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札记：好人难做

发布时间：2014-01-03 14:39 | 来源：FT中文网 2012年05月23日 18:04 PM | 查看：3261次

一、讲话纪念

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的官方纪念在今天达到高潮。《人民日报》作为最能代表政治风向的官办媒体，向宣讲和阐述性文字提供了约五个版面，包括头版评论员文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引用人民网网友对昨日任仲平长文的响应之作《坚持文化创造“为人民”》，以及题为“‘延安命题’期待当代回答”的时评。

作为三驾马车的另两家媒体，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的宣传攻势也已达到高潮。通过《在“讲话”精神下成长的于蓝》，《新闻联播》用头条时段请老艺术家讲述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敬佩，并宣布今晚直播专题文艺晚会；后者的评论员文章《永远为人民放歌》已向全国媒体播发，并称连日来，各地各部门纷纷举办活动，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强调“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

不过，如今的艺术家们并非都以上《新闻联播》为荣。对于那些同样善于利用文字技巧的体制外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现在更乐于嘲讽归顺者。新华社昨天发出的一篇电稿，即是互联网吐槽最佳对象：“《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批评者由此指责包括现任作协主席铁凝以及陈忠实、王蒙、莫言、贾平凹等在内的抄写讲话者们“奴颜婢膝”、“丧失骨气”，呼吁人们警惕执政者借此整肃意识形态的可能性。

二、好人难做

因为《中国青年报》昨天发布的一项数据，评论家们集体唏嘘不已：“77.9%受访者痛感在当下社会做好人的成本高。民调揭示做好人的心理成本：71.0%的人表示会被怀疑动机不单纯；50.6%的人认为会被嘲笑。”

比起那些散布在网络论坛上的痛心疾首、人心不古，得以刊发在媒体版面上的评论总是试图找到解决之道。还是那份团中央机关报，今天用名牌栏目“冰点时评”来分析自己的调查结果，《在抱怨“社会不良影响”中迷失》：

“有一个常见的怪象：围坐餐桌，数人侃侃而谈，谈最近的热点事件和现象，大家眉飞色舞地高谈未成年少女做人流的低龄化愈演愈烈的趋势，兴致勃勃地阔论最近又有几个贪官因为贪腐而落马等。无论高谈还是阔论，最后都会感叹：这个社会真的太让人忧虑了。”

作者郭震海显然对这种“只要是‘坏’的事情都可以归纳为‘受到社会上的不良影响’”的论调感到厌恶：“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包括你、我、他每一个人。每天，我们一睁眼就开始参与社会活动，请不要动辄就说自己太卑微太渺小，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影响着社会，改变着社会，我们都是这个社会的基本元素，都是这个社会的主人。如果一味抱怨‘受了社会上的不良影响’，把‘社会不良影响’当成一块遮羞布，哪里有丑哪里捂，笔者就不明白了，这所谓“社会不良影响”到底是谁的影响？”

文章以最新的两个正能量典型--“最美女教师”张丽莉和“油条哥”刘洪安--为例，批评那些网上大骂特骂围观者见死不救、自己一旦遇到类似事件却照样袖手旁观的看客，“在高呼这个社会太坏了，一味抱怨受到了社会不良影响的同时，最该反省的是我们每一个个体。”

在西部，畅销的《成都商报》和《重庆晨报》也共同选择了这个话题：《做好事成本高让社会陷入逆淘汰困境》、《八成人感觉好人难做，暴露社会失信》。

两位作者各取一论。前文认为“做坏事之所以在某些层面上被鼓励（客观上），原因在于法治不彰———目前的主要问题还不在于制度不健全，而在于法律虚设，违法不究，制度让步于私利……所以，法治是劝人向善的第一剂良药。”故而，评论员李迎春呼吁，在“好人能把坏制度变成好制度，坏人能把好制度变成坏制度”的现实困境中，“只谈制度是不够的，还要结合着‘人’来谈”，而“做人的工作，无疑是教育为本。”

但在《重庆晨报》的社评中，唐伟则强调，“现实中，做好人的成本不仅在于‘扶与不扶’的道德困局，更不在于‘见义勇为’极为稀缺，而是你循着明规则运行，却未必能获得预期的效果，甚至会碰得头破血流……‘好人难做’的感叹，实际是底层人群自保下的无奈，造成这种群体生态的制度原因，恐怕更应值得思考。”这位公务员作者引用中组部部长李源潮那句“政府的公信力是社会公信的支柱”，宣告“官治为上”“依法治国”的重要性：“社会信任在制度设计上，不是在江湖而是在庙堂，也不是重奖‘见义勇为’，或者‘为被讹者埋单’就能解决，必须从顶层入手，优先解决权力治理和政府公信的问题，才能使触角延升到社会每个角落，使‘好人得到好报，做恶必受惩处’。”

