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方永刚之间，论工作关系，是同事，我们同在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任教，从方永刚1985年入伍迄今已经23年了；在家庭里，是翁婿关系，他与我的大女儿回天燕1988年结婚，至今也已近20年。这样说来，我应该最了解方永刚，实际却不尽然。一来，我俩不是一个专业，他从事政治理论教育，我从事基础文化教育，在专业方面几乎没有什么交流；二来，我1997年就退休了，而这之后的10年，正是方永刚事业上的黄金时期。要说我对方永刚的了解，多是生活方面的，印象也是片片断断的——

　　丁亥春节的嘱托与问候

　　春节前两天，方永刚从北京301医院来电话对我说，过年了，要我在他的住宅门口贴副对联，除夕也要放一挂鞭炮。我一一照办了。

　　腊月二十九那天，我领着孙子，在他家的每间屋子都贴上了福字，在门口贴上对联，准备了一挂“十响一咕咚”，用塑料布包好，放在阳台备用。

　　书房中的两部电话铃声不断。方永刚交际广泛，军内的、地方的，北起黑龙江的漠河，南到海南岛的三亚，东从上海西到新疆，他的通讯录记满了两个厚笔记本。我知道，这些同志和永刚有很长时间没联系了，春节到了，特地打电话问候，可他们不知此时的方永刚正在医院与病魔顽强斗争。

　　孙子跑到外面去玩了。我坐在客厅沙发上休息，感到心中空落落的，书房里没有了熟悉的敲击键盘的声音，写字台上的书本还摊开着。台历停在2006年10月27日……

　　10月27日，方永刚入住大连210医院的第一天，入院第一周就得出诊断结论——他患上了令人谈之色变的癌症。第二周的周五就做了大手术。接着是化疗，第一个疗程，第二个疗程……

　　2月1日，方永刚转北京301医院治疗。临行的前一天，我到医院去看他，病房里摆着一些单位送来的花篮，墙上挂着一副用红纸写的对联：“永恒信仰立天地；刚正英才耀古今”。对联上下联嵌着永刚的名字，对联写的雄浑有力，庄重中透出一丝悲壮，读起来让人感到心情沉重。

　　我安慰他说：“北京的医疗条件更好，有各级领导的关怀，你一定会很快康复！”方永刚回答：“爸，您年岁大了，也要注意保养自己。请放心，我一定会活蹦乱跳地返回大连！”

　　女儿把一串门钥匙交给我：“爸爸，我们走后，你记着每天取报纸杂志，别忘了隔两天浇花，给鱼投食。”我一一答应。从永刚住院那天起，女儿昼夜不离，精心陪护，两个月下来，永刚体重下降20斤，天燕也瘦了20斤。

　　除夕那天中午，接到方永刚从北京发来的手机短信：“感觉良好，每天坚持在走廊散步一个小时。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祝你们都有好心情！”我发短信回道：“看了你的短信很高兴。我给你家贴的对联是‘一帆风顺吉星照，万事如意福临门’。”

　　喜欢吃大葱蘸大酱

　　最初见到方永刚是1985年，当时他只有22岁，人长得瘦，印象中就是个小战士的形象，但看上去很精神，很机灵，说话也很痛快。

　　“我是朝阳人，那里有我的根！”方永刚常常对人这样表白。要认识方永刚也应该从这里入手。

　　方永刚的家乡在朝阳市建平县萝卜沟乡水泉村，位于两山之间的山沟里。方永刚就出生在村西头路北向南的一所大院落里。在方永刚身上，朝阳农民所具有的那些品质，那些生活习惯都有所体现，有的还很突出。他吃饭的时候，喜欢吃大葱蘸酱，觉得那东西开胃下饭。每年开春时菜市场上卖的野菜很贵，要卖到12元一斤，他总要买上一点，苣荬菜、小根蒜、蒲公英，凡是在农村时曾经挖过吃过的，都能唤起他的食欲和记忆。

　　他养成一个习惯：吃饭从不掉一粒米，桌上的剩饭剩菜尽量打扫光。实在吃不下，也要保存在冰箱里下一顿再吃。他还有一个每年秋天渍酸菜的习惯。自从建立起自己的小家庭后，他买了一口缸，能渍100斤大白菜。从买菜、晾菜、清理菜，直到一棵棵码在缸里，灌水、撒盐，这一整套工序都由他亲手操作，非常在行。只是去年秋天他得病住院，他的酸菜缸空了下来。

　　永刚刻苦勤奋，吃苦耐劳，写文章常常通宵达旦。天燕提醒他注意身体，劳逸结合，他总是回应道：“这和农民耕地比起来，不算什么！”

　　朝阳的一方水土养育了他，朝阳人抚育了他，塑造了他那鲜明的性格：热情、开朗，坚强、质朴。岁月流逝，但烙在他身上的这些印痕，反而更加明晰。

　　新姑爷的见面礼

　　方永刚在学院里最常去的地方是图书馆，回天燕那时在图书馆工作，通过借阅图书两人相识。大约是方永刚到校的第三个年头，他托了两个人来说媒。一位是哲学教研室的吴主任，另一位是他的复旦校友、学兄尹教员，俩人都是我信得过的挚友，他们积极玉成，我则爽快表示：让他们继续交往下去，一切顺其自然。

　　1988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方永刚、回天燕携手步入婚姻殿堂。他们的新房，是一座筒子楼的一间，约15平米，外面4平米是厨房，里面才是居室。结婚那天，俩人在亲友的簇拥下，从我的家步行走到他们的新房。婚宴是借用邻居的宿舍，摆了4桌饭，请厨师自做饭菜招待前来祝贺的亲友。20年前的往事，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是他们生活得一直很幸福。

