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4-16 12:03 |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2022-04-14 | 查看:440次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各级各类教育进入了“后普及化”阶段,标志着我国教育从“有没有”进入了“好不好”的新发展阶段。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高质量教育发展新格局,成为新阶段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任务。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实施高质量教育的根本力量。目前,我国已建成全世界体量最大的基础教育教师队伍,教师数量、规模问题得到了历史性解决,教师职业吸引力明显增强,但在质量、结构、配置、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仍面临许多挑战,亟须顶层设计和专门政策予以应对,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实施基础教育“强师计划”(以下简称《计划》)势在必行。
一、高质量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战略背景
2021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强调,“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基础教育承载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基的时代重任,迫切需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施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全面推进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
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教师队伍是实施教育强国战略的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体系,成为公认的基础教育大国。伴随着我国基础教育普及率的大幅提高,我国教师队伍规模不断扩张,基本满足了基础教育普及发展的需要,但这支队伍的学历水平、整体素质和宏观结构,还不适应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教师强则教育强,教育强则国家强。站在我国教育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起点上,必须加快推进高质量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
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教师队伍是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教育总体水平达到世界中上国家平均水平,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为教育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根本转变,教师队伍质量高低成为影响我国持续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根本影响因素。截至2020年底,全国小学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达到99.98%,初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达到99.89%,普通高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达到98.79%。但我国中小学教师的学历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1]。2018年,英、法、日、韩、澳等国,小学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水平皆达90%以上,欧盟、OECD成员国初中教师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水平的比例分别为57.0%、45.5%[2]。
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教师队伍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必然要求。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离不开一支爱岗敬业、素质优良的教师队伍。2014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师大与教师座谈时强调: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3]。教育发展进入新阶段,人民群众对公平、多样、特色、优质教育的需求更加强烈,对教师队伍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21年,全国基础教育专任教师达到1586万人[4],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主要矛盾正在从数量不足向提高质量转变,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推动“双减”政策科学落实的关键之举,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教育生活向往的必然选择。
二、高质量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战略任务
全面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教师队伍是一项系统性、综合性、艰巨性的复杂工程,需要进行缜密的政策设计,其中三个方面的战略任务是至关重要,具有全局性、紧迫性和战略性。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工作母机。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必须加快构建强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体系。从世界教师教育发展模式的演变看,从最初致力于培养小学教师的师范教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向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提供全过程支持的教师教育,整体上呈现为一个从专门化培养向专业化教育转变的历史进程。综观战后主要发达国家教师培养制度改革,主要趋势和举措是建立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确立大学系统中教师教育的专业地位,实现专门化师范教育向专业化教师教育的转型发展[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师教育经历了从独立的中师、专科、本科三级师范教育体系向开放的专科、本科、研究生新三级教师教育的转型,形成了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综合院校参与的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2018年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国家加大投入力度,中央部属高校师范生和公费师范生的生均拨款标准大幅提升,师范院校“以师为本”意识显著增强。但由于长期以来财政拨款和评价政策的制约,与许多综合院校相比,师范院校办学条件仍较薄弱,迫切需要政策上的持续发力,加大对师范院校的支持力度,支持建设一批国家师范教育基地,打造师范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领头雁。加强教师教育学科建设,提高教师教育专业化水平,吸引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教育、培养高质量师范生。北京师范大学围绕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尤其是面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按照“培养一批、输送一批、提升一批”的总体思路,形成从师范生招生、培养、输送到教师职后支持的全流程、闭环式、系统性的改革举措,这套“组合拳”形成了北师大致力于高质量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强师工程”。
加快培养世界一流的现代化教师队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教育是用来改变世界的最强武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指出:“没有哪一项事业像教育这样影响甚至决定着接班人问题,影响甚至决定着国家长治久安,影响甚至决定着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必须建设一支世界一流的现代化教师队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推进重塑教育进程的专门报告《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提出“作为一项协作性事业,教学应进一步专业化,教师作为知识生产者以及教育和社会变革的关键人物的工作应得到认可”[6]。建设世界一流的教师队伍,一是要提高教师的政治素养和师德素养。把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摆在首要位置,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教书育人全过程,突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师德养成,推动教师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二是要以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提升教师培养层次。2020年,全国初中专任教师研究生学历比例为4.0%,普通高中教师研究生学历为11.5%[7],与新时代教育事业改革发展需求不相适应,与国家教育现代化对创新人才培养的师资要求不相匹配。《计划》提出,推进高素质复合型硕士层次高中教师培养试点和公费师范生攻读教育硕士改革,继续实施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扩大教育硕士、教育博士招生计划等,深化本硕一体化设计,提升教师培养层次规格。三是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转变中小学育人方式。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对教师的能力素养提出了“五个新要求”,要求广大教师立足于“新课程、新教材、新方法、新技术”,必须“不断提高教师育德、课堂教学、作业与考试命题设计、实验操作和家庭教育指导等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对教师职业和素养提出了新要求,强调“教学法应围绕合作、协作和团结等原则加以组织。它应培养学生的智力、社会交往能力和合乎道德的行动能力,使其能在同理心和同情心基础上共同改造世界”“教师应该以问题和项目为导向带动学习,多采用让学生参与、协作的教学方法。现实是,21世纪大不相同,我们不能再沿用以往的教育手段了”[8]。