时评家晏扬更是在《新华每日电讯》的版面上躬身自省，“前几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于建嵘等人发起的随手公益基金，‘随手捐’的意思，很方便。出于对于教授的好感和信任，我当时想随手捐一点，但到现在还是没有捐，内心里总有一个想法忽隐忽现——我乡下的姐姐也不富裕,捐给别人还不如捐给姐姐呢……是的，也许每个人都可以扪心自问，究竟是社会环境阻碍了自己做好事，还是私心杂念阻碍了自己成为高尚的人。”他想到了会有人以“彭宇案”为例将“做好人难”归咎于社会环境差，于是直接反驳：“姑且不论此案，后来被证明与原先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就算是‘好人没好报’，但这么多年来,也就只有一个彭宇案，而‘好人有好报’的案例和事迹何其多！为什么彭宇案留下的阴影始终驱散不开呢？不得不说,彭宇案越来越像是一个‘道德避难所’，为一些人的冷漠、冷酷提供了借口，这样的‘避难所’自然不会被轻易拆除。”

另一位学者秋风也正在大声劝告“做好事不难”。刊登在《南方都市报》上的这期专栏，开篇即讲述自己丢失手机后得遇出租车司机送还的亲身经历，而后更写道：“几天前，我去接茅于轼先生参加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活动，一起乘坐出租车。到目的地，当然应当是我这个后生付款啊，但茅老已先备好钱，要付款，且态度十分坚决。茅老又对司机说：‘那五元不用找了，留给你做小费。’到所里交流美国观感，茅老讲了自己亲身经历的几件美国普通民众热心帮助他的故事，并提到给出租车司机小费的理论思考：在车费之后，给几元钱小费，于我谈不上吃亏，司机则得到莫大的快乐。这种快乐一定会让他对后面的乘客热情周到。那个乘客快乐，也会以仁爱之心对待与他打交道的人，并可持续传递。我只付出了一点点，这世界的快乐就增加了。”于是，秋风结语：“做好人，就是这么简单而快乐。”

事实上，同属于那家官方通讯社的的新华网也已经在今晨展开了一项新调查，截至下午2时，有超过五成的投票者已经声称自己想做好人，“该出手时就出手”。与之相呼应，是首页上另两篇鼓励之作：《如何破解“好人难当”的尴尬困局》、《“做好人成本高”须一分为二地看》，呼吁“破除急功近利的利己思维”、“营造知恩图报的社会环境”、“健全好人无忧的保障机制”，并为有心向善者减压——“我们要努力剔除‘好人成本’中可能存在的假想的、虚拟的或有意无意之中被放大的成本，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自己吓自己’，进而从整个社会心理层面实现‘降本’、‘减负’。”

只不过，“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风吹草动只怕又有了新应验。《人民日报》昨日报道称，2011年10月郑州一群车主组建起“爱心顺风车车主群”，开展免费搭乘。但遇到最大的问题是别人的不信任，遭遇冷脸是常事，“有时候干脆说，走吧走吧，别在这儿骗了。”

于是，今日《钱江晚报》继续讲述“冷遇折射社会信任缺乏”和“戒心需要一点一滴消融”的道理：“中国人太习惯于熟人型社会生活，尚不能适应人口大流动下的陌生人社会，以至缺乏必要的互信...怀疑和防范成了对待陌生人的一种‘正面’心态，哪怕是好人好心、真心诚意，一概拒人千里。”于是，这篇《顺风车，遭遇逆风》也尝试鼓励善举：“少数顺风车的不顺风，一部分车主遭冷脸，小众市民的一时误解，都是正常反应，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那些好心人继续坚持，继续努力。”

央视网推荐的评论亦就此分析“爱心顺风车”难以做大的原因：“社会环境的变化增加了做好人的成本，这是常识；但是，社会风化的改善，不能仅仅指望‘从他人做起’，重建人心信仰必须从自己做起，这也是常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靠信仰力量的推动去行善事的，他们也需要社会环境的感召。所以，政府部门也应该主动改善人们做好事的社会成本。”于是，作者陈方呼吁公权力出面“给好人一个做好事的机会”，消融“不要相信陌生人”的戒心：“它既是个人私域的事务，同时更是一项需要政府援手的公共事务。”

