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艰辛的生活让郑承镇落了一身病，懂事的孩子们经常给老郑按摩。社会上关注郑承镇的好心人越来越多，煤、油、面、学习用品、衣服……用郑承镇的话说就是:“正是有了好心人的帮助和支持，我才有能力坚持到底。从孩子长期的学习生活来看，更适合在救助管理站、社会福利院等福利机构救助。

　　▲多年艰辛的生活让郑承镇(右二)落了一身病，懂事的孩子们经常给老郑按摩。今后，这样的场景不会有了。(资料片)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本报记者 喻雯 董从哲

　　郑承镇去世了，一段“私人收养”的传奇结束了。23年来，他一共领回了400多名流浪儿童。躺在病床上时，他最割舍不下的还是家里的小孩。

　　郑承镇是个有争议的人。直到他去世前，争议也没停止。

　　爱心在23年的争议中前行

　　“有人说，他收养那些孩子是为了挣低保金。每个孩子每个月都有政府补助，他把这些钱扣下来，给孩子们的生活费很少。”一位邻居向记者透露，并不是没有人怀疑过郑承镇的动机。

　　“还有人说，老郑喜欢炒作自己，他在用这种方式获得社会地位或名声。你看，确实有很多媒体报道他。”这位知情的邻居说，她很了解老郑内心真正的痛苦是什么。“老郑一干就是23年，为了这些流浪的孩子，除了他，谁能这么执着，谁能这么付出?谁会这么炒作?没有其他人能做到这点，他在用这种执着的方式，扇那些诽谤他的人耳光。”

　　从1987年到现在，被郑承镇捡回来的孩子已经有400多个。为了收留这些孩子，他先后失去了两份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因为捡垃圾的钱不够维持他和孩子们的生活，他一度还卖过血……

　　在这种窘迫的生活环境下，他之所以能20多年不间断地救助流浪儿童，除了自己的坚持外，还有来自媒体、社会方方面面的鼓舞。2002年，济南市民政部门了解到他的事迹后，特批办理了低保。每月2205元低保金，使他和流浪孩子的基本生活费有了保证。

　　社会上关注郑承镇的好心人越来越多，煤、油、面、学习用品、衣服……用郑承镇的话说就是:“正是有了好心人的帮助和支持，我才有能力坚持到底。”

　　“郑承镇模式”不可复制

　　郑承镇走了，他传奇的“救助模式”也会走开吗?

　　“针对流浪乞讨儿童，济南市有完善的救助机制。”济南市救助管理站站长史本君称，郑承镇的善举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下一步，他们会加大对流浪乞讨儿童的救助，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来做，“流浪儿童的保护不是个人的问题，这需要各级政府、监护人及福利机构的共同努力，最终目的是给孩子们一个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郑承镇的善举是可亲可爱可敬的，社会需要更多这样的好人。救助流浪儿童需要多措并举，让流浪儿童真正健康成长，关键是要找到每一个流浪儿童最适合的抚养和成长教育方式。”济南市民政局巡视员冯兆荣表示，从对孩子长期的保护上来看，政府福利机构提供的服务更加完善。

　　“我们也鼓励民间收养，但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冯兆荣称，如果只是一两个流浪儿，想收养的人又在政府福利机构办理了相关的法律程序，收养者就成了流浪儿的法定监护人，这样一来，就能保证孩子有个长期稳定的救助。但像郑承镇这种情况，有9个孩子，而且孩子来源等各种情况都不明了，这些孩子都没有明确的监护人。严格意义上，郑承镇对这些孩子没有监护权和抚养权。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流浪儿的长期生活、学习就不能有很好的保障。从孩子长期的学习生活来看，更适合在救助管理站、社会福利院等福利机构救助。

　　本报记者忆郑承镇>>>

　　老郑把我当成家庭成员

　　我和郑承镇相识，是在2000年。当时，我很偶然地听说了郑承镇的事迹:他曾因经济问题“二进宫”，出来后发誓痛改前非，以看大门和捡拾破烂为生，却收留救助了200多名流浪儿。

