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8日，对一向乐观的方永刚来说是不幸的一天。这一天，他被确诊为结肠癌。面对突如其来的病祸，方永刚依然乐观豁达：“如果有一天我的生命之钟停摆了，我愿意把它定格在自己的岗位上，永远保持一名思想理论战线英勇战士的冲锋姿态，让有限的生命为太阳底下最壮丽的事业燃烧……”

　　作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教授，方永刚长期从事党的理论教学、研究和传播工作，在他心中，这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事业，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20多年来，方永刚一直能够做到在理论困惑面前不动摇，在现实困难面前不回避。我们不禁要问，方永刚为什么如此痴迷于钻研党的理论？他的信仰为什么始终没发生动摇？

　　追逐真理的情怀源自“感恩”

　　1963年4月，方永刚出生于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萝卜沟乡水泉村，由于水土流失严重，这里土地十分贫瘠，童年时期的方永刚正赶上十年浩劫，一家人的生活十分困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广大农村发生巨大变化，农民的生活开始一天天好转。恰是少年的方永刚深深感受到党的政策带给广大农民以及自己的好处，在他的心底萌生着永远跟党走的信念。1981年，方永刚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刚刚到达上海，接站的老师看到他的行李只有一床旧被褥，立即向学校反映了这件事。校领导非常重视，给他发了救济被、救济金，并给了每月23.5元的甲等助学金。有了这些救助，方永刚才得以顺利完成学业。大学生活四年，从来自同学、老师及组织的每一丝关怀、每一丝温暖中，方永刚深切体会到党的恩情。

　　时至今天，方永刚仍清楚地记得父亲当年的一句话，那是在送别儿子到上海读书时说的：“这辈子不要忘了共产党，没有党，就没有你的今天。”父亲朴实的话语一直印刻在方永刚心中，他常说：“是党的好政策使广大农民走上富裕道路，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让我这个农村孩子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并参军入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名军队政治理论教员。所以，我的忠诚源自我的人生经历，源自农民朴实的品质，源自对党感恩的真挚情怀。”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大学的学习生活，使思想正处于成型阶段的方永刚坚定了思想、信念。从贫困山沟来到初泛改革潮的大上海，方永刚兴奋极了，他眼界大开，开始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大学里，平生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书籍，方永刚感觉掉进了知识的海洋，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方永刚是出了名的“书痴”，他拼命地汲取“养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研究历史更替的过程中，他反复地琢磨这样一个问题——从1840年以后，中国积贫积弱，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传进来，没有救中国？中国洋务运动，想从物质方面、产业方面去改变中国的命运，没有成功；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想从制度上改变中国的命运，没有成功；而马克思一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就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这是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为什么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浩劫？邓小平同志复出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带领中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使人民的生活越过越好，这个问题又说明了什么……

　　探索，使方永刚对政治理论的兴趣一点点被激发，他通读历史的同时，更喜欢从理论高度思考中国的命运，思考科学理论在推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因此，一般的同学对理论不感兴趣，说理论是灰色的，但在方永刚眼里，理论却是非常鲜活的。四年间，他认真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第一个学期他在完成自己课程学习的同时，还利用课余时间读了84本中国小说，以弥补自己文学知识的不足。

　　“从我自身的经历来看，我热爱党的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最初源于一种‘感恩情怀’。我是在党的理论哺育下成长、成才的，我是党的理论与实践的直接受益者，我对党有着发自内心的深厚感情。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对党的理论越来越热爱，最终成为坚定的信仰者。”面对记者采访，方永刚不止一次这样说。

　　在方永刚的家里，记者看到一本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这是方永刚最珍爱的一本书，书的四周已经被磨破，厚厚的封面中间手指抓握的地方即将被磨穿，泛黄的纸张上处处写满已褪色的笔记。透过这本书，方永刚对党的理论的忠诚信仰跃然纸上。他将朴实的报恩情感与行动，升华为忠诚事业的责任和信念。

　　导师说：“这是一块好‘钢’”

　　大学毕业后，方永刚来到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当上一名历史教员。有了大学四年的丰富积累，方永刚对理论研究有了自己的见解，他喜欢理论，喜欢关注现实问题。不久后，他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调入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进行理论研究、教学。

　　“一个小伙子，又是历史专业的，怎么会对枯燥而深奥的理论研究感兴趣？”起初，领导对他半信半疑。但方永刚说：“我能走到今天，所有一切都是党给的、这个时代给的，我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的理论研究与教育事业。”很快，人们对方永刚的顾虑被他的工作成绩打消了。方永刚参与的教研室编写的《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一书，获得第五届国家图书奖。这是他第一次系统参与邓小平理论研究，他撰写的章节，教授们评价说“很有深度”。

　　“方永刚紧跟时代发展的脚步学习理论。他的劲头就像一团火，燃烧起来无法熄灭。”如今已退休的舰艇学院副院长崔常发这样评价。上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的世界变局，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世界格局的动荡不安，也曾让方永刚迷茫过。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清晰地回答了姓“社”姓“资”的问题，其中“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以及“三个是否有利于”等著名论断，拨开了包括方永刚在内许多人心头的理论迷雾，让他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景，也让他真切感觉到党的理论成果的巨大魅力。

　　但对于方永刚来说，面对生活的压力，他的思想也曾一度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化。1995年，由于种种原因，方永刚向组织提出了转业的想法。“为什么要转业？”院长问他。“我非常喜欢部队，非常喜欢我的事业、我的学生，但是由于家庭原因，我希望组织上考虑我转业。”院长从部队的发展、部队的需要、个人的发展等方面找他谈话：“小方，你是研究党的理论方面的人才，如果你继续从事这一行业，以后一定大有作为。”组织的诚心挽留和对事业的追求让方永刚选择了留下。“如果组织上让我走，我就走；如果组织上不让我走，我还要我这张办公桌，我就属于这张办公桌。”他说到做到，排除杂念，继续专心致志地从事理论研究和传播工作。

