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记者从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亲属处证实，杨维骏于6月9日18时03分在昆明逝世，享年98岁。

公开资料显示，杨维骏1922年出生于云南昆明；1945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政治系，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协助劝说卢汉起义；1949年至1959年，任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1978年，恢复工作，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后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此后曾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93年，从云南省政协副主席一职卸任；1993年至1998年，任云南省民盟副主任；1998年，离休。

杨维骏退休后，因举报白恩培、仇和、张田欣等高官，被称为“年纪最大、级别最高、最不为己”的三“最”反腐斗士。

2017年，95岁的杨维骏曾接受都市时报的专访。

对于关注云南政界的人来说，“杨维骏”这个名字意味深长。他既是一位退休的高级干部，又是一位举报者——对白恩培等人违纪违法问题的持续举报，令他的知名度在九旬高龄的晚年一再高涨。

“反腐名士”只是人们赋予杨维骏的一重身份。人生路上，他已做了很多事情，但他的思索和行动还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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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日，杨维骏迎来了他人生的第95个年头。
　　他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同学已去世多年，用手枪殴打他的特务大概已成枯骨，“不高兴他”的云南高官换了一任又一任……而他，还活着。
　　脑供血不足、心脏早搏、高血压、糖尿病、前列腺肥大，还有身体机能的衰退，每天都在侵蚀着他。他每天要吞咽17粒半药丸，与各种疾病对抗。
　　他在金牛小区2号区和失地农民见面，他的“直言”新浪博客约以每周一篇的频率更新。“他们不理我”是他“工作”的常态，但他并不因此尴尬，仿佛他面前是那台巨大的风车。
　　杨维骏：一生

迎来人生第95个年头的杨维骏。

病房里的国标舞

“1、2、3，1、2、3……”，杨维骏腾挪在局促的空间里，遥想60年前，年轻时的他跳舞“昆明市第一”。

“前不久，发生了一件很新奇的事情。”

原本半躺在沙发上的杨维骏突然直起腰，坐了起来，语调提高了些。2016年11月的某天，昆明主城区一公安分局的人来家里拜访杨维骏，“说是很敬佩我，要我给他们局里的干警做个反腐倡廉的座谈会。”

杨维骏有点意外。他曾因为失地农民的事情，与当地发生过不快。但那次他去了，台下坐着60来号人，寂静无声地听他发言。事过两月，他偶尔猜想：“这是不是要来软化我？”但又隐隐怀有期待：“这个事情，以前从来没有发生。”神色难得地敞亮。

不管目的为何，杨维骏都希望关注反腐的人多一些，这种心理现在尤为迫切——相比一年前，他越发感觉力不从心了。

他的头昏目眩越来越严重。回想2016年3月22日，他94岁生日的第二天，杨维骏还跳了一台国标舞。

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杨维骏首先得克服头晕眼花——他的颈部有骨质增生，压迫血管，导致脑供血不足。

房间中央，他右脚半弧划出，左脚跟上；左脚半弧划出，右脚跟上……嘴里打着拍子：“1、2、3，1、2、3……”惨白的日光灯投下的淡淡黑影在地板上移动，迟缓、凝重。

这间会客室属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下称“云大医院”）干疗科，两边被沙发占满，留给杨维骏的空间很局促，跳六步就到头了。他坐回了沙发。

“地面要滑，不滑跳不成。”地面不光滑，一个趔趄，风度全无。

19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跳舞是件时兴的事情。杨维骏自称，他当年跳舞“全昆明市第一”：“我看舞厅里那些人哪个都没我跳得好。姿势不标准，身子摇啊摇。”

步法正确，身子正直。这是杨维骏跳舞的心得。

杨维骏还会拉几把胡琴。年幼时，他常跟着母亲去戏园，也随琴师学琴。台上，姐姐唱《玉堂春》；台下，他拉琴伴奏。他喜欢京戏，最爱《贵妃醉酒》的愁肠百结和《拾玉镯》的害羞怀春。

戏里的人物坦荡荡的，心里想什么就唱什么。

不过，他已经很久没有跳舞、拉琴了。毕竟，他95岁了，脑供血不足、心脏早搏、高血压、糖尿病、前列腺肥大，等等。精力有限，时间马不停蹄。每天有17.5粒药片、1包冲泡颗粒，还有1.67ml胰岛素注射液——半年前这个剂量是3ml——进入他的身体。

