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文兴

　　十年前，沃伦·巴菲特将他的大部分财产捐赠给比尔及梅琳达·盖茨盖茨基金会，用于消除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现象。这笔慷慨的捐赠使基金会的工作领域得以进一步扩展，从最初的全球健康和美国本土教育，扩大到与消除贫困、促进发展相关的诸多领域，比如农业发展、环境卫生、普惠金融等。

　　2月14日，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夫妇以向巴菲特“汇报工作”的形式，撰写了他们的2017年年信（详见上期本报封面报道），重点回顾了盖茨基金会在全球健康领域的投入所产生的回报和依然面临的严峻挑战。全球健康不仅是盖茨基金会慈善事业的开端，也是基金会迄今为止最主要的工作内容。

　　在今年年信发布的同时，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也举办了专题沙龙，解读今年年信内容。盖茨基金会表示，2017年基金会将继续携手合作伙伴，帮助全球各国在未来更好地应对流行病的爆发、赋予女性改变命运的能力，并投资最前沿的科技创新，以帮助那些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们。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认为：“2017年也是盖茨基金会进入中国的第十个年头。十年来，中国一直是我们实现全球目标的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我们在支持中国应对国内健康和贫困挑战的同时，将继续支持中国在帮助解决世界上最贫困地区的健康和发展难题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以下是李一诺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全球董事会独立董事李亦非对年信的精彩解读。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中国角度解读年信

　　去年是盖茨基金会接受巴菲特捐赠十周年，所以今年的年信是以给巴菲特汇报工作的形式来写的，也是如何看待基金会投资所取得的回报。然而，慈善行业跟普通投资不一样，很难由股价等方面来做评判。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数据可以展示这些投资所取得的回报，这种回报不是金钱，而是通过拯救生命、提高全世界范围内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来体现的。

　　简单地讲，盖茨基金会的全球项目主要分两大块，一是全球健康，一是全球发展，后者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跟扶贫减贫有关的工作。而今年的年信主要关注全球健康领域。

　　全球健康领域的投资回报是非常高的。

　　回顾过去这些年，全球健康领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虽然用“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好”这句话来描述有些鸡汤，但这是有数据支撑的。

　　每年9月，联合国都会公布上一年度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人数，如果把每一年比上一年多存活的这些儿童的人数加起来，从1990年到现在的25年间，已经有1.22亿名5岁以下儿童的生命得到了挽救。就是说如果儿童死亡率保持在1990年的水平，这1亿多的孩子是无法生存到现在的。另外，今天全球儿童的疫苗覆盖率也是历史最高水平，达到了86%，而且在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也是历史最低水平。

　　而在中国，从1991年一直到2013年的20多年，我们的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61‰降到了12‰，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疟疾防治方面，我们的发病人数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是每年10万左右，到了2013年时只有3000例左右的病例，而且大部分是输入性病例，主要是在南方跟其他国家接壤的地方，我们正在从遏制疟疾蔓延向彻底消除疟疾的目标前进。在结核病控制方面，2010年传染性结核患病率为66/10万、结核病死亡率为3.9/10万，分别较1990年下降了51%和79.5%，同样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相关指标。

　　年信同样也指出了我们仍面临的巨大挑战，所以如何取得更大的进步就成了这封信的落脚点。

　　任何一个机构，不管是政府、公益机构还是科研单位、企业，都不可能单枪匹马完成这些全人类面临的问题。而盖茨基金会一直倡导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希望建立一个合作伙伴生态系统，通过分享彼此的聪明才智，来改善生活、消除疾病。除了盖茨基金会外，这个生态系统还包括全球疾病的数据库，并吸引更多的科学家进入全球健康的研究领域，还鼓励其他领域的专家把他们的发现用于抗击感染性疾病，也通过政策倡导让更多的政府基金引入到跟全球健康相关的科研领域中来。所以，建立这个生态系统或在这个建立的过程中起催化的作用，也是我们希望能够持续扮演的角色。

　　中国也是这个生态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盖茨基金会在中国有两个使命，第一，是希望利用基金会的资金和全球网络，对中国面临的全球健康和全球发展方面的问题起到一定的作用；另外，也希望根据中国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在全球健康方面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把中国的经验借鉴给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让中国在全球健康和全球发展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董事李亦非：从GAVI看中国在全球健康中扮演的角色

　　我在5年前作为独立董事加入了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公益组织。

　　从过去GAVI的成绩单来看，全球已经有6500万儿童通过GAVI接种了疫苗，挽救了550万名儿童免于早期死亡，这些数字都是非常惊人的。而且由于疫苗的使用，使得后来发生很多疾病时所使用的抗生素以及社保、医疗等方面的担负费用大大减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投入产出比那么高的原因。

　　GAVI可能在中国不是那么有名，它于2000年成立，当时被列为全球最知名的PPP模式范例。PPP模式即公私合营制，就是其资金来源和组成既有公共的政府部门，也融入私营企业和社会资源。GAVI的董事会一共有27位成员，有18位是来自于业界，包括WHO（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盖茨基金会，还有德国政府、英国政府、澳大利亚政府、丹麦政府等政府机构。两年前中国政府也头一次成为了GAVI的捐赠国，大约在3年前，中国从GAVI的一个受捐国变成了“毕业国”。毕业国的意思就是我们过去一直受GAVI的捐助，购买疫苗可以享受GAVI价格。但当我们的人均GDP涨到6000美元以上的时候就成为了“毕业国”，不能再接受捐助。很多大的医药公司，包括赛诺菲和葛兰素史克等，这些大的医药公司也是GAVI的会员。因为他们之间各有利益和诉求，所以又设立了9个人的独立董事。我们作为独立董事的重要职责，就是去监控和帮助整个GAVI运行过程中，能够为了全球所有的会员提供公平的、公开的、透明的服务。

　　除了公私合营模式，GAVI它还有一个独特的融资方式。它的捐赠包括来自盖茨基金会，每年给GAVI 10亿美元；还有英国政府、澳大利亚政府的捐赠；还有很多的私营企业……此外，GAVI通过跟英国的一家私人融资公司去融资、发债，由英国政府作为担保，通过发债来采购疫苗，更便宜地使这些疫苗达到更边远的地区。

　　第三，GAVI以独一无二的、有效的投入产出方式来提供疫苗，防止儿童死亡。它的关注点是在帮助全球所有需要接受疫苗的国家提高疫苗覆盖率，同时又让这些国家能够很便宜地接种疫苗。例如有一只疫苗，本来价格生产出来厂商报价是50美元，通过GAVI的采购可能就变成25美元，因为GAVI是集体采购；GAVI再捐赠到非洲某个国家的时候，真正的一只疫苗可能只需要5美元，另外的20美元是通过GAVI捐赠的方式来承担。这种方式大大增加了疫苗的覆盖率。

　　同时，GAVI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方式，就是市场标准化。例如，以前在许多非洲国家，由于贫困，针头用完之后，为了更省钱可能就要二次使用，这样不但没有达到免疫反而增加了一些新的疾病。所以GAVI专门集体采购一次性针头，用完之后自动就销毁。另外，还在全球实行了“冷链”技术，即在疫苗运输过程中的冷藏技术。

　　中国在GAVI中间确实开始逐渐发挥很大的作用，从受捐国变成捐赠国，同时我们也有大的制药公司已经被GAVI和WHO认证以后成为被采购商，就是说这些企业生产的疫苗可以进入GAVI体系，并在全世界可采购和分发。中国也有很多厂商参与到了GAVI冷链移动设备的生产商中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