　　方永刚思想和人生道路的转变过程，是他一步步走向成熟的过程，这种转变也奠定了他对自己职业的坚定与执着。多年来，无论是大型企业高薪聘请他当“顾问”，还是知名厂家重金许诺给“位子”，方永刚都婉言谢绝，毫不动摇地坚守在三尺讲台。即便是生病住院，他也没有停止对党的理论的研究。1997年5月8日下午，方永刚骑自行车在马路上与一辆出租车发生碰撞，脖子磕到路边的马路牙子上，医生诊断为颈椎严重骨折，破裂的骨头差一根韭菜叶宽的距离就戳到主神经上，一旦戳断，命就没了。住院时，医生在他头部做牵引，用小钻头在脑袋上钻了两个眼，下了两个钩，吊起16磅的秤砣，整整吊了108天。这期间，他头部和脖子不能动弹，加上天气热，头上、身上全是痱子，尽管这样，仍然坚持学习。他让爱人把书拿到病房来，用手举着书看，从一开始举3分钟手就发酸，不得不休息，到后来能一口气举3个小时手也不哆嗦。就这样，在住院期间，他总共看了43本书，还完成了一本30万字的专著《亚太战略格局与中国海军》。

　　2004年，攻读博士的方永刚要准备论文，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研究的过程中，他感到：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如何界定和建设，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当他把想法告诉自己的导师黄金声时，德高望重的导师提醒方永刚：“这是一个很有价值但很少有人涉猎的课题，如果把它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风险性很大。”几个月后，当方永刚将14万字的学术论文《推进中国先进军事文化的战略思考》呈给导师时，黄金声教授连连称赞。老教授逢人便讲：“小方的意志品质是一流的，是块好‘钢’。”导师的话让方永刚想起当年小学老师的一句评价。记得小学开学第一天，老师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带着童音回答：“我叫方永刚！”老师随口问起这名字是谁起的，方永刚答道：“我自己起的，我是照着电影《平原游击队》里那个赵永刚起的。”老师打量着这个孩子，连说三个“好”，“这孩子长大了肯定是一块好‘钢’”。

　　“我对党的理论深信不疑”

　　“我是一名政治理论教员，我对党的理论深信不疑。”“我一直把党的理论当成自己的灵魂，把传播党的理论当成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生命的激情、生活的乐趣都在于此！”这是方永刚的激情告白。

　　孔子讲：人无信不立。这些年，方永刚研究宣传党的理论，根本一点就是坚信党的理论是科学的真理。

　　搞理论研究工作枯燥无味吗？方永刚的回答是否定的。从事理论工作二十多年来，他深深感到，党的理论是对人民群众生动实践的总结、提炼和升华，本身就带有生动实践的“基因”。他进行党的理论研究和传播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好的理论，能催生好的政策，好的政策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他之所以成为党的理论的坚定信仰者，是因为党的理论深深吸引了他，使他折服。二十多年来，学习、研究、宣传党的理论，使方永刚深深体会到：在当代中国，只有党的理论，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才是解决我们面临的发展问题，才是指引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之路、人民过上富裕和谐生活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指南，是实现中国和平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真理。

　　“我一直把党的理论当成自己的灵魂，把传播党的理论当成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生命的激情、生活的乐趣都在于此。每当我走上三尺讲台，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耐心解答广大学员、基层官兵和地方干部群众关心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看到我的辛勤劳动换来了听众雷鸣般的掌声和舒心微笑的时候，我的内心深处都会涌起一种难以言表的神圣感、幸福感和成就感，体味到与真理同行的快慰与满足。”方永刚自豪地说。

　　党的每一次重要会议，党的领导人每一次重要讲话，中央发布的每一个重要文件，方永刚都及时学习和研究，尽快理解和掌握；只要有新的政治理论书籍出版，他都在最短的时间内买到手，以最快的速度消化和吸收；凡是能参加的重大理论研讨活动，他都争取参加，并从中捕捉理论的火花。

　　“作为一名政治理论教员，就必须在总结历史规律中时时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及时理解、把握党的理论。”1999年是建国5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80周年。世纪之交，很多问题都需要理论工作者去解读。2000年，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又提出“四个如何认识”，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改革开放的影响，如何认识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的影响。总政将这一课题交给方永刚和学院副院长崔常发、教研室主任徐明善。他们3个人一个暑假没有休息，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圆满完成了课题研究。

　　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党的理论每前进一步，他的学习就跟进一步，研究就深化一步。2003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从电视新闻中看到这一消息后，方永刚连夜调整第二天的讲课稿，让这一新思想第一时间进课堂。“我觉得，科学发展观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用来解决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的真理，指明了我们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道路，是世界观、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科学理论。”

　　2006年10月，正值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当时，方永刚正在国防大学理论骨干研修班学习，他敏锐思考长征精神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价值取向，所彰显的中国共产党人光荣革命传统的丰富时代内涵。之后，他连熬3个通宵，撰写出6000多字的《论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一文，经国防大学教授黄宏修改后全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随后不久，由他担任副主编的79万字的《亲历长征》一书也出版了。

　　二十多年来，方永刚在完成政治理论教学任务的同时，完成了十余项政治理论研究课题，出版了16部政治理论专著，在国家和军队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40多篇。“我甘愿奉献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与千千万万个理论工作者一道，让党的理论的真理之花遍地开放，让党的理论的真理之光照亮和温暖千家万户。”这是方永刚心里最朴素、最强烈的愿望。（本报记者聂乔 杜在桂 雪婴 田收）  

　　来源：【大连日报】

（责任编辑：周仙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