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伟大的时代，总会涌现出许多了不起的人物，他们或劈荆斩棘，勇立潮头、开创一番轰轰烈烈的业绩；或运筹帷幄、独辟蹊径，创造出前所未有奇迹。然而还有一种人，他们只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恪尽职守，无私奉献，同样为人们所敬仰。

　　张巨魁就是后者。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但他的离去却让人们怀念，令人们深思，使人们从他过去的身影里，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形象，感受到了共产党人应有的信念，情操和追求。

　　张巨魁1982年毕业于山西矿业学院，从一个普通的煤炭技术人员成长为安全生产监管干部，他二十多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长治市煤炭事业和安全生产倾注了毕生心血。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张巨魁就致力于地方煤矿技术改造。

　　西旺煤矿是个市管矿，由于一直沿用落后的炮式采煤法，已临废弃。是张巨魁在这个矿率先实行了壁式采煤，提高了回采率，使西旺矿延长了15年的生产期。

　　在经坊煤矿，他将原来的高落式长壁炮采法改为轻型支架放顶煤综采法，并争取到200万元资金落实了技改配套，使这个煤矿年产量上升到180万吨，连续5年安全生产无事故。在襄垣县，他组织召开综合采煤方法改革现场会，使长治地方煤矿的技术改造走在全省前列。正是由于巨魁同志20多年坚持不懈地抓技改，全市的安全生产实现了根本性、基础性变革，原煤资源回收率由原来的15—30%提高到50—75%。煤矿倾斜井巷矿车跑车和雷管引爆的瓦斯爆炸一直是煤矿生产的两大隐患和难题，他带领技术科的同志们研究成功了“防止矿车跑车装置”和“二氧化碳气体爆破”技术。

　　面对长治煤矿复杂的地质结构所造成的透水，顶板脱落，瓦斯爆炸等问题，张巨魁为了国家财产，为了矿工生命安全，总是坚守阵地，不顾个人安危，一马当先。

　　他常说，干煤矿、管安全的，不下井就没有发言权。他下乡必到矿，到矿必下井，经常揣着地图，深入一座座煤矿井下现场仔细检查。他担任局长后，不管工作多忙他每月都坚持深入五六个煤矿，实地检查安全生产情况。熟悉他的人者说，张巨魁是一位局长，更像一名矿工。由于地质原因，有些小煤矿煤层只有五六十公分厚，采掘巷道低矮狭小，只能爬着才能进去，他不畏艰难双膝跪地，背擦顶板，一步步爬到工作面，再难下的矿都要爬到头。他跑遍了全市300多座煤矿，累计在井下步行6000多公里。

　　2002年11月8日凌晨，墨镫乡小芦沟煤矿发生透水事故，井下6名矿工被困。张巨魁获悉，立刻披衣起床，赶到现场，井下一片漆黑，污水在井口翻涌，被困矿工的位置无法确定，张巨魁换上工衣：“我下去看看。”同志们劝他在井上指挥，让救护队员先下。张巨魁斩钉截铁地说：“谁不是爹妈生的！就我的命值钱！我是局长，我不下谁下！”井下的状况远比想象危险得多，巷道冒顶，石块顶落，瓦斯超标，随时有爆炸的危险，趟着齐腰深的水张巨魁和同伴们在漆黑的巷道里整整找了一圈，喊了半天，也没发现被困矿工，但总算摸清了井下的情况。上井后，张巨魁又对照图纸，主持制定了隔巷打孔抢救方案。他又连续7次下井，指挥现场营救。最终，在透水巷道旁一个只有茶几大小的平台上找到了被困矿工。

　　2002年7月，长治县长征煤矿发生井筒瓦斯爆炸，3名矿工被困井下。当时爆炸的强大气流已将井架冲垮，人员无法下井施救，而地下水正以每小时1.8米的速度上升，被困矿工十分危险。他果断决定：用吊车的天轮作井架，派人坐灌笼下井实施救援。就在水位已淹至被困矿工脖根时，被拉上灌笼，成功救出地面。

