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29日,新华每日电讯整版刊出本报记者对杨敬年先生的专访。)　　

　　本报记者王京雪

　　2016年9月5日,杨家小区楼下,一排花圈安静地摆放在路边。吊唁者络绎不绝,每当有人走进小区似在打量寻找,便有热心的居民上前询问是否来为杨敬年先生送行,并为其指路。

　　9月4日上午11时52分,南开校园里几代师生所共同拥有的那个奇迹——经济学家、教育家、翻译家、南开大学教授杨敬年悄然逝去,享年108岁。

　　客厅里,门旁桌子上曾放着杨先生105岁寿辰时的报道,那时,他举着红酒杯从报纸里冲人们微笑。现在,客厅的这一角被布置成简单的灵堂,他从另一张照片里,注视每位前来道别的朋友。

　　就在一个月前的8月6日,杨先生刚刚接受《新华每日电讯》的专访,在采访时,他说自己也会想到死亡,“我不怕死”；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他说“俯仰无愧,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又提到一副对联,“同生死,共安危,出入相扶持,碧落黄泉君先去；去名缰,斩利锁,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

　　一生命运跌宕起伏,历经坎坷磨难,但从未失去信念,杨先生是足以轻言一句“俯仰无愧”的。37岁留学牛津,40岁回国教书；50岁到70岁,被错划右派,翻译了合200万字的7部经济学著作、定稿校审了180万字的联合国文件翻译；71岁平反后,在国内率先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86岁才从大学讲台上退休；88岁写完20多万字的《人性谈》；90岁翻译74万字的亚当·斯密《国富论》,95岁又增译6万字；100岁出版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105岁《人性谈》再版,口述了一万多字的改动……

　　他告诉我们自己挺过一次次逆境的秘密是“以义制命”的原则,就是不管处于什么境地,都坚持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命是我不能改变的处境,义是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因为时代原因,这位牛津大学博士、“民国四大经济学家”中两位的得意门生、南开大学财政系的首位系主任,最终都只是一位硕士导师。他没有“博士生导师”的头衔,没有显赫声名,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举动,但这丝毫无碍于学生们称他是自己“毕生的老师”,丝毫无碍于无数人为他的人格力量所打动。

　　8月29日,对杨先生的报道刊发后,在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和新华社的微信公号上引发众多读者讨论。有迷茫的大学新生留言说要直面生活,有青年人说要奋起直追,谁的青春不奋斗?也有年长者说要向杨先生看齐。

　　“国人楷模,学人楷模,教师楷模”“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学者、非常值得尊敬的老师,堪称国宝”“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东方的无坚不摧”“我永远的榜样”……

　　读者们热烈地赞颂这位以一生追求学问,直到生命最后都还在思考“中国的未来”的学者,而我们尚未来得及将这些信息转达,尚未好好告知读者的思考与感动,尚未带着报纸与一个月前听我们抱怨知道先生太晚而忍不住笑起来的他再见一面,便收到先生过世的消息。

　　杨先生的家人安慰我们,说已在病床前将文章读给先生听,又感叹先生在离世前接受这样最后一次采访,是冥冥中的安排吗?我们竟将永抱这样的遗憾!

　　生前,杨先生曾同家人要求丧事一切从简,甚至提出要把骨灰撒入大海。杨先生的朋友觉得,先生不会喜欢我们太为他的离开难过,不会喜欢自己在过世后突然被捧到什么位置上。他们反过来宽慰前来送别先生的人,老子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杨先生一生都是“舍身”而宠辱不惊的人,现在,他只是“摆脱一切束缚,迈入了下一个阶段”。

　　杨敬年先生走了,杨敬年先生还在。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送别杨敬年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