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威

　　▲ 颁奖词：黄大年归国7年，把中国的移动平台深地探测技术从落后状态送入国际一流水平，7年来日以继夜的工作也燃尽了自己的生命。他完整继承并生动再现了钱学森、李四光、邓稼先、华罗庚等老一辈科学家深沉的家国情怀和崇高的道德情操。

　　2017年1月8日13时38分，地球物理学家、战略科学家黄大年因病离世。

　　半年前的2016年6月28日，他负责的“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通过评审验收，论证结论认为，中国深部探测能力已跃居国际一流水平，部分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中国进入“深地时代”。

　　黄大年在2009年的西方“平安夜”回到中国，其后短短6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的地球深部探测技术便从“小米加步枪”变身为“导弹部队”。

　　成就背后，是他办公室那盏除非出差、夜夜长明的孤灯，是他把身体健康状况视为一个重要“秘密”的故事，是速效救心丸纳入口中时弥漫着的冰片味道。

　　归国

　　黄大年在英国，早已是一个“传奇”。

　　在剑桥一家名为ARKeX的航空地球物理公司，黄大年担任着高级研究员和研发部主任，带领着一支包括外国院士在内的300人团队，主要从事海洋和航空移动平台探测方法、技术和装备研发。

　　黄大年所研究的，是能够在海洋和陆地复杂环境和条件下，通过快速移动方式实施对地穿透式精确探测的技术装备，被广泛应用于油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他用生动的比方解释过自己的工作：“医学上我们用CT（断层扫描）给人们检查身体，我的工作就是给地球做CT。”

　　在所有航空物探仪器中，最关键的是航空重力梯度仪，它历来是探测装备领域的制高点之一，这也是黄大年为中国攻关的核心设备。卫星、飞机、舰船上搭载了这一设备之后，就相当于装上了具有透视能力的“千里眼”，可以看到地下数公里深处的结构状况，也可以发现水下几百米深处一辆卡车大小的目标。前者对于寻找地下矿藏、能源至关重要，而后者则在国土安全领域举足轻重。

　　所以，“黄大年一回国，他国航母都要后退100海里”这一评价虽然出处不明，但却恰如其分。

　　二战期间，日本人在中国东北长期勘探寻找石油，未能发现大庆油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探测能力还不能抵达相应的深度。

　　今天中国经济的腾飞与稳步发展需要大量能源支持，对进口的依赖日深成为突出的经济、军事安全隐忧。依赖的原因，并非因为资源贫乏，关键还是探测技术限制。

　　事实上，在大宗矿产资源领域，我国矿产资源探明程度仅为1/3，未探明的“2/3”，埋藏在陆地下500米至4000米乃至更深的地方。当西方发达国家勘探开采技术深度已达2500米至4000米时，我国却大多小于500米。

　　曾有记者询问黄大年中国的深地探测能力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多大的差距，黄大年的回答是，人家是“导弹部队”，而我们还是“小米加步枪”，其中的一些“步枪”还是通过进口获得，“高精尖的装备人家禁运”。

　　研发自主技术，向地球深部掘进，是中国面对国际能源竞争必须解决的战略瓶颈。

　　2008年国家推出“千人计划”，召唤身在海外的高层次人才回国工作或通过适当的方式为国服务。

　　2009年12月24日，黄大年扔下一切，应召返国。

　　这一刻早已注定。在1982年的毕业纪念册上，黄大年写道：“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在双亲临终之前，黄大年都未能见上最后一面，但父母留给他的话如出一辙：“你是有祖国的人。”

　　“拼命黄郎”

　　归来的黄大年选择了母校吉林大学，在朝阳校区一幢名为“地质宫”的办公楼里安下了书桌，从那一刻起，“惜时不惜命”的7年拉开帷幕。

　　国家使命，让回国后的黄大年彻底变了一个人。在英国，下班之后的黄大年从不谈工作，登山、游泳、健身、自驾游是他的爱好，而回到中国之后，他再没有“下班”一说，时间成了奢侈品。

　　从他进入“地质宫”开始，只要他没有出差，507办公室的灯光就会一直亮到凌晨，以至于连大楼的看门大爷都为此调整了作息时间，“无论多晚，我都给他开门”。大爷知道，照顾好这个大科学家，与有荣焉。

　　他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出差，长春的出租车司机刘国秋是他的“御用接送司机”，送他去机场前，常常还要心急火燎地催促他合上电脑，或者结束与学生的交流，因为再晚一点就会赶不上飞机。

　　来回地旅途，黄大年都选择最晚的航班，为的是不浪费一分一秒的白天。如果黄大年从北京回来，刘国秋不用问接机时间，因为毫无意外，都是最晚的那班CZ6180。这架航班上的空乘人员对黄大年都已很熟悉，他总在飞机平稳之后打开电脑埋头工作，外表上“一点也不像个大科学家”，他还叮嘱空乘人员，经常飞夜班，工作上要注意劳逸结合。

　　从剑桥回国之前，黄大年的夫人张艳卖掉了两家诊所，舍弃了自己的事业，丢下了在英国上学的女儿，跟着回来照顾丈夫，因为“国家为大”。但回来之后，她发现这个男人几乎无法“照顾”：做了饭的时候不回来，突然回来又没做饭；晚上没有见到人，第二天一早才知道另一个房间里的被窝动过又冷了；放心不下的时候去办公室看看，发现他就搭着件夹克在椅子上睡着了。

