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圆圆  赵婀娜

林毅夫在高校做演讲。詹  敏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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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曾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如今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和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

　　作为经济理论学者，他的思考与实践始终根植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土壤。作为当代知识分子，他不断挖掘理论创新“金矿”，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林毅夫很忙。1月初，他飞离北京，奔赴美国、塞内加尔、德国、瑞士等地，开启新一轮的国际会议之旅。最近，他的身影又出现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探讨全球化发展新方向和中国经济发展新路径。

　　对他的采访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他的办公室内进行。

　　刚讨论完新教材编写事宜的他匆匆赶来，露出招牌的“迪香式微笑”。作为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的所思所悟、所行所践，始终根植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土壤。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也必然产生理论的时代

　　“为什么国际上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次‘中国崩溃论’？为什么同样进行改革，其他国家出现了经济崩溃和危机？40年来，中国经济维持稳定和快速发展的秘密是什么？”清楚我们的采访目的之后，略加思索，林毅夫以一连串问题，道出他长久以来的思考。

　　而这些思考，正是他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必须要回答的中国命题与时代之问。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至今，很多发达国家的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林毅夫用数据说明，危机之前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长期以来平均每年在3%到3.5%之间，然而10年过去了，美国经济被认为恢复得最好，2018年的增速也不过就是2.9%，预计今年增速会降到2.5%，明年降到2%；欧洲国家每年的增速则在1.5%上下波动，日本自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至今已是第二十八个年头，实际经济增速还停留在1%左右，远不及危机前的3%以上。

　　中国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率先在2009年就恢复快速增长，并且，从1978年到2018年，取得了平均每年9.4%的高增长。“中国改革开放长达40年的快速发展，堪称奇迹。”林毅夫说，对于一名经济学者来讲，这是一个巨大的谜题，“现有的理论难以解释，新理论来自于不能用旧理论解释的新现象，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的成绩恰恰提供了理论创新的契机。”

　　2012年，林毅夫结束在世界银行4年的任期后回国，继续推动他在2009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上就开始推动的，总结于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经验的新结构经济学。多年来，他以全球发展眼光、中西合璧的理论学养，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方面不懈探索，成果丰硕，还参与了农村改革、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电信体制改革等重要的改革政策制定。

　　去年12月，他创立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升级为研究院，以“知成一体”为目标，致力于打造融理论创新和政策实践为一体的教学研究机构和智库；由他担任院长的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经过两年多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学习交流的新平台。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也必然产生理论的时代。”与时代偕行，他说，“要抓住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机遇，挖掘理论创新的‘金矿’，为我国下个阶段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也为其它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实现繁荣贡献智慧，不辜负这个时代。”

　　唯有结合实际的理论创新才能推动社会发展

　　去年年底，林毅夫获得“改革先锋”称号，被誉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探索者”。在他看来，荣誉的取得“是因为我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体制、运行的理论，从中国的经验中去进行理论创新。”

　　然而30多年前，林毅夫也曾走过“弯路”。

　　20世纪80年代，他从北大经济学系毕业后赴美深造，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我抱着‘西天取经’的想法，认为把西方的‘真经’学会了，就能为祖国的富强贡献智慧。”林毅夫坦言，当时他和其他许多学者一样都试图以西方主流理论的现成观点来观察、解释中国的经济社会现象。

　　1988年发生的两件事，颠覆了他的想法。

　　那一年，中国出现了高通货膨胀。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解决的办法是提高利率，“资金的成本增加了，不好的项目由于投资回报率低，自然会被淘汰掉，不仅减少了总需求，通货膨胀率会降下来，而且也有利于资源有效配置。”林毅夫解释道。然而，中国政府推行“治理整顿”，依靠行政手段，砍掉了很多投资项目，把通货膨胀压了下来。

　　后来他才明白，原来当时中国有很多资本密集型的国有企业，如果提高利率，很可能都要亏损倒闭，与之息息相关的国防安全和社会稳定也将受到影响。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如果提高利率，仅能由政府财政给予补贴，财政赤字增加，就要靠货币增发来补财政之不足，结果又会推高通货膨胀。给定当时有许多资本密集的大型国有企业必须有补贴才能生存而又不能让其倒闭的前提下，不提高利率，以“治理整顿”的行政手段来治通货膨胀反而更有效。

　　也是在那一年，林毅夫应邀到印度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被安排与印度国家计委座谈。他觉得奇怪：“印度是一个强调西方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国家，怎么也有国家计委？”原来，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建国，印度和中国一样为了在一穷二白资本短缺的条件下，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需要由政府直接动员资源，按计划配置资源，设立国家计委也就有其必要性了。

　　两个国家的举措，令他茅塞顿开：任何理论都有其前提条件，西方的理论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为或明或暗的条件，简单照搬西方的理论，套用在发展和转型中的国家，由于条件不同，就会闹出笑话，唯有结合实际的理论创新才能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其新结构经济学的形成与逐渐深化，也正是自这一年开始。

　　回顾过往，林毅夫称自己做学问的过程，像是在搭积木，围绕着改革开放不断出现的现实问题，一件一件地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想清楚其背后的道理和解决的方案，“一块一块地累积成一个体系，最终做到一以贯之。”

　　总结自己的理论经验，是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

　　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步，应该怎么走？这是林毅夫目前思考最多、与学生探讨最多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GDP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只占全世界的1.8%，现在已经达到15.2%，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10年来每年为世界贡献30%的增长，林毅夫说，“首要的是拓展视野，不仅关心自己的发展，而且要考虑中国发展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也要为其他国家提供实现繁荣的机遇，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此外，还要全面深化改革，消除转型过程中遗留的问题。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则是探索中国如何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维持改革、稳定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保持定力的条件下争取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

　　他还常鼓励学生，“中国是一个大国，应该在国际发展中承担起更积极的角色，希望为社会、为世界、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采访时，我们在林毅夫的办公室看到这样一幅字——因行得知，用知践行，唯成证知，知成一体。

　　这正是林毅夫一生学术风格的写照。正如他一直坚守的——任何科学理论都应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提出新的理论并付诸实践，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义务，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会。

　　新的一年，期待与挑战并存，林毅夫有信心，“伟大的时代是我的底气”。

　　（贾  麟参与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