这也是他2016年3月22日现身云大医院的原因。他腰部有点酸痛，怀疑“肌酐高了”。7点50分到医院之前，热水袋在右手背已焐了许久——这会加速血液循环，便于抽血。

干疗科走廊的候诊椅上，一位60来岁的“小辈”招呼：“杨老，你来啦？要抽血？”

“来验肌酐。我早让他来，他老不来。”老伴王婉琪接下话。

护士熟悉杨维骏，也喊“杨老”，“老”字拖出的长音，在逼仄走道里，回音和煦。她们尊敬杨维骏，2008年，云大医院职工宿舍面临违法拆迁，杨维骏从中斡旋，楼房得以保留。

抽血顺利，然后是打胰岛素、吃药，接着是早餐。

杨维骏的早餐是两片吐司和一瓶牛奶。他胃口不错，一顿可以吃两碗米饭。那口假牙也不会给他带来困扰。不过，年纪大了要节制，每顿他只吃一碗。

94岁生日那一天

4年里，聚会人数从8人变成4人，到了2016年，只有杨靖华一人来了。“走的走，病的病”。

2016年3月21日，旧历二月十三，是杨维骏94岁的生日。

那天上午，金牛小区这栋三层楼房很清静。9点不到，王婉琪去了医院，杨维骏独自坐在会客室。他走动过一次，从会客室到客厅，毛拖鞋踏出“哒，哒，哒”的声响。声响细碎且快速，8秒，20步。

打破清静的是一位“白大褂”。早上10点，“白大褂”闯进客厅：“1个小时，我只能在1个小时，还有七八个病人等着我。”这是杨靖华，85岁，曾是解放军昆明总医院的脑科主任。现在，他每周三天在昆明法医院坐诊。

二人相识在1949年3月，杨靖华17岁，斗志昂扬，是反蒋学潮的学生领袖。他找到杨维骏——他曾去香港谒见中共中央华南局书记方方，奉方之命，进行策动卢汉起义和控制地主武装的工作。

杨维骏那年27岁，年纪轻轻位列云南民盟高层，相貌英俊、身材高大。

“喏，就是那个样子”，杨靖华指向楼梯下的柜子。那里摆着一张照片：2015年10月，“反腐斗士”杨维骏成为新京报特刊“不忘初心”人物之一，记者为他拍下肖像。肖像照里的他，还举着一张黑白照片，截自他1958年的结婚照——这是杨维骏最喜欢的照片，他35岁，西装革履，发型熨帖，脸上带着轻微笑意。

1943年3月，杨靖华和其他40多个人住进了杨维骏位于拓东路的洋房里。3天后的早晨，这群年轻人怀着“必死的决心”，以种植美国烤烟的名义进入昭通，带着“方方介绍，杨维骏带来”的口信，联系滇桂黔边纵六支队。

直到1950年2月，杨靖华从滇东北回到昆明，进入云南大学念书。这年的12月，因为杨维骏的鼓励，杨靖华坐了11天的火车到达东北，成为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军医。

二人再见，已是1986年，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已两鬓斑白。最近几年，两人愈发亲密，除了回忆往日时光，更多谈谈国事。杨靖华自愧不如，没有杨维骏的勇气。

“报纸上有，群众也在说，谁不知道杨维骏？”他看过《南方周末》《上海纪事》《京华时报》《新京报》的报道，却没见云南媒体：“你们胆小，什么都不敢讲。”

杨维骏不主动牵扯杨靖华，唯有一次例外。在“西山公车上访”事件中，一位农民头部受伤，“杨老一个电话”，杨靖华立即去了圣约翰医院，为受伤农民诊治。要知道，他是大专家，“不是随随便便就给人看病的”。

杨靖华对杨维骏的事很上心。杨维骏最近四年的生日聚会都是他在张罗。聚会人数逐年减少，从最初8个人变成4个人，2016年，只来了杨靖华一个人。

走的走（过世），病的病，对这些老人来说，每次见面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相见，每次告别都可能成为永别。

杨靖华与杨维骏相识于1949年，以是故交。

澎湃的20世纪40年代

“为劳苦大众请命、奋斗，这就是政治”，身为云南大学政治系学生的杨维骏，有了这样的认识。

杨维骏是个怀旧的人。怀旧又高寿的人，容易孤独。

“老战友、老朋友一个个都走了，我很怀念他们。”2016年3月17日下午，说这句话时，杨维骏身体陷在会客室的沙发里，头枕在头靠上，像一个挂在礁石上的老贝壳，平静而坚忍。