　　正是这种无比扎实的工作，迅速改变着全市煤炭安全生产的被动局面，并使长治市的安全生产工作创出了一系列的全省“率先”；率先实行了安全结构工资制，率先实行了派遣驻矿安全监督员制度，率先实行了对所有煤矿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制度，率先在全市范围内建立了市、县、乡、村、矿五级安全防护监控体系，率先为全市5万余名矿工办理了意外伤害保险。

　　 2006年下半年全省煤炭整治“三大战役”打响后，张巨魁不顾正在加重的病情，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为了彻底割除私挖滥采这一毒瘤，张巨魁和他的同事们顶着说情风和官煤勾结的巨大压力，跑遍了所有的采煤矿后，关闭非法矿井422座，从而使长治成为全省第一个根治了私挖滥采现象的市。

　　执法如山，执政为民是巨魁的情怀。对于违规行为，他坚持原则，从不含糊，更不因人情关系放宽政策。

　　2005年，全市对13座煤矿、1个采石厂、3个加油站下达了停产停建通知书，对8名责任人进行了行政处分、经济处罚。由于利益驱动，打击私挖滥采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在考验面前，他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冲在这场斗争的最前沿。他调查摸底不怕苦，带领执法人员跑遍所有采煤矿点，做到了心中有数；他执行标准不走样，对全市地方煤矿一把尺子量到底，属于关闭对象，无论有多大阻力、有多少干扰，他都意坚如铁，全市共关闭非法矿井424座，私挖滥采现象得到彻底根治。长治打击私挖滥采工作成绩突出，位列全省第一。

　　他身为煤炭工作的管理者，从严执法，对于煤矿工人，他满怀温情，体贴入微。每当从井下上来，都要抽空和矿工们聊一聊，对如何规范操作保安全千叮咛、万嘱咐，矿工安危始终是他放不下的牵挂。在一线发现安全隐患，他不仅指出问题，而且讲清危害，还要指导拿出解决办法。为了调动各级搞好安全生产的积极性，他在全市倡导实行了安全结构工资制，即在矿工工资中单列安全结构工资，比例上升到工资总额的40%，使安全就是最大效益形成共识，强制管制变成了群防群治。为提高煤矿职工安全素质，他注意强化安监培训中心的职能，对所有从业人员实施安全培训，并实行了持证上岗制度。为了加大安全监督力度，他提议并实施了派遣安全监督员制度，为全市所有地方煤矿配备了专业安全员。为解除矿工后顾之忧，他多方奔走，动员企业为全市5万名矿工全部办理了意外伤害保险。

　　廉洁，是张局长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出差，他拣最便宜的旅馆住；吃饭，他专门去小饭店。他当局长后，有人打过他的主意，但他就是软硬不吃，水米不进。他说，不要一说和煤沾上边儿，就一定是“黑”的；不要一说当了个头头脑脑，就怕纪检委；我不怕，我欢迎大家来监督。

　　有的朋友劝他善待自己：“凭你现在的地位和权力，只要你使个眼色，哪个煤矿不愿意给你出钱？这是治病，又不是贪污。何苦这么委屈自己？”他淡然地说：“花多少钱不是个住？病是自己得的，麻烦别人，心里不安呀！”后来，他病情加重，偶尔，局里的人和他一起出去，费用也是他自掏腰包。有一次去上海看病，司机接他回来后，在单位报销了179元的住宿费。他知道后，硬是自掏钱在财务科冲了账。

　　他常对女儿讲：“人生在世，不能比吃比穿比享受，当学生就要比学习参加工作就要比贡献。”女儿在太原上学，有几次想搭爸爸的顺车回家，就是这样简单的要求，他也没有应允。担任领导职务后，有亲戚朋友想让他帮忙推销产品，他都毅然回绝。一天，一位曾经与他一块工作多年的老部下，找他解决一些技改方面的难点，临走时偷偷留下5000元钱。他发现后，立即给这位同志打电话狠狠地训了一通，并让他把钱取回才算了结。

