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永刚（本报记者 江志顺摄） 

　　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一次让记者于心不忍的长谈。面对重病的方永刚教授，记者也曾有意节约采访时间，奈何方永刚依然激情似火，滔滔不绝。

　　这是一次让记者收获颇丰的长谈。病榻上的方永刚教授，谈到了对使命的认识、对事业的态度、对人生的感悟、对生命的理解……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面对死神挑衅的真诚独白，是他回顾自己人生道路的心灵答辩，更是一名党的忠诚理论战士的激昂心声。

　　我们同时感到，这次病榻上的谈话，也体现了方永刚的思想魅力、语言魅力和人格魅力，为更多的读者了解他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素材。

　　为此，我们整理了记者与方永刚教授的对话实录，以飨读者。

　　我和春天有约，春暖花开的时候，我要走下病床，走出病房；

　　我和夏天有约，艳阳高照的时候，我要和全军战友一起庆祝人民军队的80岁生日；

　　我和秋天有约，枫叶红了的时候，我要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接党的十七大；

　　我和冬天有约，白雪皑皑的时候，我要再次走上我心爱的讲台……

——题记·方永刚

　　盘着腿，坐在病床上，第3次化疗之后的方永刚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他的面前，有一扇窗户。明澈的阳光，温暖地照在他身上；鸽哨声声，隐隐从窗外传来……

　　一名护士轻轻走来，要把窗帘拉上。方永刚摆摆手，制止了她。

　　“能看见太阳多好，能看见鸽子多好！”望着窗外，方永刚若有所思地说。

　　一番长谈，我们走进了这位戎装教授的内心世界……

　　“我不相信宿命，但我相信使命。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我的使命就是讲好每一堂课”

　　记者：听说您手术后带着引流袋还坚持给学员上了两节课。您是怎么想的？

　　方永刚：我觉得这是我的使命！我不相信宿命，但我相信使命。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我的使命就是讲好每一堂课。当初我提出要讲这两节课，教研室的领导不同意，说你这个身体状况，没有必要再挺着。其实，我是抱着一种感恩的心理一定要上这两节课的。患病之后，我每天都被很多事情感动着。各级领导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给我联系医院、找最好的医生。同事们排成长队来看我，连幼儿园的老大妈都给我送饺子吃，还有我的听众，我都不认识，却给我到处找药方……我感到，我的健康和生命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也是属于大家的。我所能做的，最好就是让他们看见：我没有倒下，我还站在讲台上！

　　记者：现在您还想念您的讲台吗？

　　方永刚：是，我非常想念我的讲台。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当教员没出路，曾开玩笑说：“我进复旦大门走对了，选历史系走错了；进大连对了，来部队教书错了。”现在看来，我的选择不但不错，而且很明智。读史明志，让我心胸开阔；教书育人，让我精神不倒。教育别人奋勇向前的人，不能自己遇到一点坎坷就倒下。一天我看见孩子的脸上有泪痕，我就跟他说，不要担心爸爸，人的状态滑落到最低点了，就像碗底的一颗球，随便一挪就是往高处走！

　　记者：现在躺在病床上，您感到过后悔吗？

　　方永刚：无怨无悔！我这个人啊，一辈子多灾多难，九死一生：小时候吃野菜吃了那么多年没有被饿死，上学饿了爬树摘果子掉下来差点没摔死；上大学时有一次出鼻血，血流不止，没有流死；1993年贫血，血色素降到了7克，我没有死；1997年车祸脖子重伤，我也挺过来了……命运给我这么多的磨难，我觉得是在考验我。生活是美丽的，每天能看到窗外的鸽子在飞翔，是幸福的。我作为国家的一个公民、作为人民军队的一名战士，在这个美好的时代从事着自己感到幸福的事业，尽到了自己的责任。马克思说，人的价值的实现程度取决于他社会化成熟的程度。什么叫做社会化？就是被社会所认可的程度。我不敢说社会认可我，但是我欣慰，我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理论传播最讲究心口如一。要让别人信你讲的东西，首先要发自内心地信自己说的每一句话”