杨维骏尤其怀念的时代，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20世纪40年代。当年，昆明那座原本安详平静的西南边城，陡然间激昂起来。西南联大一路南下，飞虎队在昆明上空与日机对战，李公朴、闻一多4天里相继被暗杀……

正在云南大学政治系读书的杨维骏认为：“为劳苦大众请命、奋斗，就是政治。”

那时，他是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1944年6月，自治会贴出大字报，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开放政权、实行民主等十项要求，揭开昆明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序幕。

“当时国家艰难，人民对生活和未来充满灰暗”。学生大多埋头读书，不问政治。杨维骏和同学们却记得，1944年“七七”座谈会，闻一多教授在云大至公堂，针对学校当局的“大学应专心教书读书，不问国家大事”之词，厉声斥问:“我们连吃饭都成问题，还能安心教书吗？”满场群情愤慨。

也在这年，民盟云南省委组织“爱国民主大集会”，五千人聚集在昆华女中操场。百余名特务冲进会场，殴打学生。作为“纠察队长”、负责维护会场秩序的杨维骏，去东门城楼搬来宪兵。回到会场，看到一位西南联大男生被特务围打，杨维骏冲进人群中救人，却被特务当成靶子，脊柱遭受猛击，躺着养了半个月伤。

“我们之间有种惺惺相惜、命运相连的情义。”他沉默数秒，加了句：“这你不懂。”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被害后，杨维骏也被列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黑名单。他逃到滇西鹤庆，后又远走上海，以征信所职员的身份做掩护，负责上海民盟学生分部，策动学生运动。

上海是杨维骏的第二故乡，这里“磨砺人、鼓励人、历练人”。早在1922年6月，杨家为躲避军阀迫害逃至上海，那时杨维骏才出生3个月。3年后，他的父亲杨蓁（辛亥革命时期的滇中名将，后担任孙中山大本营的代参谋长）被军阀杀害，母亲带着6个孩子躲进了洋人的租界。

租界公园挂着“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印度兵和安南（越南）兵一个个趾高气昂。杨维骏觉得屈辱，也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抗争。

他记得，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普通市民为前线士兵捐钱捐衣，长三堂子（旧上海的高级青楼）的艺妓们也捐出金手镯、项链、耳环。

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时，杨维骏在南洋模范附小读五年级。半夜，他被警钟吵醒——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响应北平的学生运动。杨维骏摩拳擦掌、跃跃欲动，却因年纪小被阻止，他激愤不已，一夜不眠。翌日，学校成立抗敌后援会，杨维骏被推选为五年级代表。

那时，杨维骏才13岁。他并不知道何为政治，何为为民请命。 

相比一年前，杨维骏越发感觉力不从心，头晕目眩越来越严重。

不是寻常老者

杨维骏3岁丧父。在他脑海里，父亲“为穷人翻身求解放，是个斗士，是个英雄”。

杨维骏走的路，和父亲杨蓁的路相似。“我父亲一身正气，为穷人翻身求解放，是个斗士，是个英雄。”

从母亲的叙述中， 杨维骏知道，杨蓁出生于城市贫民家庭，在讲武堂与朱德义结金兰，后成为孙中山大本营的参谋长。杨维骏听说，父亲曾在岗头村带兵赶路百余里，把被土匪绑走的村民和牲口救了回来，村民为他立了“生神牌”（为生者立的牌位）。杨维骏曾去找寻，已不见踪迹。

如今，他能够借以凭吊的，只是一张半身戎装照。照片里，杨蓁剃着寸头，表情肃穆。还有一张拓自黄毓英纪念碑的拓片，里面有“永怀在澄清，斧钺甘躬蹈”“眷念忆畏友，情亲入痦寐”的诗句。那是杨蓁的手笔，杨维骏觉得父亲“诗好，字也好”。

杨维骏偶尔也写诗。书房墙上挂着“春风浦上绕人衣，绿竹摇條（“条”字繁体）叶共飞，喜见妻儿红映颊，人颜景色并争晖”。杨维骏将“飞”念成“fi”，因为“读fi才押韵”。这首《游近华浦》写于1961年，他“摘右帽”的那天。他心情很好，但也只有他自己明白，前面三年时间里经历过什么。

