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文明

王立松在野外采集地衣标本。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供图

　　丛林下，橘红色的云南烛衣像一根根蜡烛互相依偎；松林间，老树上垂下的金丝带随风飘摇；山顶上，丽石黄衣在黑褐色岩石映衬下更加耀眼……

　　这个色彩斑斓、形态各异的“地衣王国”，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王立松38年来走遍悬崖绝壁、沙漠草甸，趴在地上，拿着放大镜，一寸一寸寻觅到的美。

　　王立松格外清瘦，一脸络腮胡子，比起很多科学家，他似乎更像一位户外玩家——50多岁了，他还在自己爬树采集标本。

　　痴迷“冷门领域”，自觉乐趣无穷

　　从17岁接触地衣到现在，王立松一直在这个“冷门领域”痴迷钻研，自觉乐趣无穷。1981年，刚到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工作的王立松加入了中科院横断山综合考察队。当时，他采集了大量地衣标本，采回来后却发现没人研究。参加过野外科考的人都知道，标本来之不易，肯定不舍得扔掉，可标本越积越多没法分类，也是个大麻烦。

　　“我就说我来试试，那年我17岁。”王立松说，当时他没读大学，只凭一腔热情，是否能够承担这项研究尚存疑问。

　　“我当时不通英语，更不用说地衣文献大多是拉丁文、日文，不少地衣资料对我而言就像是天书。”凭着笨功夫，王立松开始了地衣研究：在各个图书馆之间奔波，从各种期刊查找、抄录国外的研究资料，看不懂拉丁文就自学，没有文献就借，复印不起就手抄……

　　如今，王立松积累了几千张地衣文献卡片、6万多号标本和近3万张地衣物种生境图，“特别是地衣物种生境图，国内我这里最全”。

　　这个“最全”是怎么来的？王立松一年中一半时间都在野外。该所地衣标本库门口，挂着一幅西南地区图，大多数的县都被一个个圆圈标注过。30多年来，王立松团队跑了图上近80%的区域。

　　“无论是高山沟壑，还是沙漠草甸，你都得趴地上，一寸一寸去找”

　　做地衣分类不仅枯燥，也不容易出成果。王立松却说：“在显微镜下跟不同的地衣物种对话，我觉得挺有趣。”

　　王立松去野外，翻山越岭、攀岩爬树都要亲自上。“无论是高山沟壑，还是沙漠草甸，你都得趴地上，一寸一寸去找。”王立松说，外出考察最离不开的就是放大镜。

　　王立松有个绝活：即使坐在飞驰的汽车上，他也能从海拔、地貌和路边的植被中，准确判断某些地衣是否存在。有人笑称“地衣是他家种的”，他却说：“你爬过5000米的山，走过戈壁大漠，你也会知道的。”

　　一次横断山科考中，为了看清地衣的样子，王立松不小心侵入了野牦牛的领地，结果被野牦牛狠狠掀翻在地。摔倒瞬间，他一手攥着那份地衣，另一只手举着相机，“相机贵重，标本更是重要”。那份标本后来被鉴定为地衣新种。

　　“地衣很有用。”王立松说，冬季滇金丝猴以地衣松萝为生；在北极，地衣鹿石蕊是驯鹿的主要食物；食物不足时，地衣曾经被云南老百姓拿来充饥；战争中，松萝更是伤兵的天然消炎药。

　　地衣的生态学意义非常重要。王立松说，在海拔4500—6000米的高山，仍然有五彩斑斓的地衣；在干旱的沙漠中心，一些死去动物的骨骼上也长有地衣。冰川退缩，地衣是首先登陆岩石表面的、肉眼可见的生物。地衣生长过程中分泌的地衣酸可以把它附着的岩石风化为灰尘，从而让苔藓、蕨类这些孢子植物生长，进而积累更多的土壤，为大树扎根创造条件。

　　“采到的标本，可能就是某个物种存在的唯一凭证”

　　“我们在野外看到，树干上、树枝上、建筑物表面都是有地衣的，但在许多大城市很难看到地衣，这是因为，尽管生物适应性很强，但地衣生长缓慢且对环境非常敏感，一旦被破坏很难修复。”王立松说，在野外，地衣生存同样面临威胁，“我们采到的标本，可能就是某个物种存在的唯一凭证。比如中华疱脐衣，我2005年在丽江拍到了照片，也采集了标本，从那以后，就再没在野外见过它”。

　　截至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地衣的红色名录和红皮书。“家底不清，我们不敢利用。”王立松说，尽管地衣自身代谢产物可以做药、做香料，可地衣研究者并不主张大规模开发地衣资源，“要破解这一难题，既要了解地衣的资源量，还要弄清藻菌共生的关系，从而实现地衣的人工扩繁。可目前我们离这一目标还很远”。

　　令王立松担忧的是，我国的地衣研究目前面临研究人员少、经费不足等问题，西南地区只有王立松课题研究组还在坚持。王立松说：“厘清中国地衣资源家谱非常重要，在我采集的这些标本中，能认识的不到20%。”

　　“地衣分类学离不开野外工作，只有足够多的野外工作，才能积累到足够的地衣分类学基础知识，而这个积累的过程，至少也要10年左右。”王立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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