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裕口述　肖邦振整理

李裕：1925年1月出生。1944年5月在中共云南地下党的指示下，考入中国空军军官学校第21期留美班。1946年2月于美国空军鲁克高级航空学校军官班毕业，回国后于同年9月奉组织命令撤离国民党空军。1947年7月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飞行教官，后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1949年2月任华北军区航空处航行科科长，1950年至1973年任空军军训部计划处副处长，1984年从空军指挥学院研究部研�

1946年2月，李裕在美国空军鲁克高级航空学校军官班毕业时与同学的合影。前排右二为李裕。作者提供

2015年9月3日上午，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上，20多种型号、近200架飞机组成10个空中梯队飞越天安门上空，气势冲天，振奋人心。当在电视里看到喷有鲜红“八一”机徽的战机呼啸而过，我这个机徽设计者更是无比兴奋！

辽沈战役胜利后，东北军区决定从东北老航校派出一个40多人的先遣组进驻沈阳国民党空军第一司令部，成立老航校沈阳办事处，负责接管其所属机场、工厂、仓库和人员。先遣组由曾在新疆学过飞行的红军干部方华带领，身为航校教官的我也在其中。

随着战事发展，大军挥师入关，先遣组奉命随同部队前往平津地区，接收国民党空军的工作。1949年2月初，由先遣组成立的航空接收小组进到北平城内，相继接收了参加起义的部分国民党空军单位和人员，以及存放大量空军物资的大雅宝、永定门等仓库，进驻国民党空军第二司令部所占用的奥地利使馆、葡萄园、意大利使馆旧址、日本使馆旧址、东交民巷44号、灯市口同福夹道7号。

接收这些单位和物资后，华北军区立即设立了航空处。我留在航空处工作，担任航行科科长。1949年3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航空局。华北航空处在航空局和华北军区领导下，主要是参加组织建设空军机关，安排利用缴获或起义的运输机接送各野战军首长，以及从事飞机的航行调度工作。

1949年4月23日，中央军委领导在中南海接见并宴请军委航空局有关人员，我有幸参加。周恩来副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高兴地告诉大家，中央军委正考虑绘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和军徽：“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第一枪，我们的军旗将在五星后面加上‘八一’二字；我们的军徽，也将在五星内标上‘八一’二字。”

接见回来，激动万分的我突然想起，东北老航校的前身——东北航空队的飞机就绘有红五角星标志。1945年底，航空队的一架教练机在承德降落，驻扎在机场的苏联红军看到红五星，还以为是苏联红军自己的飞机，便开着车来接人。当他们发现从飞机上下来的是中国人时，一位苏联军官很不高兴，责备我方不该乱用苏军的机徽。航校创始之际，我军飞机最初使用的是国民党空军的青天白日机徽。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飞机经常出入国民党占领区上空，有机徽伪装可以迷惑敌人，减少危险。

全面内战开始后，东北老航校决定设计自己的机徽。机徽白底红星，红星中间涂白，写有红色“中”字，外边则有一个红色的圆形边框。1947年5月7日，东北民主联军还专门下发了《关于航校飞机标志的通知》。通知说：“我航校飞机，最近飞行经常来往于东安、千振之间，为便于识别，特制定以红五角星中间加‘中’字（全系红色）为该校飞机符号，希我各部队注意识别，勿生误会，特此通知。”

1947年底我刚到东北老航校时，看到机徽图案上红星的5个角都被圆形边框切成了秃角，感到十分不理解。领导告诉我说：“我们的空军刚刚创建，首长指示要不露锋芒，卧薪尝胆打基础。”我这才明白了把尖角盖住的寓意。后来1948年11月，航校第一期学员毕业，我设计毕业证书时，就在上面画了一个五角星尖都完整、并在两边展开飞禽羽翼的图案。

更让我欣喜的是，不久我就接到了为人民空军战机设计机徽的光荣任务。经过思考，我把原航校机徽五角星中间的“中”字，改为“八一”，与军徽接近；嵌有“八一”的红底黄边五角星两边，保留了带羽翼的设计，但过去用的飞禽羽翼不够庄严，我把它抽象化，改成红底黄边的几何图形。

在设计过程中，我并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多方听取同志们的意见，特别是得到时任设计组组长、军委航空局作战处长方槐的大力支持。初稿经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和政委王弼审定后，上报中央军委。

1949年9月，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方案，并且专门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机徽说明》，对机徽的图案和标绘位置作了规范：机徽五星边框、两翼边框、“八一”两字均为金黄色，五星和两翼内部均为红色，机徽可设置在垂尾两侧和左右上下翼面。这个飞机机徽自开国大典受阅飞行起至今，一直沿用于人民空军、海军和陆军航空兵的飞机上。

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在党直接指挥下完成的一项最光荣、具有历史意义的使命和任务，值得终生引以为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