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栖霞46岁男子刘焕红几个月前与儿子有如下对话。

　　“你拿着我的见义勇为证书，去学校里申请特困补助吧。”

　　“我不，丢人。”

　　远隔千里之外的临沂郯城，一名叫仇文才的男子因孙子过几天会来，特意花13元买了1斤肉。平日里，他想想身上还背着的债务，在吃上不敢稍微松一下嘴。

　　这两人本无交集，却因共同的“标签”而改变了各自人生的境遇，人生的曲线变得越来越相近。

　　这个标签是：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这是一个不忍见的事实，这是如此相似的轨迹，因为见义勇为的壮举，曾获得赞赏、奖励，而后迅速从被关注的巅峰滑落。遗留的问题却是本人和家人承担，甚至于倾其一生。乃至各自的家庭，也因他们发生着改变。就像父亲因见义勇为去世后，齐河一对双胞胎对养育他们的爷爷说：“等你老了，我也给你嚼着吃。挣钱了，我开车拉着你吃去。”

　　这是一句拉近时间的话，可时间会变得无比的漫长。

　　好人“后传”折射出的社会现象，发人深思：社会对见义勇为者的漠视要持续到何时，好人为什么一再地流血又流泪？

　　目前我国的见义勇为保护法律尚未出台，大部分省区市自行制定了相关条例。山东省于2001年发布了《见义勇为保护条例》，但由于缺少相关细则，在施行中显得缺少力度。

　　如本报关注的莒县退伍兵救人事件，施救方生活无着“被迫”向对方索要8万救命钱，给人留下悲凉之感。

　　近日，省政法委、省综治委和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组织专家对《山东省见义勇为保护条例(修订草案)》进行论证。顺利的话，草案有望于明年上半年通过。

　　中国好人网创办者谈方说，对于这个群体保障不应是象征性的，应为实质性的。

九年后，仇文才身上的刀伤依然清晰可见

　　仇文才的“大事情”

　　与九年前在湖北襄樊市勇斗持刀歹徒的壮举相比，已经62岁的仇文才如今在临沂郯城老家，已经“泯然众人”。

　　很难再有人将他视为见义勇为的英雄，更多时候，他只是村民口中“那个住在村子西南角的人”。

　　见义勇为后被迫乞讨

　　时间追溯到2002年7月6日凌晨，当时在襄樊打工的仇文才在下楼锁门时，听到有人喊：“有小偷！”仇文才与两个工友冲了出去。

　　坐在那栋快三十年的老屋中，仇文才的讲述平静而简练，但当时的情景可谓危急：歹徒先用刀捅了一名工友，仇文才赶紧锁上大门，还未转过身，后背就挨了一刀。搏斗中，歹徒又来砍仇文才的头。仇文才一闪，左手伸出夺刀，被刀刃划伤。歹徒见三人围攻，翻门想跑。仇文才上前拽住他的腿，想扯下来，这时左腿被门外接应的歹徒砍中，室内的歹徒回手一刀又砍伤他的右臂，夺路而逃。

　　等到众人把三个血人送进医院，一名工友已经停止了呼吸。年轻时曾在村里做过赤脚医生的仇文才用左手按压着右臂止血，才幸免危险。

　　仇文才的法医学鉴定结论为：重伤，伤残等级5级，右手肌肉萎缩，运动瘫痪。时至今日，仇文才的右臂仍然肌肉僵硬，触之冰凉，右手要戴一个厚厚的手套保暖。摘下手套，仇文才用左右掰弄着右手，“拇指、食指、中指，这三个指头根本就不听使唤。”

　　带着伤残的身体，仇文才出院后与2002年回到了临沂郯城老家。因为丧失劳动能力，再加上老母亲生病，仇文才甚至一度来到济南靠乞讨生活。

　　带着奖状“讨说法”

　　据仇文才介绍，在住院期间，所有费用全部自行承担。“没钱才出门打工，治病花了三万多，几乎全部都是向亲戚、工友们借的。”提到当时的窘境，仇文才表情一如既往的平静，似乎讲述的是别人的故事。