　　记者：您说哪怕讲五分钟的课也充满激情。激情从哪来？

　　方永刚：人生的激情，是潜藏在每个人心底的火种。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激情。我热爱党的创新理论，首先是因为它改变了我的命运，改变了我们全家的命运。我要是不把这个事业干好，不说别人，首先是父母的在天之灵不会原谅我。回忆童年的苦日子，我也常常想，《春天的故事》歌里唱小平同志“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多么潇洒，多么轻松。但是这个“圈”的背后，是党多少年的艰辛探索！所以我想，真理尽管很朴实，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真理的产生很简单，我们理论工作者有责任让群众认识到这一点。

　　记者：这种激情除了感染了您自己，对您宣讲党的创新理论有什么意义？

　　方永刚：理论传播最讲究心口如一。要让别人信你讲的东西，首先要发自内心地信自己说的每一句话。如果你没把自己融入进去，你和你所讲的问题之间不搭界，你是你，它是它，就成了“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那老百姓还不如回家看电视，为什么要坐在那儿听你讲两三个小时？所以说，同样的机遇、同样的条件、同样的工作，精神状态不同，效果完全不同。你没有感动自己，那怎么去感动听众呢？所以有时找我作报告的单位领导，看到我这么年轻，怕我讲不好。我就告诉他们，报告的时间长短你们规定，题目你们出，但有一点我可以保证：你不要担心我讲课的效果。你做两件事就够了：第一给我一杯白开水，第二给我准备一条擦汗的毛巾。

　　“我并不是一个很在乎别人评价的人，但是我特别在乎我讲课的时候听众有没有掌声”

　　记者：每一次给大家讲党的创新理论，您为什么都感到很满足、很快慰？

　　方永刚：首先那是因为听众很满足、很快慰。说到我自己的感觉，我最喜欢听众热烈的掌声。说句心里话，我并不是一个很在乎别人评价的人，但是我特别在乎我讲课的时候听众有没有掌声，因为这掌声不仅仅代表了他们对我讲课能力的肯定，更重要的是标志着他们对我所讲的内容的肯定，说明他们接受党的创新理论、拥护党的创新理论、发自内心地信服党的创新理论。我所向往和追求的，就是这个！

　　有一次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个单位为“争夺”我互不相让，我只好安排在同一天，上午在这个单位讲，下午去那个单位。你说我又不是歌星，不是什么名流，为啥大家对我这么欢迎？归根到底，是群众对党的创新理论有强烈的需求。当然有时候也挺有意思的，来接我讲课的人眼睛瞪得老大，问：你是方教授吗？我说是啊。他们又问：怎么这么年轻？我说那按你意思呢？他说：我猜怎么也得是60来岁的白胡子老头，得是老专家啊！（笑）人家都不认识我，为啥登门来请我？这说明真正吸引他们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要讲的东西，是党的创新理论。

　　记者：当前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多元化，您怎么有信心认为听众一定喜欢听您的课？

　　方永刚：价值观多元化不假，但多元化并不排斥人们对共同理想的追求。我们这个民族，其实是一个非常追求统一信仰的民族。中华文明五千年连绵不绝，在世界各民族中是没有的。为什么？就是有一个统一的价值体系。如果我们在民族精神的构建上只重破，不重立，这对于一个发展中、崛起中的大国来说是特别危险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来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太重要了！归根到底，老百姓看得很清楚，如果信仰不统一，中国就会像世界上一些战乱的国家那样一盘散沙，还怎么稳定和发展？老百姓还赚什么钱，拿什么买房子、买车子，恐怕连安生日子都过不成。老百姓不傻，他们知道这样朴实的道理！