1956年，作为云南民盟秘书长的杨维骏，被指派协助费孝通调查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情况。“费老走访了各个大学，在一片掌声中离开了昆明。”不料，1957年费孝通被打成右派，1958年杨维骏也被牵连。

杨维骏至今不明白，他满腔爱国热情参加革命，为何被认为是“人民的敌人”？他想轻生，与新婚妻子王婉琪提出离婚，妻子不肯，才让他断了轻生的念头。而几年后的“文革”期间，杨维骏再次成为“敌人”，被打发到西山背后的农场里干农活。而这次，支撑他的是马恩文学，还有妻儿。

杨氏夫妇是“患难夫妻”。年轻时，杨维骏前后劳动改造了20年，王婉琪不离不弃；年老时，王婉琪照顾杨维骏，无微不至。杨维骏能活到这把岁数，王婉琪有着莫大的功劳。

杨维骏很难察觉自己已年过九旬。“你看我皮肤，脸上皱纹少，还比较润。”他摸着脸，有些得意。自60岁开始，他每两天游泳一次。海埂训练基地有人说：“我当游泳运动员的时候，你在游；我当教练了，你在游；我退休了，你还在游。”不过，这几年出于“安全考虑”，他不再游泳了。

还在半年前，他每天都要在小区散步两次，时不时有认识或不认识的人走过来，跟他握手：“杨老，我们很敬佩你。”待背上微有汗意，他就回到会客室，打开电视。不过，这半年来，他感觉散步也是一件累人的事情，减少到了每天一次。

杨维骏喜欢看凤凰卫视，但它播报的消息也让他很忧虑：“我们是内忧外患呐！最大的内忧是腐败，最大的外患是美国霸权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

或者，他爬上二楼书房，伏案写材料。来找他反映问题的人很多，即便是2016年的最后一天，仍有几位失地农民来家中拜访他。他要写的材料也很多，写完，就拿着材料慢慢挪到小区打印店，请人帮忙打成文档，上传到“直言”新浪博客。博客开通于2010年12月11日，至今整整6年，发表博文361篇。

他不像一个寻常老人，浇花养鱼、写字画画、含饴弄孙……他也不允许自己这样。从他还未出生，就注定要走这样一条路。至他年老，散步、看电视、写材料，成为他的全部生活。

只有老人的家

送孙女去美国那年，她才5岁。22年过去了，杨维骏觉得彼此感情生疏了些。

生活极简，一如往昔，反倒是昆明城的换骨脱胎，让杨维骏猝不及防。

他怀念的是，很久以前，去西山得从大观河坐船，船娘摇桨，在滇池碧波里行船。若逢秋日，两岸黄灿灿一片，满是稻香，“那是东吊米，世界上最好吃的米”，可产量低，精明的农民渐渐地不再种了。还有“世界上最好喝的茶”——十里香，老昆明人觉得，用吴井水泡十里香，绝配。

这些东西，杨维骏再也没见过了。老人眼中的城市，千篇一律，暮气沉沉。

世界翻天覆地，儿女也远走高飞。女儿是幼教专家，常住北京；儿子1989年去了美国，考了研究生，入了美国籍；孙子、孙女大了，不过彼此相隔久远，又有文化差异，情感略显生疏。

偶尔，杨维骏和王婉琪会跟儿女、孙辈用视频对话。打开视频，是王婉琪唯一会的电脑技能。

近两年，王婉琪身体急转直下。2015年3月，小区门诊的医护人员误将二氧化碳当成氧气让王婉琪吸入，导致她大脑神经受损。她手痛、脚痛、全身都痛，痛得忍不住，就皱着眉、龇着牙抱怨。

只有老人的家，多少有些寂寞。王婉琪常半躺在沙发上，看看电视。王婉琪有时觉得，做父母很难，孩子不成器，就急；孩子争气飞远了，又想。这会儿，杨维骏往往会在客室里看电视，或者在书房伏案写字。

二楼书房门口摆着一桌子照片，其中一张，是杨维骏骑在马上，拍于2002年，那时，杨维骏身体还不错，带着老伴、女儿、外甥女去了石林。“你看我那时候，身体还很好。”杨维骏觉得自己这几年老得快，“经常有人来反映情况，用脑过多了。”