　　“回报”始于半年后。2002年底，仇文才被襄樊市樊城区表彰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获奖金1000元。2004年，他又被襄樊市表彰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奖励3000元。

　　但这些和数万元的外债相比，几乎是杯水车薪。尽管如此，这个曾当过三年义务兵的62岁老汉坚持认为，自己从来没有觉得后悔过。“当时就想着去抓住他（歹徒），根本就没想着去估计危险，掂量得失。”他用那只已经渐渐习惯的左手比划道，“那天我就穿着一个裤衩，想都没想就跑出去了。一直到医院，我还是那身打扮。”

　　生活终归要继续。经朋友指点，仇文才才知道有《山东省见义勇为保护条例》，像他这样负伤的，可以申请抚恤、补助和救济。

　　带着一身伤残和两张奖状，仇文才开始找寻“说法”。几经周折，在六年的努力后，经由山东省民政厅过问协调，仇文才在2008年从郯城县民政局领到了“伤残民兵民工证”和“革命残疾人员抚恤优待金领取证”，还有第一笔优抚金：590元。

　　另据仇文才介绍，经媒体报道后，湖北襄樊方面也首次来山东找到他，再次给予了慰问和救助。

　　九年仍未偿清的欠款

　　虽然一直对自己见义勇为这件“小事情”表示不后悔，但在平静的讲述间隙，仇文才也会短暂的沉默。看着家里破旧的土屋，他也向记者坦承，当年如果不受伤的话，“劳动能力起码没问题，日子也不会过得这么紧。”

　　仇文才称，不久前他刚刚从民政部门领取了2011上半年的伤残抚恤，总计5390元。“今年刚涨了，去年还是四千多元。”刨去家庭花销和吃药治病后，仇文才的卡里，很快就只剩下一千多元。

　　尽管有了这笔抚恤金，仇文才的日子过得仍然吃紧。“小钱还行，大钱花不起。”记者采访当天，仇文才刚刚骑着三轮车拉着妻子去赶集买了点菜，“就是些大路菜”。因为小孙子过几天会来，他还特意花13元买了一斤肉，“现在啥东西都不便宜”，他咂摸着嘴道。

　　只要谈及到窘迫的家境，仇文才的表情才会变得沉重。他告诉记者，九年前住院时所欠下的外债，他至今都未能偿清。“还有一万多呢”，他紧接着补充说“不过都是欠的自家人的”。即便如此，这也成了仇文才最大的心病，“就想着赶紧把这些账还了，踏踏实实过日子。”

　　因为经济紧张，在三个儿子成家时，仇文才都没有翻盖新房，只是把家中老宅的外围粉刷了一遍。如今仇文才四个儿子大都已经成家，隔三差五他们也会带着子女回老家看看。小孙子们经常会掰弄着他蜷缩的右手问怎么伤的，仇文才就找出那张见义勇为的奖状，一字一句的念给小家伙们听，“看，爷爷不是做坏事把手伤了吧。”

　　藏在心底的“大事情”

　　趁着妻子岳开荣在院外洗衣服的间隙，仇文才吐露了一直藏在他心里的“大事情”。仇文才向记者表示，和自己个人“小事情”的伤残相比，真正想做的“大事情”是去全国多搜集一些像他一样的案例，然后呼吁尽快出台相关政策。

　　“我觉得现在大环境在提倡见义勇为，但难以有所保障。许多地方都有见义勇为保护条例，但至于怎么保障，却没有实施细则。有的条款，都已经过时了。”在仇文才看来，自己称不上“英雄”这个称号。“快十年了，肯定会被人慢慢淡忘的。”些许沉默后，仇文才豁达道：“好歹我还活着，要是和那个工友一样死掉的话，不也就那样吗？！”