《为什么我们“不敢和陌生人说话”?》--这也正是昨日新华社发出的一篇述评。文章引用南开大学教授王处辉对中国社会诚信缺失的原因分析：“社会转型过程中，此前各种社会诚信的社会性条件和要素崩解了，但新的相应的社会性条件与要素还没有建立起来。中西方社会价值系统的某些因素，被一些人按自己的利益要求选择出来进行机械结合。如中国传统的功利理性是与诚信及群体主义道德相匹配，但当下有些人却只想要功利理性。”

“善良是美好的，也是脆弱的，它需要强有力的保护。”人民网首页评论《陌生人社会“做好人成本高”靠谁来支付》将心比心，首先愿意承认，“陌生人之间的‘不信任’，类似于自我保护的身体‘痛觉’，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人际交往的必需要素。如果盲目要求人们在陌生人社会里都去信任陌生人，那所造成的后果也很严重。”而后，作者再度诉求于法律保护善行：“如果有关政府和社会组织都来为好人撑腰、为好人免除后顾之忧、为好人因善行而付出的代价埋单，那么好人就会理直气壮地做好人、行善举。如果法律能为每一起好人好事纠纷给予公正裁决，讹诈、碰瓷者必不会得逞。我们将逐渐摆脱‘做好人成本高’的困扰。”

可是，如果“做好事”的是公务员，恐怕事情就要复杂许多。同样来自中共中央机关报，讨论“深圳公务员开展志愿活动，为民擦皮鞋缘何惹争议”：“有人认为这是公务员‘学雷锋’开展志愿者服务的一种形式，而很多网友认为公务员上街擦皮鞋系作秀；有人认为‘擦皮鞋’可以拉近公务员与群众之间的距离，但也有人认为人们需要的是公务员做好本职工作，而不是去‘擦皮鞋’……”

《人民日报》就此摘录的观点碰撞是“立足本职才能拉近距离”、“舆论对公务员有偏见”以及“不要去伤害好的开始”。其中第二点来自“擦皮鞋”志愿者、深圳市审计局干部胡重辉，而他的这番委屈也很快成为了新浪腾讯和网易的新闻首页标题点所在：《深圳公务员谈下班时间擦皮鞋：做什么都会被嘲讽》。

并且，在代表媒体自身倾向的专题评论中，两家老牌门户--新浪和搜狐已经因此产生明显分歧：前者“新观察”写明《为民服务，“作秀”又何妨？》，认定“只要能长期坚持并且的确有益于公众，类似于公务员擦鞋的‘秀’，可以继续‘秀’下去。”；后者则讽刺一声“公务员该抓‘皮鞋’不该擦皮鞋”：“我们认为，纳税人高薪雇请人民公仆不是稀罕其免费擦鞋，而是让他们去抓皮鞋酸奶、毒胶囊、地沟油、甲醛白菜……”《京华时报》则试图一分为二，为“公务员义工如何走出作秀质疑”提供建议：“要想打消外界质疑，公务员志愿者必须通过切实行动打动群众。当然，百姓也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公务员做义工，至少应当静观其变。社会需要鼓励好人好事，不能让‘好心没好报’浇灭了一些人的善心。”

三、@鲁若晴事件

不过，要说起在过去数日中引发最热烈讨论乃至对质的，还要数另一件被质疑者指为“作秀”的@鲁若晴事件。这个新浪微博账号自述白血病病情，从4月中旬开始直播治疗过程，称虽已与其哥哥干细胞配型成功，但她决定放弃治疗，并表示不会接受任何捐助。

这个“病情越不乐观，心态好似越强大”的乐观账号之所以一夜成名，缘自“作业本”的转发推荐，此后，赞誉、鼓励、同情、祝福纷至沓来，鲁若晴的粉丝骤增，多数以鼓励为主，其中不乏韩红、范玮琪、黄渤等影视明星。

不过，对事件真实性的质疑也开始浮现。一个名叫“烟花妹妹”的账号公开宣称事情是炒作，作为将鲁若晴推向公众视野的最关键力量，“作业本”亦被指控因此获利10万元。而正当“作业本”的追随信任者们与“阴谋论”者互相斥责之时，一家山东本地正规媒体的介入更加剧了事态。

在跟踪一夜爆红的故事后，这家《鲁中晨报》在昨天刊出内版头条，标题直言“鲁若晴，别透支我们的同情心”，据记者声称，在其根据“作业本”所整理资料按图索骥时，却获青岛市青医附院告知：“我也是刚刚才知道这个女孩的，但我查询了我们医院总部从年初以来的住院病历，从来没有过一位姓鲁的病人，也没有符合这个情况的女孩。”