　　1999年，单位集资建家属楼要交6.9万元，他向同乡借了3万元才凑齐。即使这样，多年来他连治病花去的医药费也没有报销过。妻子身体不好，十几年前就下了岗，每月只有300元的生活费，但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任何单位提出过给爱人调动工作的要求。他的哥哥去世早，撇下两个儿子，至今还在老家务农，家里人跟他说了多少年想找个工作，他一个也没有办。他说，对亲人自己不是不心疼，但不能以权谋私，更不能做无原则的事。逢年过节免不了有办事的人登门看望，每到这时，他不是带着家人躲出去，就是闭门不见。他经常与周围同志们讲的一句话是：“贪求身外之物，是为官之大忌、从政之大危。为官要常听听群众的议论，常摸摸自己的良心，常检点自己的言行。”

　　 张局长有了病，职工们后来还是听说了，但总觉得不是太要紧，因为并没有发现张局长有什么大的变化，他依然是那么忙碌着，办公室的灯光依然是要亮到很晚很晚。

　　人们目睹张局长有了病，是在2005年7月机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进行总结的那天。他从太原开完会，在医院输了液，仍觉得缓不过劲来。一位局领导说：“会议你就不要参加了，休息吧。”他说：“这个会议很重要，我还是要参加。总结我就不念了，就主持一下。”

　　但到会议结束时，他的总结词就怎么也讲不下来了，讲着讲着，嘴还在努，就是没了声音。散了会，他不下了楼，是被人背下来的。他说的一句话：“会议室要在一楼就好了。”

　　医生有过交代，张局长的病情要3个月查一次。他忙着忙着就误了检查。2005年12月，他在太原开完会，给局领导们说：“我给市长请了假，去北京做个检查。”

　　他这次在北京查了几天，医生反复说明，这是个难缠的病，一定要注意休息。

　　岁末年初，他放心不下工作，就又匆忙返回了长治。

　　2006年1月26日，农历腊月二十七。这年没有三十日，再过3天就是春节大年了。这天，市领导要去检查安全生产情况。局里一位副局长和张局长说，你身体不得劲，有我陪着就行了。张局长说：“没事儿。市长去了，我能不去？”

　　原定是上午9点钟出发，由副市长带队，先去三元煤业，再去中石化，最后到经坊煤矿。临近出发时接到通知，副市长有个会，10点钟才去检查，三元煤业就不去了，直接到中石化油库。张局长趁这一个小时时间我去三元煤业一趟，不看看不放心。

　　10点，检查车队向油库出发，张局长才匆匆从三元煤业赶回来。在油库，张局长说：“你们往前走，看看领导问什么，我的鞋不合适，带不起来了。”每天穿的鞋，怎么可能带不起来？大家知道他又是走不动了。

　　中午，从经坊煤矿回来吃饭时，大家劝他说，下午去襄垣你就不要去了。张局长说，没事儿，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下午由市长带队到襄垣县检查了3个煤矿的安全情况。当时分管工业的县委副书记阎潞平在汇报工作时，发现张局长脸色铁青，心里还想，张局长是不是有了什么病？

　　晚上8点多，张局长回到了家。他打电话给办公室，明天上午机关开个春节团拜会，要注意安全，不要打麻将，要值好班，不要让孩子乱放炮。

　　晚上10点钟，他的肝部又在疼。这不是那种隐隐的疼，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剧烈的疼。家人把他送到医院，一量血压，只有40几，抽血化验，已经抽不出血来。最后是在他的肚子里抽到了血。医生已经知道，这是他的肝破裂了。医生给他打了一针止疼针，他睡下了。从此，他就再也没有说话，几个小时后，27日凌晨5点钟，他永远地离去了。

　　张巨魁走了。他留下多病的妻子、上学的女儿。他留下5万多元的医疗费单据和一封要寄给一个叫李亚梅的贫困学生的信和300元钱，今年已82岁高寿的老父亲。

　　张巨魁走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责任编辑：卢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