　　“我是属牛的，也是牛脾气”，自称一辈子没有请过客、送过礼的仇文才坦言，现在最希望国家能出台更多的政策，为见义勇为“做好事”的群体，提供政策上的保障和帮助。

　　“一个大老爷们，如果真的死了，那家里的顶梁柱就倒了，一家人就得跟着倒霉”，“同样是为老百姓，公务员们牺牲了，可以评上烈士，我们这些普通人就没戏。死了就死了，就像那晚死的那个工友一样，不了了之。”说话间，仇文才低着头，看不见表情。

　　许久，他重新抬头道，“我一直想着全国去跑跑，然后去北京提意见。”他告诉记者，自己电话联系了河南安阳滑县的一名见义勇为伤残者，他的情况也并不乐观。虽然有这样的想法，但因为经济条件制约，他一直没有周详的计划——“乖乖，出去一趟得花不少钱咧。”

　　搜集案例，提出建议，在仇文才看来，这是个自己力所能及，而且“看上去很美”的计划。但至于具体找哪里，向哪个部门反映提议，仇文才却没有答案，愣了好一会后，他才无奈地回答，“找政府吧。”

刘焕红如今只能靠被雇收苹果为生

　　他们背后叫我彪子

　　“你拿着我的见义勇为证书，去学校里申请特困补助吧。”

　　“我不，丢人。”

　　这是几个月前46岁的刘焕红与刚上大专的儿子所进行的对话。最新进展是，学校班主任要来了刘焕红的见义勇为证书，在给儿子办理着特困学生补助。

　　几分钟改变了一生

　　2008年1月29日的烟台市政法工作会议上，对刘焕红的事迹如此描述：2007年9月2日驾车追赶逃逸车受重伤。

　　刘焕红对记者说，当天晚上7点多，在烟台栖霞唐家泊镇，天色已经发暗，一辆轿车撞伤了刘焕红邻居家的女儿后逃逸，刘焕红骑着二轮摩托追赶。大约奔出几里地后，撞上路边停放的一辆三轮车。

　　“就这么几分钟，改变了我的一生。”

　　当天晚上，刘焕红在栖霞医院做了6个小时手术，“我撞车后就昏迷了，后来到医院后醒了过来，但也感觉迷迷糊糊，只是听到医生问打麻药没有。”

　　右腿粉碎性骨折的刘焕红短短半个月内花了2万余元，而这花光了他家中仅有的积蓄。据其介绍，早在10年前他花了10余万，在唐家泊镇买了处门头房做家具经销，其中借了不少钱。到2007年，在欠账基本上都快还完的时候，就因这次车祸事故再次陷入窘困。

　　之后的三年内，刘焕红一直拄拐在家，任何活都干不了，家具店生意也逐渐凋敝，甚至由于营养跟不上，一度骨头难以愈合。在去年和今年秋季，刘焕红与妻子一起在栖霞农村受雇他人负责收苹果。

　　在四周透风的窝棚里，刘焕红的右腿穿了两层毛裤一层棉裤。不敢用劲搬运苹果，全靠妻子李明惠一人忙活。“现在，腿里还有根钉子，取出来得1万多元，我拿不出这笔钱。”

　　而更让他痛心的，是之前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儿子，经过刘焕红的事儿后，感觉像变了一个人，学习成绩一路下滑，最终只能考取大专。每提及这个话题，刘焕红跟妻子都会掉泪。

　　你们那里还发奖金吗

　　在事故发生后，之前撞伤邻居家孩子的车辆一直未曾查获，与刘焕红相撞的三轮车主拒不赔偿。仅仅这起官司，就打了3年。

　　对于这场官司，11月8日，刘焕红面对记者只说了四个字：有苦难言。

　　由于一直得不到赔偿，周围有的村民拿着他的事“教育”孩子不要多管闲事。刘焕红说，“我知道，他们叫我彪子。”

　　在胶东方言中，彪子的含义为普通话中的傻子、疯子的意思。

　　但刘焕红仍然对当初的所为并不后悔，并且当地媒体刊发了他的故事后，开始引发政府关注。刘焕红也开始自己进行见义勇为程序的申报，后来他被评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时至今日刘焕红仍对那天记忆犹新。“我拄着拐去的，媳妇代我去领的奖。”