　　说白了，真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一些同志有个“想当然”的认识误区，一说到党的创新理论，就认为“理论是上边的，群众是下边的”，感觉理论离老百姓很遥远，群众不感兴趣。其实，老百姓给我的感觉恰恰相反，他们迫切需要党的创新理论、欢迎党的创新理论！

　　“党的理论工作者，要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融，这样我们的双脚才算站在大地上了，我们的事业才有根”

　　记者：您给听众讲课，特别是面对普通老百姓，说的都是大白话，有没有人说你这样讲课不像个教授？

　　方永刚：有啊，在地方大学讲课，大学生课后跟我交流，都说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教授这么讲课的。但就是这节课，大学生们给我鼓掌35次。我觉得一个教授有没有水平，不在于他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而在于他说的是什么。谈到语言表达，我们政治理论教员是做人的工作的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人，是人的思维、人的实践，怎能不讲“人的语言”？老子讲“和其光，同其尘”。我的理解是不要远离生活，要亲近生活。什么叫生活？百姓的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就是生活。所以不要自命清高，你在那孤芳自赏时，就已经切断了你的源头活水。当你觉得“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时候，你的生命力、创造力基本也停止了，你的感知力也会退化。“投身元元无限中，方晓世界可大同。”党的理论工作者，只有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融，我们的双脚才算站在大地上了，我们的事业才有根。大地是什么？对我们来说，大地就是基层，就是官兵，就是百姓。

　　记者：这方面，您是怎么做的？

　　方永刚：我讲课的时候，台下面坐的是什么人，我就说什么人的话。我回老家时，路上遇到放牛放羊的，我也蹲下来，给他点根烟，问问收成怎么样，家里的老人孩子怎么样，一下子就拉近了感情，他自觉不自觉地就会把他的想法和你说了。这时候你再讲什么道理，他就很容易接受了。他还会说：不愧是文化人，讲的就是有道理。你跟人家哼哼哈哈地打官腔、摆架子，那人家只能敬而远之。敬你还算不错的了，甚至你走了老百姓会指你的脊梁骨。你给老百姓留下这个印象，还能指望老百姓信你说的话？

　　记者：这些感悟给您什么启发？

　　方永刚：马克思讲：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但是，理论怎样才能掌握群众呢？革命年代我们哪有电视、哪有网络啊？那些政治干部、宣传干部读过几年书啊？哪有什么硕士、博士文凭？为什么那些大字不识的农民都能信党的话、跟党走？所以，我们要回到理论的源头去定位我们的职责，要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信任你这个人，才能信任你说的话。但现在我们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理论是很好的，但让某些人一念，这个“经”就歪了，老百姓就不信了。有的人还没开始讲，老百姓就反感了。讲的人做得不好，老百姓就不相信你，大家反感你，你还讲这些理论，那不相当于糟蹋那个理论吗？

　　“老百姓愿意提问题，那是因为他们心中有所希望；什么时候老百姓不提问题了，才是真正的危险”

　　记者：给地方群众讲课，您认为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

　　方永刚：大都关心这两个问题。一个是腐败的问题，一个是贫富差距的问题。其中，贫富差距是更多人关心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不能回避，必须迎着问题走。我说我们国家的改革是在打破平均主义的基础上开始的，小平同志提出一个战略决策：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的目标已经实现了，但共同富裕的目标还没有实现。大家还发现，有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并不是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而是偷税漏税、变卖国有资产……这都是客观事实。

　　但是，党和政府已经早早地注意到这个问题，和人民共同思考改革的目的：改革究竟是为了谁？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提出“以人为本”、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一共42条，每一条都谋求从制度上、体制上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2004年党中央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提高党的“五大能力”，主要是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后来，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都是着眼于用发展的思路、发展的眼光、发展的办法解决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我给老百姓讲这些，他们听得津津有味，他们很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党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也正在用创新的理论来解决。所以，他们觉得很有希望，觉得党的创新理论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谋福利的，觉得跟党的创新理论特别近、特别亲。

