或实习笔记获得100元捐款的方式进行捐助，还有读书奖和无息借款等。将大额捐助与学习、实习关联起来，并帮助学生联系公益机构等去实习，提高自身能力。捐赠人则可以加入助学读书会，推荐优秀贫困生，参加线下读书会活动，形成良性互动。项目管委会中有学生、捐赠人、志愿者代表，比较均衡。

　　不做“一对一”助学，是为了避免产生受助人对捐助人的依附，也避免因为捐赠人提出很多要求造成学生有很重的心理压力。以前我们也遇到过有人对学生提出不合理要求的情况，警告后清退了。另外，“一对一”助学成本很高，假如有几千个孩子和相应的捐赠人，光沟通就很难完成，捐赠人的各种要求更加无法满足。多人接触容易造成信息不对称，继而引发矛盾。

　　助学项目要确保顺利进行，在制度、流程上必须公开透明，比如多渠道申请，提供多元畅通的沟通渠道。但这在特别偏僻的地方难以保障，捐助人本来就不一定有精力监督善款执行，在难以获得学生信息的情况下，更加难发挥监督作用。助学是比较复杂的事情，做得不好就容易出现空子。

　　百色助学网事件，在偏远地区不是孤例。他们通常控制着一个相对狭小的地域范围，当地心照不宣，外部对其了解不多。类似的助学机构或中间人垄断资源，对外部公益机构要求其必须通过自己落地，对内则要求学生，甚至可以威胁校长不能与捐赠方直接接触。

　　链接

　　互助教育计划是2014年由志愿者发起，设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全国性公募助学项目，为优秀贫困学子提供职业生涯和资金支持，以战略公益推动教育金融制度创新。首期规模为30万元人民币，用于搭建平台，为10位优秀贫困大学生提供全方位支持。十多位学生每周提交读书或实习笔记，承诺毕业后捐赠1%以上收入。互助教育计划在北京金融街每周末举办线下读书会，开展公益、金融相关阅读研讨，博士和处级以下加入需要提交300字以上读书笔记，一周未读书的朋友项目建议捐100元给优秀贫困生发奖学金，见证成长。

　　观点3

　　助学是个细致活儿

　　青海彩门公益行动计划发起人 张明琪

　　青海彩门公益行动计划，致力于公益专业化市场化探索和跨界协作，致力于助学阅读和健康梦想行动计划，致力于助老公益行动计划、助农公益服务行动计划。

　　直接的金钱资助好不好，这个不能简单地说赞不赞成，要根据不同个体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在公益助学中，尤其“一对一”的救助中，一定要了解不同地域的实际状况。这么多年来国家、公益机构的救助大多是直接给钱，可有的父母并不一定会把钱用在孩子身上。从助学角度来看，我们当然更希望这些钱能够用在孩子本身，而不是他的家庭，我们不是在搞扶贫。

　　这么多年无论政府还是民间的救助，都给予了贫困孩子很多帮助，但没有考虑太多孩子自身的意愿。无论是悲情主义宣传或者其他方式，都要注意受助人的感受，尽量隐去孩子的隐私信息，考虑其尊严、人格，大张旗鼓的发放仪式，是对孩子的伤害，尤其是大一点、心理敏感的孩子。我们也可以把助学金转换成奖学金等激励的方式，让孩子觉得自己不是因为贫困，而是因为自身的努力得到了资助。让他在同学当中也留有尊严。或者探索设立爱心超市等等，这种工作一定要往细里做，花心思，也需要更多多元性的探索。

　　“一对一”的工作实际上是非常复杂和辛苦的。我不赞成捐赠人直接与孩子见面，也不建议视频。一线工作者都知道，对孩子家庭信息保护得不到位，会出现很多负面的问题，对捐赠人也会造成困扰。不仅捐助人可能提出各种要求，有时候孩子、家庭也会向捐赠人提出更多需求。所以，助学人员要做好双向引导和保密。受助者和捐赠人的沟通，我更倾向于文字上的，达到鼓励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进行心理陪伴的目的就好。

　　助学的中间人不单指个人，也包括助学机构。中间人，如果只是单一的执行者，初期可能很好，但很容易出现人情助学、腐败助学以及百色助学网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多元监督。我们一直在倡导成立家长委员会、校务委员会，包括团委、妇联等部门也需要发挥监督职能。再如壹基金对合作机构的第三方监督，是一个有效的探索。

　　百色助学网的问题，主要就是因为公开透明不够，缺乏有效监管。这是非常可耻的。我们希望媒体曝光犯罪行为，可能还有没被发现的，但同时希望传播正面案例，不要让公众对助学产生怀疑，影响对更多孩子的救助。

　　观点4

　　事件之后，我们该如何对待民间公益?

