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8点不到，周阿姨呼呼呼喝了几口热粥，就匆匆出门了。这天，她要陪一个患儿的爷爷在医院附近再找一处出租房。他们租借的房子到期了。

　　周阿姨是上海“助医”圈子里年纪最大的一位志愿者。2008年退休后，她专门负责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附近租房，因为被接来沪的患儿主要在儿童中心医院和与它一墙之隔的仁济医院救治。同时，她还负责孩子及其家人的日常照顾。而比她年轻的“爱心妈妈”们，负责筹款、联系治疗。

　　不少患儿家人很感激这位热心的阿姨，还常说：“回老家后，也要帮村里人出来看病。”对此，周阿姨总是小心回避，不作回应。尽管热心助医，但她清楚，付出一腔爱心，收获的未必是“好报”。

　　“贩卖爱心”？“发号施令”？

　　除了曾经被骂“是三级医院的医托”，助医志愿者受到的最严重的攻击是：“贩卖爱心”。

　　今年7月，网友贴出的一则消息让人揪心：上海一家医院外，一个来自四川农村的患有先天性胆道闭锁的男婴露宿街头，而他的父母拒绝爱心人士、基金会的捐款，宁愿抱着孩子在马路上“等死”。为此，有爱心人士甚至报了警，要求家长送孩子入院治疗，结果这对夫妻抱着患儿“四进四出”医院，甚至一度从医院“逃走”。

　　记者从医务人员那里了解到，男婴父母拒绝治疗的考虑是：治疗需要孩子爸爸捐肝，而假如捐了肝，孩子却没治好，不仅会失掉孩子，爸爸也丧失了劳动力，无法养家，一家人今后无以为生。

　　但眼看孩子腹胀如鼓，“爱心妈妈”们依然劝说他们：“如果家长愿意给孩子治疗，我们可以帮忙筹款；如果家长想回家，我们提供路费；哪怕决定放弃治疗，我们也能联系临终关怀机构。”一位“爱心妈妈”告诉记者，家长在“治与不治”间反复，延误了治疗时间，令她们沮丧。

　　更始料不及的是，随着此事经由网络传播，她们自己也逐渐陷入尴尬——“凭什么用爱心的名义，干涉别人的权利？”“凭什么用钱贩卖爱心，对受助者发号施令？”一些网友的指责与质疑，如一盆盆冷水浇在助医者头上。

　　事实上，她们内部对此也有过争执。“助医志愿者往往是些感性的人，容易动感情，也容易认定了一个理，固执己见。”一位多年的志愿者告诉记者，和相对简单、社会认同程度较高的民间助学不同，民间助医复杂得多，比如需要考虑伦理界线，上述案例就是一道难解的伦理考题。

　　监护人的意愿，是救助前提

　　为了对孩子负责，对捐款人负责，也对自己负责，如今，助医圈子形成了一条救助原则：家长必须积极配合，有非常明确的救助意愿。因此她们每次救助，都要求家长必须自筹部分经费，哪怕为此要卖房、卖家当。

　　“我们并不想把家长逼入绝境，而是希望家长表明破釜沉舟的救子决心，这样他们才不至于犹豫反复，我们付出了一腔热情，不至于陷入尴尬。”“咔咔妈”说。

　　因为家长改变想法，孩子无法顺利治疗的事情发生过，部分受挫的“爱心妈妈”退出了贫困儿童医疗救助行动，转而只关注孤儿的医疗救助。

　　她们小心保护着捐款人和助医志愿者群体的热情。“我们要救那些自己力所能及的病人。比如暂时不救助白血病患儿，因为一次得筹款几十万，却很可能救不回来，群体里会弥漫着低落的情绪。”周阿姨告诉记者。

　　这可以解释这群民间助医人士选择救助对象的三个条件：有手术等救治把握的、康复情况预计比较好的、家长积极配合的。“爱心妈妈”们希望把救助行动尽可能变得“简单”。

　　不过，社会现实总比人们料想的复杂。一位助医志愿者称，眼下最大的问题还是争议不断的捐款有效使用和监管。即便有基金会为患儿专设捐款账号，仍有大量社会捐助直接打入家长的私人账户，家长是否“专款专用”乃至“归还剩余钱款”，得凭个人道德水准。“一旦有些家长感觉‘孩子的病可以用来挣钱’，那就太可怕了。”(记者唐闻佳)

（责任编辑：李明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