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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前后，我和我先生姚桐斌散步时，远远看见一位身材高、瘦，腰板挺得笔直的年轻人。我先生对我说：“他就是孙家栋，连苏联专家都佩服他。”岁月匆匆，时光飞逝，我和孙家栋再次见面已是1988年，这时孙家栋已经是航天部副部长了。他率领一个代表团赴美国考察访问，应美方邀请，我有幸接待该代表团并全程陪同。在参观实验室及工厂时，孙家栋看得极为仔细，听得十分认真。在和美方讨论时，他说话声音不高，但每句都是关键问题，令美方技术人员很是钦佩。参观和谈判每天都紧张地进行，到周末时，美方建议休息一两天，并邀请孙家栋一行去看看离公司不太远的大峡谷。在途中，孙家栋对我说，请转达美方，我们中午就吃汉堡包，别太铺张。孙家栋的话使在场的人非常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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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家栋1958年毕业于前苏联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毕业时获斯大林金质奖章。当前苏联卖给中国的P-2导弹运到北京时，孙家栋正好回到了祖国，分配到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工作。1960年，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撤走了在中国工作的专家，停止供应P-2导弹的资料、数据和图纸，妄想把中国的导弹事业扼杀在摇篮中。中国科学家奋发图强，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中国第一枚“争气弹”“东风一号”于前苏联专家撤走后不到3个月就发射成功。

　　1964年，孙家栋被任命为中程导弹总体主任设计师，领导完成了中程战略导弹总体设计工作，编制了大型试验的试验大纲。同年6月，中国第二枚中近程导弹发射试验取得成功。1966年10月，中国用改型的中近程地地导弹载着核弹头，成功地进行了“两弹结合”飞行试验，西方国家关于中国“有弹无枪”的论调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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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国在火箭技术方面获得重大突破和进展，为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奠定了基础后，中科院就成立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筹备处，计划在1970年到1971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国科学院的卫星研制工作无法进行。聂荣臻元帅面对这一现实，为了保证人造卫星工程能按计划进行，于1967年初向中央提出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将其编入军队序列的建议。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了这一建议，确定由国防科委具体负责空间技术研究院的组建工作，由时任七机部副部长的钱学森兼任院长。经钱学森推荐，调孙家栋去负责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1967年12月，孙家栋主持了中国“第一星”技术方案的重新论证工作，确定“第一星”是试验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1969年10月，孙家栋随钱学森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总理汇报“东方红一号”的研制进展情况。钱学森首先汇报了卫星研制工程的总体情况，并向周总理介绍了孙家栋。周总理很随和地问他年龄。孙家栋答：“39岁。”周总理亲切地说：“哟，这么年轻的卫星专家，还是小伙子嘛！还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孙家栋将图纸铺在地毯上，蹲在地上向周总理汇报，谁知周总理也过来蹲在地上听，并不时提问。但是周总理毕竟已是高龄，蹲长了不行，只好一条腿半跪着，孙家栋见状立即将周总理扶起，继续汇报。晚上加班时每人一碗面条，周总理端着碗和大家一面吃一面讨论卫星研制情况。周总理以他的人格魅力震撼了孙家栋。这时，他鼓足勇气说：“总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卫星上的许多仪器设备都镶嵌了毛主席像章。大家热爱主席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它影响了卫星的散热，加重了卫星的重量，还可能对卫星的姿态产生不利的影响。我们觉得这样搞不合适，但谁也……”孙家栋停了下来，没有把话说完，但话中之意已流露无遗。

　　周总理笑了，他循循善诱道：“我们大家都是搞科学的，搞科学首先要尊重科学。比如说，人民大会堂也不是到处都挂有毛主席的像嘛。突出政治首先是要把工作做好，而不能搞得庸俗化。所以，卫星仪器上的毛主席像章应该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只要把道理给大家讲清楚，我想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1970年4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巨大轰鸣中，从戈壁大漠腾空而起，飞向太空。这是中国自行研制的运载火箭发射成功的第一颗自行设计的人造卫星，是继前苏联、美国、法国和日本之后第五个具有发射人造卫星能力的国家。这颗卫星上天的重量为173千克，超过上述四个国家第一颗卫星重量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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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37岁开始，孙家栋一直活跃在“星坛”上，在主持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总体设计方案不久，他又主持了中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1978年，孙家栋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对中国返回式卫星的研制经过作了专题发言。针对中国返回式卫星的多项科研成果，大会给予了隆重的表彰。中国成了除美国和前苏联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

　　在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通信卫星及返回式卫星后，1984年4月中国自行研制的“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发射成功。1986年，孙家栋担任了“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的工程总设计师。1987年，又主持了“风云二号”气象卫星工程和中国与巴西合作研制“资源一号”地球资源卫星工程，而每项航天工程都由人造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及卫星应用五大系统构成，五大系统中的每个系统均设有总师，由于孙家栋负责上面三项航天工程，所以被人们尊称为“总总师”。

　　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庄严宣布：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投放国际市场，承揽对外发射服务。这一消息立即震动全世界。1989年1月，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与香港亚洲卫星公司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关于用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发射他们从美国休斯公司购买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的正式合同。卫星要从美国运到中国，必须有美国政府发放的出境许可证。孙家栋肩负着争取许可证的使命，进行了艰难的谈判。1990年4月7日，中国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将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发射升空，送入预定轨道，从而打开了对外发射服务的大门。由于中国信誉良好，此后还为巴基斯坦、澳大利亚、瑞典、菲律宾等国发射过卫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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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发展人造卫星和载人航天之后，适时开展以月球探测为起点的深空探测是中国航天活动的必然选择。早在2000年，孙家栋等人就已经在研究探月工程。2004年，国务院正式批准立项。当领导请孙家栋担任总设计师时，他仍然和以往一样，二话没说，领军受命，埋头苦干。

　　探月工程的卫星被命名为“嫦娥一号”，因为中国人往往将嫦娥与月亮连在一起。“嫦娥一号”由“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说来容易做来难。首先是距离，原来中国发射的卫星最远距离仅为8万公里，而此次的行程却是40万公里，比以前多5倍。其次，原来的卫星仅绕着地球转，只需要解决两个物体之间的关系。而“嫦娥”飞月，却增加了一个对象，即“嫦娥”、地球和月亮。这就成了三个物体的关系，技术上就复杂多了。但是，孙家栋领导科研人员一项一项地解决了这些技术难题。

　　如今，“嫦娥一号”已发射，中国继美、俄、法、日后成为第五个探月的国家。人类探索无止境。“嫦娥一号”发射后，孙家栋还将率领科研人员在深邃浩渺的太空挂上几个“嫦娥”。（来源：《百年潮》）

　　作者：彭洁清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