　　武汉市武昌区晓庄公益助力中心创始人 大雄

　　8月3日，晓庄公益开展的儿童领袖夏令营第四期如期举行，总共有13个孩子报名参与。夏令营由大雄带领，从规则意识的建立、服务意识的培养、沟通能力的提升、团队合作的训练、解决问题的实践等方面对成员进行训练。

　　不要发“政府要加强对民间组织的管理”的谬论。一些评论表示要清理不合法的民间组织，部分民间组织出问题正是因为政府管得太严太死，双重管理的高门槛阻挠了很多民间组织的合法注册。少量的合法民间组织难以满足巨大的社会需求，政府、公众也就只能默许甚至支持很多不合法的组织合理地运营。真正的出路是政策进一步放开，让愿意做事的公民群体都能顺利地注册，合法地从事公益活动，从业务到财务，接受合法监管。那些不合法的、不规范的民间组织，自然失去空间。

　　对民间公益组织的管理，只能是“如果你犯法，我就立马把你抓起来”，而不是“因为你可能犯法，所以我不能让你注册”。

　　不要唱“草根组织要提升透明度”的高调。任何规范运作都意味着成本。很多人平时难得捐50块钱，都还要求“百分之百用到受助者身上”，让公益组织拿什么去请专业的财务人才?

　　捐款人真要是痛定思痛，就要补一补公益运作的基本知识，改变捐款的观念和习惯。如果真的希望公益组织拿出专业的、及时的财务报告、业务报告，那就请捐赠相应的善款。

　　在此对晓庄公益的捐助人表示，都是深明大义的捐助人——在充分信任的基础上，接受不那么严格、不那么高成本，也基本能确保不会出问题的信息公开方式。严格监管是没有止境的，随便一张票据的深究都能弄得任何一个机构人仰马翻。

　　那么，有人要问，也不让政府加强管理，又不让要求民间组织提升透明度，难道就放任民间组织造假、吃回扣、性侵害吗?当然不是。公益行业要监管好，最重要的是“行业自律”。由行业内的组织成员，形成自我管理的体系，比如自发组织的××市社工协会、××省助学联盟。一个组织出问题，整个行业名誉受损;而且谁也不敢护短，否则一旦真相大白，当事人恐怕只能谢罪于天下了。

　　而且，坦率地讲，要欺蒙政府、欺骗公众，太容易了!任何一个稀烂的公益活动/项目，都可以拍出精美的图片，写出漂亮的简讯，让公众觉得喜大普奔——这还是在保证诚实的前提下，如果不讲诚信，那就更说不清楚了。但是，我深信，这些都逃不出同行的眼睛。

　　这类性胁迫/性剥削，由于其私密性、复杂性，属于权力关系的监管死角，在政府、企业等领域，由于权力差距更大且缺少监管，问题应该更严重。这类问题不仅在组织上下级之间，还会发生在其他权力关系中，比如腾讯专题《女老板为何因户外广告牌性贿赂城管》，频现网络的高校教师潜规则学生、导演潜规则演员，联合国维和部队也曾多次曝出针对女性难民的性剥削事件。只是问题发生在公益领域，听起来性质更恶劣。

　　性胁迫/性剥削的核心是权力关系。如果没有整个社会在性别平等教育、制度(比如要求知情必报，否则以从犯论处)等方面的共同进步，那么在任何领域都是很难禁绝的。仅就公益而言，应该尽可能减少捐助式慈善，转化为合作式公益，削弱双方的权力关系，发展对等的合作关系，相信会起到较好的作用。

　　以北川羌魂(中国心志愿者团队)的助学为例，北川羌魂要求受资助的高中生(经过培训后)寻访贫困的初中生，并由这些高中生通过团队讨论确定资助名单。在这样的公益行动中，这些高中生可以认为是北川羌魂的合作伙伴，通过自身的行动/劳动换取助学金/回报，也许有的贫困高中生还不乐意呢。在这样的关系中，假设工作人员/成年志愿者有性胁迫的举动，失败的几率就要大很多了。

　　去年我跟随参观一个公益组织的助学金发放仪式。50多岁的志愿者“情到深处”之时，来了一句：“孩子们，你们不要觉得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不要觉得可怜，今天到场所有爱心人士，都是你们的爸爸妈妈!”我在下面跟小朋友坐在一起，差点就帮小朋友回一句：“我还是你爸爸呢!”

　　人在权力关系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时，会滋生各种稀奇古怪的念头、欲望。一旦这些念头缺少监管，谁也说不准会干出什么事。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一个不需要任何付出即可得到的捐赠，对贫困中的学生是很难拒绝的。且不说捐赠会不会“助长不劳而获的习惯”，至少，难以拒绝的捐赠背后，我们要警惕难以拒绝的胁迫，和那不易监管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