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煌（右）和农民们在一起。资料照片 

　　星期天，清晨六点，海南琼海大路镇的六十多位农民一路小跑，奔向离这十多里地的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草兰示范基地。

　　“软将（院长），做咪接多达（你咋又早来）？”定好六点半，热带农业科学院院长王庆煌又提前到了，不会说普通话的农民们不约而同地感叹。

　　“家包该糕，瓦（家包米糕，吃）！”接过一个荷叶包，王庆煌三口两口嚼着，吃完，领着农民一头扎进了种满香草兰的地里，两脚沾满了泥。

　　这一情景，知情人习以为常。

　　农民赶去是为学香草兰授粉技术。在农民心里，这基地就是“致富摇篮”，镇上许多农户就是靠种香草兰盖上楼房，买上汽车。

　　“这活儿我接”

　　1984年，21岁的王庆煌从华南热带作物学院毕业分配到热科院香科饮料作物研究所。

　　“你知道‘食品香料之王’——香草兰吗？我们国家1961年从国外将它引进，现在20多年过去了，这香草兰既不开花，也不结荚，更谈不上产品开发，眼下国际价格香草兰豆荚是一公斤100多美元……”刚到所里报到，香料饮料作物研究所黄根深书记冲着王庆煌说。

　　“现在需要有人填补这项科研空白，但这活很艰苦，也不是一年半载能见成效的。”黄根深又说道。

　　“这活儿我接！”王庆煌爽快地答应了。黄根深被眼前这个小伙子所吸引，不禁仔细地打量起来，只见他个不高，文文弱弱，一双眼睛透着质朴和刚毅。就这样，王庆煌勇敢地闯进了和着泥土芬香的香草兰世界。

　　香饮所坐落在海南万宁兴隆，说是研究所，其实就是立在田地里的几栋小房，没水没电，四周杂草丛生。只见一个个一米来高的石柱上爬满了绿色的香草兰，石柱与石柱之间搭着铁丝，从香草兰上伸出的细藤，懒懒地趴在铁丝上。领他来的人指着香草兰说：就是因为研究不出来这香草兰的授粉技术，所以无法种植。

　　“在学校还真没学过！”王庆煌查遍了所学的书籍，心里犯了难。“找国外资料，怎么也要把它开发出来！”他暗下决心。终于找出症结了，原来香草兰花朵结构特殊，昆虫和风媒都无法为它授粉，在自然状态下，授粉成功率不到1%，只能靠人工授粉，而人工授粉的关键要掌握花开时间，怎么办？只有日夜盯着。王庆煌索性搬到基地住，在泥土地上扎了个帐篷，这一大片香草兰得一棵棵观察记录，他一排一排一个一个编上号。白天烈日炎炎，晒得他皮肤火辣辣地疼；太阳落了蚊虫又出来，咬得他满身满脸是又红又肿的大疙瘩。赶上下大雨，他没地躲没地藏，帐篷里和起了泥，地铺都成了泥饼子，这个21岁的小伙子哭了。打退堂鼓？不行！拍胸脯接的任务一定要完成！咬牙坚持！

　　王庆煌买了煤油炉、米、挂面和生活用品，背回大量的资料，在这儿安营扎寨了。为了准确掌握香草兰开花时间，他夜里上了闹钟，一小时起来一次，田地里蚊虫厉害，抹上避蚊油都不管事，隔着衣裤咬得他浑身流血水，久而久之，他浑身结满了厚厚的痂，加上风吹日晒，一个年轻小伙子看上去老了20岁。

　　一年下来，他初步摸索出香草兰花开时间是每天早上6：30到中午11点半；两年下来他掌握了香草兰花开季节长的特点；三年下来，他发明了“签拨授粉法”。很快，“签拨授粉法”成功了，他掐算好时间，喜出望外地把附近的农民找来，发给他们每人一根牙签，让他们站在香草兰面前，用牙签做三个动作，打开花的“帽子”，压一下里边花粉囊，让它散在花的柱头上，然后回位。他看着表计算，农民们在一个小时之内能完成对100多棵香草兰的人工授粉。“这香草兰能卖钱？”农民不解地问。“对！种香草兰靠长出的豆荚卖钱。”王庆煌指着从香草兰枝上蹿出的一枝绿色棍棍说。“这是天然香料，无论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都需要！”

