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一：工坊式小科学很灵活，非常适合做探索

韩春雨团队为基因编辑技术提供了新的、很前景的工具

韩春雨领导了NgAgo-gDNA技术的研发。倘若基因是一本字典，要把一个特定单词的字母h替换为w，还不能影响其他字母，这是很难的。而韩春雨的技术正是方便、高效地来完成替换任务。此前，广受追捧的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被视为诺奖大热门。韩春雨的发明，带给了学界新的工具，具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看上去这么高大上的突破，很自然让人会觉得伴随着巨大的金钱和时耗。然而，一切就那么简单自然。2014年，《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荷兰科学家的论文，这启发了韩春雨，他们很快便做起了实验。中间经历了《科学》杂志退稿这个小插曲，由于审稿人的要求很高，小半年后被退回。然而，韩春雨很快又找到合作者，并进行补充实验。两年多后，便在另一本顶级杂志《自然生物技术》上发表了成果。韩春雨的学校并没有带博士的资格，他的实验室也就两三个硕士研究生和他一起工作。到了最后，快要没有实验经费了，甚至一度欠了原料供应商30多万。

记者问韩春雨，如果这个项目做不出来怎么办，韩春雨说，“我做了应对准备。比如我还有另外很有意思的研究，现在已基本做完，还没发出来。”他很喜欢用“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这句话。灵活性和试错的胆色可见一斑。

韩春雨（右）及其合作者沈啸（左）、高峰（中） 图/知识分子

在学界，有大科学和小科学的概念，所谓大科学，便是大投入、大团队、大项目，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举国体制。最近最出名的大科学项目便是引力波计划。与之相反的是小科学，少量的科学家或者实验室做研究，很灵活，兴趣导向也很明显。说白了，大科学项目像国企巨无霸，而小科学项目则如同小型民企，前者集中力量办大事，后者则船小好行驶。两者缺一不可。而科学家的探索性尝试，结果和实践路径都不清晰，走弯路的可能性很大，便很适合工坊式的小科学探索。如中科院最年轻的院士邵峰所言：“这种小作坊模式，特别适合探索性研究——你不确切知道要做出什么样的研究成果，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做成，这反而更容易激发人的创造力，这种科研模式应该得到更多的鼓励和支持。科学家都希望能把自己的能力和创造力最大程度发挥出来，而小作坊模式迎合了这种做科研的内在驱动力。”（见知识分子《邵峰院士: 如何才能涌现更多“韩春雨”？》）

启示二：科研界存在“肯辛斜坡”现象，应给予非著名院校、科研人员更多支持

　　韩春雨的创新能力，恐怕不是个别现象，它可以用一个叫“肯辛斜坡”的术语来解释。如下图：

图片来自《创新的扩散》一书

一般人们会认为创新的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成正比的。然而，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克·肯辛却对此提出质疑，并提出处于最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极其乐于创新，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最不具备创新精神。但是，在创新扩散的初始阶段，经济社会地位中等偏上的人却没有中等偏下的人更富有创新精神。这是为何呢？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在创新扩散的初始阶段，充满了不确定性，中低阶层财富有限，即使遭受损失也不会太大，而中上阶层顾虑多多，行为更保守，前者反而比后者更具备创新精神。但是，一旦有50%以上的人采纳了该创新，中上阶层便会迎头赶上。科学哲学学者李侠率先在《从“穷科学”向“小康科学”的蜕变》一文中把“肯辛斜坡”理论用在了中国的科研经费配置上，认为由于中国的人均科研投入仍处于边际产出递增阶段，存在“肯辛斜坡”现象，如果以稳定的经费支持作为支撑，那么，其未来不可限量。毕竟在生产知识的两大核心要素人力与物力中，在人力方面我们已经是世界科技人员最多的国家，如果加大投入就会带来产出的大幅提高。

这个理论不仅仅适用于人，也可以用在科研机构上。比如，对韩春雨所在的河北科技大学，他本人是这么描述的：“河北科技大学给了我相当宽松的科研环境，给了我极大的学术自由度。实际上，在博士毕业论文发表后的十年里，我没有发表任何重要论文。如果是在某些院校，可能没几年就被扫地出门了。河北科技大学则给了我潜下心来想自己事儿的机会。”（见《对话科大副教授韩春雨：“我很享受搞科研的过程”》）相反，根据《知识分子》的透露，北京大学一家实验室也做过该实验，然而尝试了几次便放弃了。

　　目前中国的科研，滥扶持“伪大科学”，不重视工坊式小科学，需要革除弊病

总体而言，中国科研经费的投入不多，而大部分都到了各种各样的大项目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小项目的主要赞助者，而它在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中的占比是很低的，如下图：

那么，大部分的资金真的是去集中力量办大事去了吗？并非如此。根据《经济参考报》的报道《创新的“血液”哪儿去了》，科技活动“碎片化”、“聚焦难”，科研项目多头申报现象普遍存在，使得国家投入大幅度增加的同时经费使用效率不高。以大气污染科研项目为例，至少有8个部委参与193个立项，其中很多是重复立项。原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表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换句话说，大量的钱看似去办大事去了，实际上也没用在刀刃上。很多资金投入到了低质量的重复建设中去。

《中国经济周刊》最近采访到了一位某省科技厅的退休官员，他揭秘了为何一直以来科研经费都呈现出分散、碎片的现象，原来，这样做便于寻租，也能够照顾到方方面满的关系。他说，“这就变成了没有关系的基本上拿不到科研项目，有关系的可以年年拿，甚至可以一年拿好几个，从这个处拿了，又从另一个处拿。”因此，2014年年底，国务院发文提出政府各部门不再管理具体项目，文件遭到了地方的普遍抵制。这样的体制下，立项、审批有着极大的行政色彩，许多科研人员需要把精力放在拉关系中去，哪里还有力气做好研究呢？

实际上，一旦行政说了算，学界缺乏话语权，即使是在国外，大科学项目也很可能被搞得一塌糊涂。从而引发公众的反感。而大科学本身是极其讲究投入与产出的，不可能动辄几千万几个亿的纳税人的钱就那么打水漂了，所以大科学不能天马行空，而必须有着明确的目标和实践路径，并且还必须接受结果的验收。

大项目在国外也有很多问题，马克拉姆说服欧盟投入巨资支持“脑计划”，政界拍板了，却没有参考学界的反对意见，最终该计划却陷入泥潭，他也被从负责人的位置换了下来

在国内，伪装的大科学项目泛滥成灾，有始无终，真正的小科学项目却缺乏扶持，不得不说，这是中国科研界的遗憾与纰漏。给这样的弊病动刀子不管会牵扯多少人的利益，都应该革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