加快构建支撑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教师资源配置新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强调:要围绕服务国家战略需要,聚焦人民群众所急所需所盼,着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加快缩小区域、城乡差距。推进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差距,必须建立高水平教师区域、城乡、校际均衡协调配置新格局。北师大专家团队在20多个省份100余个县调研发现,基础教师队伍建设取得很大进展的同时,队伍结构与质量存在明显差异,欠发达地区的教师“招不来、留不住、教不好”的问题依然突出。为此,迫切需要深入、持续地实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支持部属师范大学和高水平地方师范院校为832个脱贫县以及中西部陆地边境县定向培养输送本科层次高素质教师。同时持续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定向发力、精准施策,破瓶颈、强弱项,形成“引得来、留得住、教得优、发展好”的良好局面。
三、高质量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战略保障
1988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包玉刚先生时曾深情指出: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坚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要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资金要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要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进入新时代,我国教育事业优先发展的主要矛盾已从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普及发展、扩大入学机会转向内涵发展和质量提高。教师队伍建设在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出来。
确立教师教育在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优先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了我国教育事业改革的“九个坚持”,其中要求“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把教师工作置于教育事业发展的重点支持战略领域,优先谋划教师工作,优先保障教师工作投入,优先满足教师队伍建设需要”。同时,要求“切实加强领导,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常委会每年至少研究一次教师队伍建设工作”。这就从根本上以党中央的权威确立了教师队伍建设在整个教育事业中的优先地位。
确立教师教育在教育经费配置中的优先地位。《意见》明确指出,“各级政府要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投入重点予以优先保障” “鼓励各地结合实际,适时提高师范专业生均拨款标准,提升师范教育保障水平”。2018年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按照《意见》要求,国家率先加大投入师范生培养经费保障力度,中央高校师范生和公费师范生的生均拨款标准比2013年分别提高了3000元和5000元,带动地方提高师范院校师范专业生均拨款标准,师范院校“以师为本”的意识显著增强。《计划》明确提出,支持建设一批国家师范教育基地,打造师范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领头雁。国家发展改革委对每个基地投入不超过1个亿,这是新世纪以来国家层面在高等教育重大专项中,专门面向师范院校和师范专业建设进行的最大规模投入,必将带动我国师范院校和师范专业建设,推动我国教师教育事业发展。
确立教师队伍建设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优先地位。一是教师编制资源向基础教育倾斜。编制是教师作为国家基础教育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的基本依据。《意见》提出“盘活事业编制存量,优化编制结构,向教师队伍倾斜,采取多种形式增加教师总量,优先保障教育发展需要”。二是教师岗位设置向基础教育倾斜。2020年,全国中小学专任教师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比例为14.4%,其中小学为7.2%,初中为19.9%,高中为27.5%[9]。“适当提高中小学中级、高级教师岗位比例,畅通教师职业发展通道”是《意见》提出的明确要求。适应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需要,着力提高教师待遇和专业地位,参考有关行业做法,借鉴国际经验,建议将中小学教师高级岗位结构比例提高至20-30%。三是教师待遇保障向基础教育倾斜。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随着办学条件不断改善,教育投入要更多向教师倾斜,不断提高教师待遇,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2019年,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为97681元[10],仅略高于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90501元。2017年OECD国家小学平均教师工资为40580美元,约是中国教师年均工资的2倍[11]。在全社会倡导尊师重教,提高教师职业吸引力,必须持续提高教师工资待遇,提升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一方面,需要继续提高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切实落实《教师法》确定的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或者高于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的要求;另一方面,要尽快完善中小学教师绩效工资制度,建立以岗位工资为核心的绩效工资制度,突出岗位贡献、实干业绩在教师工资中的权重。
下一步,通过全面实施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全国各级师范院校将更好的协同联动,一起为党和国家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事业出思想、谋战略、育良师,扎实做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师定向培养和精准培训,为推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作者:程建平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张志勇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
参考文献:
[1][7][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国教育概况——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EB/OL].http://www.moe.gov.cn/ jyb_sjzl/s5990/202111/ t20211115_579974.html.2021-11-15.
[2] 郝德永.示范性师范大学建设的标准、要件与对策[J].教育研究,2021,42(02):21-26.
[3] 习近平.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4.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主要结果[EB/O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203/t20220301_603262.html.2022-03-01.
[5]梅兵,唐玉光,荀渊.世界教师教育发展模式的演变及我国的选择[J].教师教育研究,2021,33(05):1-7.
[6][8] 教育的未来国际委员会.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执行摘要[Z/OL].https://unesdoc.unesco.org/ ark:/48223/pf0000379381-chi.locale=zh. 2021-12-01.
[10]网易.教师年平均工资97681元,中小学教师月平均工资:4324.61元[EB/OL].https://www.163.com/dy/article/FV40IVTU05366FUP.html.2020-12-20.
[11]田健,杜晓利.我国小学生均教师工资成本及影响因素的比较与分析[J].中国教育学刊,2021(03):77-81.
(本文来自《教育研究》2022年第4期)
作者:程建平 张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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