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下午,北京西南郊区,阳光倾泻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寂静的“石坪”上。

　　“当不当院士,我还是会研究快中子反应堆。大半辈子,我只做了这么一件事。”今年新当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徐銤一脸谦和,平静地对记者说。

　　眼前这位74岁的老人,满头白发,皮肤像翻皱的书页,给人感觉比实际年龄还要苍老。但当他熟练戴上安全帽,穿上白色防护服,领着记者走进中国实验快堆的中央大厅和主控室,马上两眼放光,充满活力。近一小时,他在好几层的楼梯爬上爬下,一点都不喘气。

　　1970年,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的徐銤参加了我国第一个快堆零功率装置——“东风六号”的启动实验。他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情景:“6月29日夜里11点多,恰好轮到我当值班组长,零功率装置实现临界,大家鼓掌、欢呼……”这一天,犹如在理想与现实间架起一座桥,开启了他与快堆的不解之缘。

　　1971年,国家一声令下,快堆队伍奔赴四川夹江。那时,他每年至少出差20次,有时绿皮火车没了座位,他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两腿发软。因为经常一出差就是几个月,有次回家,一岁多的女儿竟然怯生生叫他“叔叔”。

　　此后15年,我国快堆的发展陷入低谷。许多科学家放弃了。1985年前后,300余人的快堆队伍只剩100多人……本有机会去国际原子能机构工作的徐銤没有走。大亚湾核电站抛来橄榄枝,他也没接。徐銤坚持认为,“快堆对我国核电发展至关重要,遇到困难只是暂时的。”

　　1986年,快堆项目迎来新一轮曙光,成为“863”计划中投资最大的一个项目。不久,徐銤开始担任中国实验快堆总工程师,一幅中国快堆发展的蓝图在他的心目中逐渐明朗:第一步,实验快堆;第二步,原型快堆;第三步,大型商用快堆。

　　出于减少国内研制费用和验证实验的考虑,中国实验快堆部分项目由中俄合作完成。为保证快堆运行的安全可靠,徐銤坚持采用非能动余热导出系统的方案,即万一发生事故,不用人工操控就可自动把余热导出,防止堆芯熔化。经实验证明,该方案可行。在和俄方专家的三次谈判中,一向内敛温和的徐銤,表现出少见的执拗。他耐心细致陈述方案,嗓子都沙哑了。最终,俄方妥协让步。2010年7月21日9点50分,中国实验快堆首次成功临界。因为采取了非能动余热导出系统等一系列安全设计,其安全指标达到了世界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的要求。

　　今年7月21日上午10点,在中国实验快堆主控室,随着中核集团总经理孙勤宣布“中国实验快堆并网发电成功”,由我国第一个快堆发出的电流输向了华北电网。那一刻,现场掌声雷动,人们纷纷站起拥抱庆贺。徐銤却显得异常平静,只见两行滚烫热泪从眼角悄悄滑落。

　　这一刻,他为之奋斗了46年。这一天,新中国等了近半个世纪!

　　（本报记者 袁于飞）

（责任编辑：王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