　　记者：您怎样看待老百姓提问题？

　　方永刚：我觉得，老百姓愿意提问题，那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希望、我们这个社会有希望。什么时候老百姓不提问题了，才是真正的危险。所以我们理论工作者应当不心虚、不躲闪、不回避，迎着问题走。我们和老百姓的希望是一样的，心虚什么呢？我们和老百姓的心灵是相通的，回避什么呢？我们本身就是老百姓，躲闪什么呢？

　　“一堂课受欢迎的广度，取决于宣讲者的研究深度。做人的思想工作，就要比一般人钻得深、想得透”

　　记者：我们看到您有一本《邓小平文选》，已经翻烂了，里面还画了很多线。您下这么大功夫研读，是怎么考虑的？

　　方永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对于政治理论教员是绝对不可想象的。我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确实非常熟悉，随便念一句话我都知道在第几页。下这么大功夫研读它，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真正弄通弄懂党的创新理论。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深入的研究就不可能准确地、科学地阐述党的创新理论。我觉得，一堂课受群众欢迎的广度，取决于宣讲者的研究深度。做人的思想工作，就要比一般人钻得深、想得透。没有研究过的领域和课题，我坚决不讲。

　　记者：您在地方讲课基本不带稿子，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能做到这一点您觉得主要靠什么？

　　方永刚：一个靠底蕴扎实，一个靠融会贯通。党的理论创新，像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但是，就像在江岸上任何一点上看见的风景都不是大江的全貌，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关键是全面系统地学习党的创新理论，进而把握党的创新理论与时俱进的品格。何况，党的创新理论博大精深，蕴含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话语。不学习，连新名词都不懂。所以，就要把功夫下在平时，多学、多读、多想、多研究。有人说方教授你这个脑袋怎么像电脑似的？哪一年发生什么事情、哪一年的工农业产值张嘴就来！这也没什么神奇的，我是学历史出身的呀。有时候我讲课之前5分钟才知道题目，但是讲两三个小时照样没问题。这又是为什么呢？我的专业知识是一棵大树的树干，其他门类的知识是树叶，有了这个树干，时间少我就讲一两个树杈，粘几片树叶。时间长，哪怕三天三夜，我多分几个树杈，照样枝繁叶茂。

　　记者：您觉得理论工作者的学习最应当注重什么？

　　方永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真理颠扑不破，是因为它扎根实践的沃土；真理与时俱进，是因为生活之树长青。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所有的课题都来自于活生生的实践。理论工作者，应当善于借用实践的源头活水，把党的创新理论讲得生动具体、有血有肉。如果你说出来的话像录音磁带，写出来的文章像复印文件，有啥意思？

　　“如果‘著书只为稻粱谋’，你不要搞理论，这里面没有什么‘稻粱’，打‘稻粱’也是长远的收成”

　　记者：理论研究和传播工作非常辛苦，是什么支撑着您这么执着地坚持下去？

　　方永刚：对一种事业产生热情不容易，让这种热情始终保持温度就更难。靠什么保持温度？有人是靠赚钱，今年赚10万，明年就想赚20万，乐此不疲。但是，理论传播不是“文化快餐”，金钱的回报是很少的。我到漠河边防讲课，“讲课费”是一兜战士们在塑料大棚里种的顶花带刺的嫩黄瓜；我到海洋岛讲课，当地政府给我的报酬是5斤海上捕捞的鱼，我照样乐乐呵呵……所以，如果“著书只为稻粱谋”，你不要来搞理论，这里面没有什么“稻粱”，打“稻粱”也是长远的收成。我满怀激情地干这个事业，根本上说是因为我的感情在这个地方，当我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的时候，就一点儿也不觉得辛苦。相反，我感到非常幸福，每次文章发表以后，我都要自己庆祝一下、犒劳自己一下，喝上一杯。我的文章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发表了以后就像孩子降生了，一连几天时间走路都吹口哨。生病之后，躺在床上想一想，这一篇篇的文章其实就是我成长的历程，我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笑）