　　烟台奖励了刘焕红5000元钱，回栖霞的路上，刘焕红试探性地询问栖霞政法委的陪同人员，“你们那里还颁发奖金吗？”对方这样回答，“咱们这里经费不够，不发了。”

胡立河最幸福的是翻看孩子的相册

　　德州齐河的胡军、胡敏敏兄妹俩是地方基层政府层层推出的见义勇为典范。

　　这对年轻的兄妹是在2009年1月，为救两名落水儿童双双牺牲。后兄妹俩人均被追授省级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11月10日下午，记者来到了兄妹俩的家乡齐河县赵官镇大胡村，村口即可看到时传祥的故居，兄妹俩的父亲胡立河正准备骑着自己的三轮车，到15里地外的幼儿园接孙子成龙、孙女成凤回家。

　　这对双胞胎是胡军的骨肉，也是事后博得大量社会关注的重要原因。在胡立河拿出的相册中，记者看到众多齐河政府人员与双胞胎的合影。

　　深藏的过去

　　如今，这对双胞胎靠胡立河与老伴儿带大，胡军的妻子在去年年底离开了这个家庭。

　　在这个农家大院里，胡军、胡敏敏兄妹俩的照片均已不见，所用过的东西均被深深藏起。胡立河说，不想再让孩子心里有父亲、姑姑过重的印痕，希望当年的悲痛只由老人承担，让成龙、成凤“享受”无法重复的快乐童年。

　　只是，胡立河的老伴在一对儿女双双离去后，身体状况大不如以前，胃溃疡病情加重并常常反复，这几天试着吃草药，没想到疼得更加厉害，记者到的当天下午不得不到村口的卫生室里挂吊瓶。“打吊瓶太贵了，一针就得二三十块钱。”

　　上个月，成龙、成凤又得了感冒，在卫生室内各自打了5天，再加上老伴治病，老胡算了算账：花了2000块钱啊。

　　这边钱的数目让他觉得有些吃力，毕竟现在每个月只有1000多元的收入。这其中，有齐河民政部门给两个孩子每月各400元的救助金，另有德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每月300元的生活费。老胡说：“我现在每天都得在家看孩子，老伴身体也不好，没法出去打工。”

　　而在当年，胡军在外面开车、胡敏敏在济南打工，另外靠着家中的8亩地，家境在当地较为殷实。但这一切如今都已成空，大院里本来准备养猪的空地，也早已闲置。

　　现在，老胡经常动用“老本”，这是兄妹俩当时被评为见义勇为先进模范后，各级政府和见义勇为基金会颁发的奖金，总计可达10余万元。老胡想得长远，不到万不得已时，不想动这笔钱，毕竟孙子、孙女现在3岁不到，以后用钱的日子多了。

　　实际上，老胡所获得这笔奖金，也与当地浓重的见义勇为氛围有关。

　　齐河是2007年名动中国的救人英雄孟祥斌的家乡，之后，齐河当地对于见义勇为的推举力度大增，涌现出大量的见义勇为模范，并且有着较为完备的见义勇为推选、宣传、奖励制度。

　　孩子真教不了

　　失去了一双儿女，如今，老胡和老伴儿最头疼的，就是成龙、成凤的教育问题。对于隔辈亲的老胡说，跟很多老人一样，虽然明知不能宠，但耳根子还是软。

　　像每天下午，成龙、成凤走出幼儿园后就吵着买零食，不给，双胞胎就开始哭闹，每到这时，老胡心里就发软，最后不得不向孩子们妥协。

　　兄妹俩的事迹当年引起了巨大轰动，年纪还小的成龙、成凤是镇上的幼儿园免费接入，每个学期只掏些书本费即可。幼儿园里，园长拿着这对双胞胎也当宝贝疙瘩，娃娃常常喊着园长叫“大妈”，在她的床上肆无忌惮地玩耍。