虽然这则报道中亦引用了旁证“鲁若晴之事确为真实”的信源以及“不管真假，不想用邪恶的心去揣度这样的事情”的网友表态，但对那些坚信“作业本”本人公信力、深受白血病姑娘乐观笑容感染的人们来说，这份由山东省委机关报主办的子报言行显然被视作一种对善良的侮辱。

于是，在遭遇了人们对报道动机和专业水准的质疑后，《鲁中晨报》今天试图解释，将“真假鲁若晴”的大标题升级放上了头版。据其记者手记，“网络上对于‘鲁若晴’的贬或褒，都超出了本报的本意。我们的本意只是代表读者网友，为这名坚强的姑娘尽自己绵薄之力。为什么有人对于‘鲁若晴’身份有了质疑？她是为利益炒作还是被人利用，亦或是有其他幕后推手，在信任与爱心缺失的当下，这件原本洋溢着爱心的事却显得经不起推敲，我们不难想象老太太倒了没人敢扶是爱的何种纠结，不是社会没有了爱，是我们担心爱被利用。我们伤不起，但我们不希望爱不起。”

“伤不起，爱不起”——这句话，《鲁中晨报》的反对者们其实也运用娴熟。作为兄弟报纸，《齐鲁晚报》开篇即总结了两派代表言论：“一个非凡的女孩，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质疑也许会招来骂声，但因为爱之切，所以求之真。”参与报道的记者同样写下手记：“她是真是假，与他人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觉得她是真，你愿意就说一句祝福，如果你觉得是假，笑笑离开，谁又能把她捧红呢？...网络暴力、话语霸权永远不是我们航行的方向。”

通过该报头条评论《“鲁若晴”没求咱什么，别那么苛刻》，这种“无论网民还是媒体，对真相的苛求都不应以牺牲他人的私权利为代价”的立场得到更详尽阐述：“追求真相确有必要，社会诚信正是建立在真相的基础上的，网友对鲁若晴的关注同样如此。但面对一个可能的绝症患者，是粗暴的质疑好呢，还是以宽容的心态耐心等待真相更好呢？我相信,善良的人更多地会选择后者。”这篇得到新浪评论频道头条位置转载的文章强调鲁若晴不是“郭美美”、“卢美美”，“在不涉及公共利益的情况下，‘鲁若晴’作为普通人，有权利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无论网民还是媒体，对真相的苛求都不应以牺牲他人的私权利为代价。看到人家删了微博，就以此为据急匆匆地指责人家欺骗了自己的善良，这太性急了，如果先前微博所述属实，那么我们对一个走在人生边缘的生命个体，实在是太苛刻了，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于是，这份山东最畅销的报纸结语宣布：“在‘鲁若晴’真相不明的情况下，我宁愿相信是真的。人家没求咱什么，何必对她那么苛刻呢？”

问题是，齐鲁晚报的“宁愿相信”也并不能说服那些早已被网络炒作锻炼了心肠的民众。甚至，就连新浪官方昨天下午声称联络多位网友、记者后的辟谣也没能有效阻止对鲁若晴事件真实性的质疑。

在一群受众斥责《鲁中晨报》捕风捉影死不悔改的同时，另有一些正在微博上痛骂《齐鲁晚报》“无耻”：他们“支持一切刨根究底的较真行为”，反问“难道媒体不应该追求真相吗？”作为人民网舆情分析师，何小手也值此感叹：“权威消解，质疑成灾，信任缺失，经历反复的被忽悠、被欺骗之后，人与人之间竖起由阴谋论筑就的高墙。”

那个“好心办坏事”的好人--拥有近300万关注者的“作业本”在昨天子夜发出长微博，《世界这么大，只能这样吧》：“哪怕我丢掉一切，丢掉我这两百万粉丝……我也要撑小鲁到底。就为给小鲁一个公道，一个清白。她干干净净的来到微博，必须清清白白地离开，这是属于她的尊严。”为了保护鲁若晴“看不到有关她的任何争论”，“作业本”宣布移除她对自己的关注，“我和我的朋友们，不会再说任何和小鲁有关的话题。”

此时，写着“若你安好，便是晴天”签名档的鲁若晴账号已经删去了此前几乎所有微博内容，留下一句：“关于一切好的坏的说法，我都会感恩这一切。谢谢所有人的关爱。我想我该彻底消失了。因为有你们，我是那个最幸福的姑娘。于繁华时，求淡然。”

或许，这个时候，鲁若晴的同情者们看到《城市该给无助者留一扇门》的《中国青年报文》章时，会更多几分感触：在这篇为北京拾垃圾老人经历媒体报道后境遇转变而写的《冰点周刊》头条述评中，作者一声叹息，“对于这些小人物来说，善意是多么容易就会成为碎片，通往幸福生活的道路又是多么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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