　　“那怎么种呢？”农民们又问。“靠这支芽条”王庆煌指着香草兰枝上一根细细的芽说。“下一步该研究对它如何大面积栽培的技术了！”王庆煌给自己拧了扣。

　　一天，王庆煌在深圳工作的大哥来这看他，一见面，大哥吓了一跳，本以为弟弟在科研部门会穿着白大褂坐在实验室，可没想到弟弟又黑又瘦像个小老头！不久，大哥又第二次看他来了，这次说什么也要带王庆煌走，并且告他在深圳为他找到了好工作。王庆煌一时被大哥说的心动了，可转念一想，不能走，我走了，这香草兰怎么办？眼看就能造福百姓了，放弃多可惜呀！于是他费了好大劲说服了大哥。

　　接下来，王庆煌奔波在基地和实验室之间，潜心研发对香兰草规模化引种试种及人工荫棚栽培。整整六年，终于在1993年取得成功，当年香草兰干豆荚收获达到639公斤/公顷，超过世界香草兰主产国300—405公斤/公顷的水平。

　　后来，海南万宁兴隆镇农民文育川靠香草兰一年赚了十万元，他用这钱盖了个小楼，命名“香草兰楼”，和他一样，靠种香草兰致富的农民也纷纷盖起“香草兰楼”，有不少农民还买了小汽车。

　　“我们就是为农服务的”

　　1998年的一个星期六，省旅游局局长来到热科院香料饮料研究所，一进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百十来号研究人员捋胳膊挽裤腿，太阳底下人人戴着大草帽，蹲在地上码砖抹地面。

　　“谁是王庆煌所长？”局长问。

　　“我是！”已当了三年研究所所长的王庆煌边说边起身笑吟吟地回答。

　　局长看着王庆煌愣了半天，这哪像所长，粗糙的皮肤，黝黑的脸，一件被汗水浸透了的白的确良短袖衬衣，洗得发白的蓝布裤子上糊着泥土，王庆煌不好意思地把沾满泥土的手往身上抹抹，握着局长的手解释说：“自己动手，给农民建个‘工厂’”。

　　“什么？”局长不解地问。“这附近的农民没钱挣，我们研究院不能空研究，先解决农民收入问题！这不，大家达成共识，把研究院改建成一个集种植、研究、生产一条龙的热带植物研究所，一方面有助于科研成果转化，另一方面解决农民就业，让他们有事做有钱挣。”听着这落地的话，看着这位朴实的所长，这位局长感动了。

　　王庆煌接着说：“没资金，大家白手起家靠义务劳动先修出几条路，再建个产品加工厂。几个月后，这位局长果真尽力支持了研究所。三年后，当这位局长再次来到研究所时，又被眼前的情景震惊了：热带植物园几个大字耀眼闪亮，院里绿荫交错，百花丛生，“咖啡小屋”、“品茶园”、“热带水果园”映入眼帘，载满旅客的电瓶车来回穿梭，挂着“热带作物研究加工厂”牌子的小楼好生气派。这时，一位四十来岁的导游大姐喜滋滋地对他说：“院里有热带植物2000多种，您不想看看听听介绍吗？另外您可以去品尝一下我们的热带农产品！”从这位导游大姐那里他了解到，附近的800多名农民在这就业，从事种植、导游、保洁和热农产品加工等工作。她就是兴隆农场的职工家属，每月在这拿800元。这位导游大姐说完又递给局长一份热带植物园简介，只见上面写着：热带植物园一年接待游客150万人次，研究所带动组织农民与香料饮料作物种植、加工、销售，累计实现经济效益近2亿元，仅香草兰开发的系列产品年产值就在上千万元。

　　2004年，王庆煌担任了热科院院长。一天凌晨，热科院三农办公室的电话响了，“专家啊，快帮我们救救胡椒吧，全被台风刮躺下了！”王庆煌带领植保所的专家火速赶到现场，只见成片茂密的胡椒树，东向一面的叶子齐齐折损，不少碗口粗壮的胡椒树侧卧在地。

　　椒农们围着王庆煌和专家们焦急地问：“有救吗？”

　　“别急，只要补救措施到位，这些叶子受损的胡椒树反而有可能达到丰产，因为风暴客观上对胡椒树起了疏叶作用。”王庆煌边安慰着椒农，便和专家们从车上取下药箱，拿出瑞毒霉淋根、硫酸铜溶液等农药，手把手地教椒农把它们涂在胡椒叶和枝条上，同时又领着椒农扶起一棵棵倒下的胡椒树，缕出一棵棵要断没断的藤条，用线绳捆绑着，给它们“接骨打夹板”。