　　“园长让我们回家也辅助孩子们学习，可英语ABC我们也不懂。前些日子，说用电脑教学，我跟老伴连个机箱都不会开。”老胡说，自己没上过学，教孩子摸不着门道。

　　眼看着两个娃娃在吵闹声中一天天长大，老胡就感觉压力越来越大，“我们都是庄稼汉，就怕教育不好他们，误了孙子、孙女的前程。”每念此时，就对儿女两人倍加思念。

　　一天，成凤对爷爷说，“等你老了，我也给你嚼着吃。挣钱了，我开车拉着你吃去。”

　　这是老胡最幸福的一天，将来，或许是他最真实的一天。

　　募捐就是人脉的考验

　　实际上，这是目前我省不少见义勇为者遇到的缩影。2008年，记者曾经报道省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张卫的窘境，当时此人“奖金不够只能自掏医疗费”。

　　去年5月27日，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对记者公布了成立16年来的“家底儿”，16年共募集2217万元基金，先后已经使用1300万元。对于个人来说，最高奖励只有3万元，这种情况主要存在于见义勇为人员身亡的情况下。

　　很多场合下，基金会负责人屡次提及，由于基金金额的不足，难以进行大额的奖励。

　　而到去年，只有家庭生活困难的57名见义勇为人员享有“爱心账户”，由见义勇为基金每月给这些家庭补助200元至400元。

　　记者了解到，目前山东各地见义勇为基金会设立时，惯常的做法是政府部门先以财政拨款方式，给予启动资金，之后则主要靠基金会向企业和社会募捐。而这在很多时候，实际就是基金会负责人人脉关系、政治资源的考验。

　　因此，已经实施10年的《山东省见义勇为保护条例》酝酿修改时，有学者就指出“应该以政府财政保障见义勇为资金来源为主，同时包括社会企业的募捐，而不像现在主要靠社会募捐。”

谈方（资料图）

　　谈方，华南师范大学理论部副主任、教授，他的另一个身份更为人所称道：“中国好人网”(以下简称“好人网”)、“好人基金”的创办者。

　　谈方告诉记者，最近广东省湛江市吴川市市民凌华坤见义勇为后赔钱赔到喊“跳楼”的解决，就是中国好人网通过媒体报道后引起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批示才得以解决。

　　对于仇文才等人的遭遇，谈方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体制不完善和有关人员不作为造成的。”他希望这些被“好事”改变人生的能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要改变因为见义勇为者的不幸，主要靠政府行为，但是社会力量、民间组织和个人都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共同营造见义勇为和好人有好报的良好氛围。”

　　而对于目前全国各地对见义勇为伤残、牺牲者的奖励金额差距较大的现状，谈方认为，其原因主要是在认识奖励和保障见义勇为者的重大意义和对见义勇为者的损失进行合理的评估上存在很大的差别，另外缺乏一揽子的系统解决方案。他举例介绍说，他所创办的中国好人网，除了奖励或者解决见义勇为者的医疗费以外，还会把见义勇为者和其直系亲属的学习、生活、就业、医疗困难全部纳入长期跟踪帮助对象，就是要让一个人的一时见义勇为而让他和他的家人都长期能够得到不同程度的帮助。

　　谈方说，当务之急是国家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首先把已有的好人有好报，表彰见义勇为的法律政策坚决彻底地贯彻、执行到位，对法律政策缺失和不完善的赶紧补救，不能只是象征性。

　　“我们国家是不够富裕，但是怎么不够富裕，都应该给予一个人的保障机制，保障不是象征性的，应该是实质性的，与此同时，需要由政府、民间组织、个人来共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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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时在安徽师范大学上学的吴慧明，在乘坐的客车高速爆炸起火后，6次冲进火海，共救出6名乘客。为此，全身50%被严重烧伤，双手变形，面部被局部毁容。毕业后，吴慧明为毕业求职四处奔波，一度被大量招聘企业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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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打工青年张卫在济南见义勇为勇斗两名抢包贼，右臂的尺神经完全被刀刺裂，右胫骨骨折。他受伤住院后，因为家庭贫困，一度为缺钱支付医疗费而发愁。后来，由于受伤难以从事重体力工作，一度在蛋糕店打工。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