还有一张照片也很醒目，是个年轻女孩，长卷发，皮肤微黑，画着大眼妆，笑得很坦率，流露着美国女郎的时尚气息。那是杨维骏的孙女，27岁。杨维骏听说，她走在纽约街头，“警察都要回过头来看看她”。

孙女自打出生就跟着杨维骏，直到5岁。1994年，杨维骏卸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的第二年，他带着孙女到了美国。那是他第一次去美国，待了4个月；1998年，他又去了一次，待了8个月。

两次旅美的经历，杨维骏认为自己弄清楚了一个问题：“美国是垄断资产主义，按照列宁的说法，是腐朽的、垂死的。为什么他们腐而不朽、垂而不死？”

访问了很多人，跑了多次图书馆之后，杨维骏有了自己的结论：二战时期，美国凭借军火工业得以自救；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是高科技。

他写了两篇访美侧记，打算编进自传里。他已经完成了自传上半部分，原本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却遇到了阻碍。杨维骏至今不知道，他的自传里有哪些内容违反了哪些规定。 

医生为杨维骏注射胰岛素。

最大的遗憾是糖尿病

如果说遗憾是指“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做”。杨维骏觉得，除了糖尿病，自己便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只要涉及杨维骏，很多事情就会变得复杂。但他并不觉得这很尴尬，或者为此愤怒。“反腐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不是生气能够解决的。”

这是一个集勇气、理性还有耐性的漫长过程，杨维骏已经走了30年。

上世纪80年代，“官倒”之风（倒卖国家统购统销物资）泛滥。1989年，全国各地成立治理整顿公司的领导小组，已是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的杨维骏被指派为云南小组副组长。“反官倒”后，杨维骏便从才任职了一届的省政协副主席位子上退了下来。

他写下“自勉”和“自恬”，挂在会客室。“政坛千古幻风云，多少丹心照万民，今为正纲违显贵，甘遭坎坷不甘训。”“冬去春来往又还，沉浮世上哪能完，人生百岁如弹指，轻看浊流心自恬。”

这并不意味他自此不问世事。90岁生日那天，他写下：“九旬华诞庆飞觥，往事多乖萦我衷，世路艰辛荆棘阻，甘当除棘一愚公。”

2010年“公车上访”事件后，一波又一波的人慕名而来。他接触过宣威、晋宁、昆明、红河等地的农民，涉及30多万亩基本农田、100多万农业人口。他热衷于此，是因为这“触及18亿亩耕地的红线”；再者，农民失去土地是件危险的事情，“丢了吃饭的家伙，谁都会拼命”。他把材料送交了中央。

杨维骏执着的事情，很少能够得到期待中的“动静”，城里强拆、侵占农田，他接触的事情没有一件解决了。唯一受理的只有，2014年他趁着去北京治病的机会，向中纪委反映了“云南的六个问题”之一的白恩培。

后来，有人告诉他，中纪委说他的实名举报创下了三个“最”：年龄最大、职务最高、最为老百姓着想。他隐隐地高兴，同时也觉得孤独——反腐之路，鼓掌的人多，同行的人少。

单枪匹马成不了事，杨维骏想团结爱国知识分子，他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希望知识分子能够常态化地、有组织地发出声音，自下而上地反映人民群众的诉求。

他也明白，这是一场“持久战”，非一年数年之功可成。他习惯了。

他也没有可遗憾的——如果说遗憾是指“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却做了”。他只懊恼自己得了糖尿病。二十年前，一时贪嘴，每天要喝两瓶荔枝汁、一瓶可乐，破坏了胰岛功能。此后，他每天都要打一针胰岛素。他不怕麻烦，只是在意“它让我的身体不健康”。

2017年1月1日，杨维骏拖着这副每天需要1.67ml胰岛素注射液、17.5粒药片、1包冲泡颗粒的身体，走到了95岁。

他清楚，大限之日终将到来。他想要解决好昆明、晋宁失地农民的问题。想要在2017年出版《杨维骏争鸣文集》，58万字，涉及史学争论、政治理论学习、国际观察等等，最关键的部分是他多年来的反腐斗争和为民请命的经历和经验。

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一定向真理低头，绝不向谬误退让。

杨维骏这一生，做的很多事情都没下文，“他们不理我”。他的面前，是一台巨大的风车。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云南“反腐斗士”杨维骏逝世，享年9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