　　新婚的第三天，新婚女儿要回娘家，新姑爷要拜见岳父、岳母，这是当地的习俗。在携带什么礼物上，他们产生了意见分歧。方永刚主张带粘豆包，那是家乡亲人来参加婚礼时带来的。永刚说：“咱爸爱吃粘豆包，你还不知道吗？”天燕却认为：粘豆包这东西太土气，上不了台面。两人最后达成妥协，决定各带各自的礼物。

　　吃饭的时候，碰过了杯，天燕将重新加热的粘豆包端上来，放在我的面前，我心里一亮：粘豆包在东北人的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方永刚是辽西人，我是辽北人，只隔两个县，风俗人情是相通的。过去在农村，豆包是农村人过年必备的主食，而平时只有割麦子、铲地等重体力劳动时才能吃到。

　　永刚带来的家乡豆包，面是纯粹的大黄米（粘糜子面），不是糯米，也不是小黄米（粘谷子）、粘玉米面，所以又软又香。

　　新姑爷拜见岳父送豆包，我得出一个印象——实在！我吃起粘豆包来，比吃传统糕点“八大件”还受用。心想：这才是我的姑爷呢，他知道老丈人心里想的啥！

　　研究生队的“方大哥”

　　方永刚在政治系的通常称谓是“小方”，大家都这样亲切地称呼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轻教员不断加入，对他的称呼又多了“方教员”、“方教授”等。但是在研究生队里，无论是硕士研究生还是博士研究生，对他的称谓一律是“方大哥”。研究生队的学员们遇到困难就互相提示：“有困难找方大哥。”他们的困难多是学术方面的。

　　研究生们是方永刚家中的常客。每当研究生登门，他都会立即放下手头工作，投入地与对方交流。天燕如果在家，便过来给客人倒茶端水果。他帮助研究生花费精力最大的是修改论文，甚至比修改自己的文章还费力，还投入。

　　方永刚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古道热肠。2005年，政治系教员倪新枝夫妇遇到不幸：他们俩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女孩，念小学四年级了，患上了白血病，几个月下来花尽了历年积蓄，孩子的病却愈来愈重。一天晚上，方永刚和回天燕去小倪家探望，临别时留下了500元钱，说：“钱不多，表示我们的一点心意吧！”

　　遗憾的是，大家的爱心没能将小女孩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当小倪夫妇从悲痛中平静下来，他们拿出一个本子，逐家去退回大家资助的钱并表示谢意。他们来到方永刚家，流着泪回忆宝贝女儿的乖巧聪明处，一件件，一桩桩，也引得方永刚和回天燕一同落泪。临别时，小倪说：“困难时见真情，我们留下了你们夫妇的情谊，这些钱就退还给你们吧！”

　　你这姑爷可是个人才啊！

　　生活在幸福之中，也常常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一辈子站讲台，习惯了度周末、寒暑假，认为这是教员辛苦操劳的一种补偿。这几年，更重视周末、节假日全家聚会，吃顿饭，谈谈心。但方永刚十有八九缺席，偶尔回来，全家人坐下来吃顿午饭，手机铃声一响，他便拎起公文包，急匆匆离席而去。

　　尤其是最近几年，到了寒暑假，见到他的影子也难了，电话中报告行踪，今天在沈阳，再过两天到本溪，又过几天到齐齐哈尔……他的足迹踏遍东三省，从高山、哨所、海岛到军港、码头；从工厂、社区、街道，到机关、企业、学校，人们总能在最需要的时候听到他的声音，总能在国际上、社会上发生令人困惑的事情时听到他的解读。

　　生活中只要有人的地方，方永刚都不忘记自己的使命。住院初期，他和一位退休老干部、某部原来的莫政委同一病室，这一老一少每晚都进行长谈。方永刚讲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抓住机遇的思想是怎样提出来的，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过程，讲科学发展观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新发展。他把理论与社会现实生活相结合，从国内讲到国际，如唠家常，如数家珍，平静中时有波澜，莫政委听得入了迷，要出院了，他对老伴说：“没听够，真想推迟两天出院。”

　　其间，我去医院探望永刚，正躺在病床上的莫政委立即坐起来，下地与我热情握手，他说：“我从事政治工作30多年，自认为是识人的，你这姑爷可是个人才啊！难得，难得……”

　　方永刚住进北京301医院后，回天燕不时有电话传来，告知永刚仍然是精神不倒，每天坚持下床散步一个小时，除了身体消瘦了一些，精神极佳，脸色神情一如常人。他对医护人员，对络绎不绝的来访者总是侃侃而谈，谈党的创新理论，谈国内外大事，就像是一挺机关枪，嗒嗒嗒响个不停。机关枪是常规武器中很有威力的武器。机关枪的精神就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我想。

　　前几天，在北京探望过方永刚的同志回来说，永刚的朋友去医院看望他，俩人谈到高兴处，竟在病房里扭起了大秧歌，吼起《向天再借五百年》的歌。来人问我，方永刚过去扭过秧歌吗？我说从未见过，也是第一次听说。

　　面对癌症的威胁，方永刚依然斗志昂扬，精神抖擞。他扭秧歌，他唱歌，用这种方式驱散心中的阴影，不妨说那是向病魔示威，向死神挑战。他真是一位优秀的机枪手!（回俊才）

（责任编辑：周仙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