　　整整十几个小时，王庆煌和专家们忙在胡椒地，没吃没喝，有位椒农感动的忙着回家杀鸡，等他端着冒着热气的鸡汤赶回来时，专家们已悄悄地走了。

　　2008年1月，广西遭受了严重的冰冻灾害。“院长，可糟了，木薯全冻死了，农民的收入泡汤了……”电话那边传过来本院品资所副研究员木薯专家黄洁急切的声音。“我们就是为农民服务的，马上出发！”放下电话，王庆煌和几位专家立刻飞赴广西。到了受灾现场，农民们围过来，抱着专家痛哭。“快想办法啊，我们可指着木薯卖钱了。”“我盖房子的钱没了……”农民越哭越伤心。“唯一的办法就是补种，不能误农时！”王庆煌和专家们迅速返回海南，从各市县木薯示范基地收集种苗，以最快的速度运到广西。不到48小时，载着海南农民情谊的六大卡车木薯种苗种在了广西的薯地中。当年，广西的木薯种植户不但没有因为灾害受到损失，而且收入还高于往年，因为支援来的木薯全是华南5号优质优产的品种。

　　在热科院，有一个人尽皆知的秘密，就是王庆煌一年只给自己放三天假：大年三十、初一和七月十二日。这七月十二日为什么？原来这是他爱人的生日，每年这一天，他这个不着家的人一准回家，洗衣服、收拾屋子，做两顿好吃的饭，因为他知道欠妻子的太多，他想出这个法子来安慰和补偿……

　　“把论文写在热区土地上”

　　在热科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的大院里摆放着一件珍贵礼物，这是一个用巨型石头雕琢成的大芒果，是四川省攀枝花的13位果农代表，驱车千里特别送来的。除了送这礼物，农民们还写了一封报喜信，信的内容是：

　　我们最最敬爱的专家：

　　说什么都没用，千言万语一句话，感谢您帮我们致富。……

　　我们攀枝花地区现在成了芒果之乡了，热科院示范的3万多亩芒果田，已辐射带动华坪等周围地区，芒果种植面积达20多万亩了，今年攀枝花地区芒果产值超过了2.5个亿。您说高兴不高兴？另外，芒果容易得的细菌性角斑病按您的药方也根除了。

　　敬爱的专家，您再来攀枝花，会看到幢幢“芒果楼”，辆辆“芒果车”，为啥这么叫？这是您们的功劳啊！我们永远不忘！

　　四川攀枝花大龙潭乡新街村、立街村全体“芒果”农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日

　　以前，四川攀枝花地区农民农业收入低，于是想靠种芒果挣钱，可由于品种不好，当地的芒果产业怎么也成不了气候。为支持攀枝花地区发展芒果产业，从90年代以来热科院投入了大批科技力量，先后选派十多位科技人员挂任科技副县长；组织近千人次的科技专家深入基层驻点，引进了凯特、海顿、圣心等十多个芒果系列新品种，向农民推广，还进村入户面对面地指导农民开展选种、栽培、施肥、给药和咨询、培训等产业技术服务，热科院与攀枝花市政府建立了长期技术合作。王庆煌反复告诫专家说：“我们科研人员进行科技创新的最终目的是让农民富起来，把论文写在热区土地上是我们永远要做的试卷。”

　　的确，王庆煌带出了一支“疯狂”工作的科研团队，他上任7年，热科院获得88项部省级、国家级科技奖项，其中他本人的科研团队获得一项国家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基础研究领域如木薯基因组学、香蕉枯萎病重要致病菌基因组学等方面取得重大创新突破；在服务三农方面，大面积推广7—33—97橡胶、华南5号木薯、组培巴西香蕉、脱毒甘蔗种苗、晚熟芒果等一大批优良品种，推动了热区农民增产增收；在全国组建了9个热区省市为主的全国热带农业科技协作网。

　　王庆煌把时间用分秒计算。然而他偶尔静下来，总会想到心中那抹不掉的遗憾：父母过世，他都因为赶上热科院有较劲的事没能赶回老家，作为儿子，他只能在父母的祭日深深地为他们鞠上一躬，再说上一句：“亲爱的老爸老妈，对不起！”

　　本报记者 魏月蘅 王晓樱 本报通讯员 林红生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