　　记者：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要把这个事业当成一种人生的追求，而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

　　方永刚：对。我们这份工作绝不仅仅是我们的饭碗，我们这张讲台也绝不是我们谋生的“道具”。社会分工的大棋盘上，之所以要摆放我们这些棋子，而且不管看棋的人如何叽叽喳喳，也不管棋局如何风云变幻，我们都要坚守岗位，以“杜鹃啼血，蚓耕坚泥”的执着完成我们的使命。这就要求要有一大批从内心深处乐于干这个事业的人。所以，我认为干充满激情的事业，也需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这种平和就是不要浮躁，不要让一鸣惊人这些想法干扰自己。

　　在这方面，美国电影《阿甘正传》里的阿甘是我的榜样，他打仗什么都不想，一直往前冲，结果身边的战友死了，就他死不了；想打乒乓球，天天打，打得出神入化；想跑步，就从东海岸跑到西海岸，一跑好几年……你回过头想想，他想做的事都做成了！为什么呢？人这一生能量是有限的，有限的精力如果分散了，就什么都做不成。阿甘虽然是个弱智人，但他会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他要做就一根筋地去做，其他人说什么他不在乎，所以他成功了。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为什么有些人“聪明反被聪明误”呢？龟兔赛跑，为什么兔子落在后面？因为它太有心眼了，每件事都要考虑清楚跟自己的利益有没有关系，任何事情都考虑，其实它走了最远的路。

　　“人生的意义不仅仅以生为始，也不以死为终。每天我都期待着太阳从东方升起，我和四季有个约会”

　　记者：您现在最想对家人朋友说什么？

　　方永刚：我想，人生的意义不仅仅以生为始，也不以死为终。回首往事，我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忠孝事父母，仁义尽弟兄。恩爱夫妻久，家和万事兴。”我还有一帮知心朋友，我们一起写文章，那是“著文存高义，授业传精神”。对家人朋友还有两句话：“前瞻人生路”，什么事情都要往前看，充满信心。“快慰寸光阴”，每一刻都高高兴兴，没有必要愁眉苦脸。我爱游泳，“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得了癌症，大家都以为我很不幸，但是我幽默地说，我很不简单，这病不是谁想得就能得上的！（笑）

　　记者：有没有您觉得最遗憾的事情？

　　方永刚：最遗憾的事情，就是当初我想学医没学成，我想治我母亲的病。母亲为我操劳一生，63岁就走了……（落泪）但是我想母亲还是欣慰的，我们兄弟6个，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工作，包括我。我们这个大家族，在大连打工的、上学的，现在将近有四五十口人，他们过年过节都到我家里来，我都要对他们说一句话：今生今世，每个人都要做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的事情。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就讲，这个时代太好了，现在这个路线是真正的好路线，这个道路是真正的好道路，现在你再过不上好日子，不要怨这个党，不要怨这个国家，只能怨自己。所以，我老父亲到死都感谢这个社会（哽咽）。因为他知道，我们家有今天，是党给的（擦泪）。所以，要是你们问我，我为什么热爱党的创新理论，其实答案就在这里！

　　记者：您现在想跟军报的读者们说什么？

　　方永刚：每天早晨，我都期待着阳光。太阳，每天照样从东方升起。今天早晨，看见窗外的柳树发芽了，我不禁呆呆地看了很久。如果没有这场病，我算了一下，我86岁的时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那时的祖国，该是一个多么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多想和全国人民一起看到那一天啊！

　　但是，病魔强迫我想点眼前的事情。那么，我想说，我和四季有个约会――

　　我和春天有约，春暖花开的时候，我要走下病床，走出病房；

　　我和夏天有约，艳阳高照的时候，我要和全军战友一起庆祝人民军队的80岁生日；

　　我和秋天有约，枫叶红了的时候，我要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接党的十七大；

　　我和冬天有约，白雪皑皑的时候，我要再次走上我心爱的讲台……

（责任编辑：周仙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