　　他的科研助手于平教授常常会因为休息问题和他发生争执，但在这一问题上几乎没有商量余地。实验室、飞机上、会议前，他都曾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有一次在实验室，因为几天没睡，起身时动作太快，一阵眩晕，“乓”就倒地上，把同事都吓哭了，但黄大年却一直要求身边的人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保密。

　　黄大年曾经对记者简单描述过自己的生活：“每天晚上都是两三点睡，没有周末。一天休息五个小时，有时只休息3个小时。中午打个盹儿，十几分钟吧，不到半小时，有时周末能补半天觉。”

　　黄大年深知这样工作的后果，他对同事们说过，很多科学家就是这样默默无闻地劳碌而终，“我也说走就走”。

　　因为玩命工作，黄大年被称为“拼命黄郎”，每当身体无法支持时，他就会摸出一瓶速效救心丸。这种近乎“自虐”的工作状态背后，是一种时不我待的急迫感。黄大年说：“我已经50多岁了，生命也就这么几年了，希望能做出点儿事情，让后来人有一条更好走的路。”

　　他一直用于自我鞭策的前辈名言，是邓稼先先生质朴的临终遗言：“不要让别人落下我们太远了。”

　　对于黄大年的“玩命”，作为同道中人的科学家施一公有过中肯的分析：“在前沿科学研究的竞跑中，任何取得的成绩都将马上成为过去，一个真正优秀的科学家总会有极其强烈的不安全感，生怕自己稍微慢一步就落下了。”

　　事实似乎证明了急切的必要，黄大年在人生的最后7年里全力报国，让中国的航空移动平台探测技术装备项目“用5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的路程”。如果速度慢一点，黄大年或许就无法在有生之年完成科技攻关，但逻辑又是辩证的，如果他不对自己那么残忍，他的生命也可能更长。

　　无论如何，黄大年完成了自己的心愿。结题后的庆功宴上，他喝下去半瓶白酒，泪如决堤：“追上了，终于追上了。”

　　战略科学家

　　民间把黄大年这样的人称为“大科学家”，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而在学术界他们还有一个更专业的称呼—战略科学家。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方新说，战略科学家首先应该是科学家，在他所从事的领域有精深的研究和学术造诣。但他们又不是一般的科学家，他们是具有战略眼光、能够较好地把握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开拓新的科技领域或方向；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善于组织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和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具有崇高的道德风尚和人格魅力，能够团结大批科技创新人才共同奋斗的科技大家。

　　地球物理学是介于天体物理学、物理学（含力学）、化学和地质学之间的涉及面极为广泛的一门边缘学科。“边缘”之意，就是和许多学科有着交叉内容。基于移动平台的地球深度探测，则还要涉及航空航天、舰船、汽车、计算机、新材料等更多领域。

　　所以，探测设备研制项目的领头人，非战略科学家不能胜任。也正因如此，黄大年的归来，是国家之幸。

　　回国7年，他带出博士18名，硕士26名，在各领域的交叉团队成员400多人。为了让国家更快地掌握深地探测能力，他组建的团队直接面向装备研发，减少科技转化的中间程序，“不让理论和实践中间存在长跑般的距离”。这一理念进一步扩大了组织动员范围，全国各地有1600多名科学家在他的协调指挥下同步工作，运转之繁难可见一斑。

　　方新院士所提到的“崇高的道德风尚和人格魅力”，此时便至关重要。黄大年手握上亿元经费，从基础理论到制造环节，长长的链条中有许多人都希望争取资金。但在千头万绪之中，黄大年始终铁面无私地掌控着经费的流向，唯一的标准就是让它发挥最大的效用。对于申请参与项目的相关机构，黄大年总是突然出现，考察其资质，又突然离开，那些合格机构的负责人，总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接到他的邀约，不敢相信的人还以为遭遇了电信诈骗。

　　即便是他所在的吉林大学，也没能从中多得一分钱。“吉大没有一分钱，我也没有一分钱”，黄大年说，“在科研上，我没有敌人，没有朋友，只有国家利益。”

　　有的同事不能理解，提出了一个疑问：黄大年回归母校引起震动，但他给吉大带来了什么？至少，他让许多高层次人才“赢粮而景从”。在黄大年的感召和努力下，王献昌、马芳武、崔军红等“千人计划”归国人才纷纷来到吉林大学，在不同学部、不同领域相互交叉、融合。2009年，黄大年还是东北地区第一位“千人计划”归国者，如今，仅吉林大学的“千人计划”专家已经有32人。

　　2016年9月，黄大年还取得另一个他极为珍视的成果：辐射地学部、医学部、物理学院、汽车学院、机械学院、计算机学院、国际政治系等领域的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正式成立，黄大年任首任学部长，一个非行政化的科研“特区”初步形成。

　　把中国送入“深地时代”的功绩，并没有让黄大年的工作稍加松懈，他继续着“拼命黄郎”的工作状态，向更高更远的目标继续努力。

　　“可叹忠义之人，天不予寿。”半年后，这个深沉的爱国者的生命戛然而止，地质宫里的那盏孤灯再也无法亮起。

　　于平教授说：“我们再也看不到那灯光了，因为点亮它的人累了，想休息了。”

　　无数的眼泪为他奔流，伤心欲绝的同事、学生们，很长时间里都不敢走过507办公室紧闭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