　　经过深入的调查采访后，我将郑承镇的事迹写成通讯，刊发在了《齐鲁晚报》上。报道刊出后，就有多名热心市民给我打来电话询问郑承镇的家庭住址，并接着去看望了郑承镇和他救助的流浪儿，这让他很欣慰。

　　从此以后，郑承镇也乐于给我提供各种新闻线索。每当他在街头找到离家出走的孩子，而孩子又不愿告诉他家庭住址时，他往往会给我打来电话，希望能通过我的报道来帮助流浪儿寻找家人。

　　接触的时间长了，郑承镇也把我当成了他这个特殊家庭中的一员，经常向我说一些知心话，诉说他的烦恼和苦闷。其中，他的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收留孩子，不少人说我是‘精神病’，那是因为这些人没有碰上自家孩子跑了的事。假如他们的孩子也离家出走了，还不知急成什么样呢!如果这时候突然有人打来电话说收留了他们的孩子，他们还会说收留孩子的人是‘精神病’吗?”

　　站在郑承镇的灵堂前，看着老郑的遗像，我想，好人都是能进入天堂的。或许，社会上还有不少人对老郑有误解，但对于他收留救助的400多个流浪儿的家庭来说，老郑是他们的大恩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

　　老郑，一路走好。

　　争议和老人的付出无关

　　本报评论员 张金岭

　　郑承镇只是一个生活境况很一般的老人，那么多生活无着的孩子在他的庇护下长大成人，虽然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向他和孩子们伸出了援手，但如果没有郑承镇老人的热心操持，孩子们就不可能有这个温暖的家。仅此一点，我们也得向这位老人表达发自内心的敬意。

　　多少年来，人们对老人的做法有过种种争议，比如他获得的捐赠是不是都用到孩子身上了、他对孩子的抚养是不是合法、这种抚养模式是不是值得提倡等等，有人甚至提出他早年曾有过违法行为，借以质疑他抚养流浪儿童的动机，但我们要说，尽管郑承镇的抚养行为面对着法律难题，尽管他对善款的使用没有足够透明化，但所有这些争议，都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和老人对孩子们的付出无关。因为郑承镇老人作为一个社会弱者，能以一己之力担当起抚养孩子的重任，这已是非常之举，至于他的行为是不是合法，他使用捐助资金是不是透明，这些其实都是公共生活的议题，对老人来说，这是超出他个人智慧的事情，也是超出他人生经验的事情。让一个在艰难处境中为一群流浪儿寻找生活空间的老人去践行公共生活的准则，这本身就是很难互相呼应的两极。人们尽可以继续那些争议，但这些争议和老人生前的付出无关。

　　或许有人担心，在老人去世的时候，重提那些有过的争议，对一个已经去世的老人不够尊重，其实不然，老人能在持续不断的争议声中坚持下来，而且坚持了这么久，这更说明老人的可敬。

　　更重要的是，在老人身后重提这些争议，让我们有机会把老人面对的种种困境，放在现实社会的背景上来剖析，它折射出的，是我们社会建设中的许多欠缺。正因为此，人们对老人抚养行为的种种争议，与其说是针对老人的，还不如说是针对我们这个社会的。我们不回避人们对老人有过的某种疑虑，但所有的疑虑，如果最终不能变成对现实问题的追问，那就是没有找到真问题。

　　现在已有人愿意接替老人继续照顾孩子，对孩子们来说，如果我们的社会还不能为他们找到更好的去处，这也许就是他们最好最现实的选择了。但是，从长远看，对于流浪儿童来说，如果他们的家庭失去了监护能力，那就只有国家才是他们的终极监护人。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不希望更多的人复制郑承镇，因为郑承镇虽然愿意抚养这些流浪儿童，但充其量只能算是公民之间的互助行动，这种互助行动付出得再多，也无法代替国家对公民应尽的义务，无法代替政府对未成年人的制度性庇护。

　　而这，只有加强社会建设才有希望，如果人们对郑承镇老人的种种争议能加快这个进程，最终让每个流浪儿童都能在政府的直接监护下获得保障，那一定能让郑承镇老人含笑九泉。

　　（本报记者康鹏）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