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晚，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在北京与商界、慈善界人士会面交流，就慈善事业发展这一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巴菲特这个词的英文意思是自助餐，随便吃。2010年9月29日下午，北京昌平拉斐特城堡酒店的一场晚宴，却没有像组织者“巴菲特”的名字那么简单和随便。

　　很多媒体都把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主办的慈善晚宴称为超级富豪的“豪门盛宴”。人们不禁要问，巴菲特晚宴的50张门票都发给了谁？此次“盛宴”的邀请并非按照财富多少来发放，也不是一次要参加者现场捐款的“鸿门宴”，而是要就如何进一步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交换意见。

　　然而，主观意愿并不能代替客观现实，“慈善阴谋论”在西方被持续热议。2010年6月15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就把一本“半小说”式畅销书《只有超级巨富才能拯救我们》评为2009年度“最不可思议的书”。这本书的作者纳德尔一直是名不见经传的美国“绿党”骨干成员。2010年4月30日，他受邀参加巴菲特的股东大会，并在会场为《只有超级巨富才能拯救我们》一书签售。

　　纳德尔在书中写道，2005年9月，卡特里娜飓风使新奥尔良这座名城的3/4浸没于水下。巴菲特在灾难发生后的第四天带领救援团队抵达灾区，在26小时内，亲眼目睹了号称“头号发达国家”的美国满目疮痍的惨状。巴菲特对于政府只顾打仗而对灾区救援不力的状况深感不满。这场灾难也使得巴菲特旗下的保险公司损失34亿美元。

　　于是，2006年1月，巴菲特在夏威夷毛伊岛的一座古堡里召集了包括世界首富比尔•盖茨、金融大鳄索罗斯、传媒大亨特纳和演艺名流在内的17名亿万富翁，举办了一场豪门盛宴，并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制定了一项旨在用超级富翁的集体慈善活动来推动美国政府改革以及世界进步的“巴菲特计划”。虽然纳德尔承认该书内容是带有虚构色彩的“乌托邦实验”，但他强调，巴菲特和盖茨对该书的观点表示认同。

　　尽管很多人认为纳德尔不过是想借巴菲特的名头作秀而已，不过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似乎证明“巴菲特计划”并非空穴来风。2009年3月，比尔•盖茨在奥马哈机场附近的一家餐厅与巴菲特共进午餐，谈到慈善问题。

　　2009年5月5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披露，巴菲特在洛克菲勒大学举办了亿万富豪秘密聚会，参加的超级富豪包括特纳、索罗斯、纽约市长布隆伯格、著名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奥普拉等。在这次聚餐中，盖茨和巴菲特号召《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最有钱的美国人在有生之年或者死后，至少捐出50%的家产用于慈善事业。这些细节与纳德尔书中披露的“巴菲特阴谋”惊人地相似。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根据《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估计，这些亿万富翁承诺总计捐出至少1250亿美元，这笔钱的数目相当于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给美国造成的损失。据“捐赠美国基金会”统计，受经济衰退影响，2008年美国全国慈善捐款总额3159亿美元，减少2%；2009年为3038亿美元，减少3.6%。于是，巴菲特表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和盖茨将在中国和印度推动慈善。如此说来，为实现“巴菲特计划”，两人到中国“劝捐”也顺理成章。

　　我们暂且不论“巴菲特阴谋”到底是真是假，巴菲特式慈善有一个特点却的确值得我们学习。《经济学家》杂志曾经发明了一个词——“茨善家”。意思指“比尔•盖茨+慈善家”的整个慈善家群体。比起个人慈善，以大慈善基金会为特征的群体慈善，更表现出现代慈善事业的特点。

　　2007年，比尔•盖茨的三个儿女——5岁的菲比、8岁的洛里和11岁的珍妮弗曾经问他：咱们既然有钱，为什么不帮助纪录片里那个瘸腿的小男孩呢？盖茨回答说：“我们做的是批发，不是零售。”盖茨的意思是说，现代慈善更注重规模效应。

　　2010年9月22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了美国400强富豪排行榜。比尔•盖茨仍然是美国首富，个人资产约为530亿美元。据统计，盖茨的钱如果救助非洲儿童，那么仅他一人一年就可以救助2.2亿个。不过，这些钱如果真的发下去，也许只能解决一两年的问题。因此，越是高端的慈善，越是体现在现代化的“规模效应”上。以盖茨—巴菲特的基金会为例，其规模是福特基金会的三倍、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十倍。因此，正像中国老话所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巴菲特阴谋”的背后，其实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杨晋）

　　慈善也是软实力

　　新加坡《联合早报》10月20日发表题为《慈善也是软实力》文章，全文如下：

　　9月底，美国“股神”巴菲特与微软公司创始人盖茨开始了他们的中国慈善之旅。中国国内舆论因此而颇为热闹了一阵子，国内舆论的分析焦点绝大多数集中在中国慈善事业如何因为各种内外因素，严重滞后于国内发展的需要。现在中国的慈善事业之落后，竟然已到了需要外国慈善家亲自上门给中国人上课的地步。

　　这些反思和讨论，无疑对中国的慈善事业取得更好更快的发展极为有益。但实际上，一国的慈善不仅是个内政问题，它对国家的形象和外交，也能发挥积极的正面推动作用。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大国的国际地位不仅取决于自己的物质财富，还要看它是否有意愿、有能力对有所需要的国家主动施以援手。不然，它只会落得一个“为富不仁”的名声。

　　2008年，潘基文就任联合国秘书长后首次“衣锦还乡”——对韩国进行了访问。他当时就忠告韩国要积极为国际社会多做贡献。他还说，为了成为更伟大的国家，应该向贫困国家多给予热情和慈悲。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软实力》一书中特别指出：北欧国家由于政府和人民在国际事务中都非常乐善好施，因此具有了远超出与其国家实力相匹配的软实力。

　　在国际援助方面，美国政府的援助虽然总额是世界第一，每年达到200亿美元左右，但政府的官方援助占GDP的比重却仅为0.3%不到，是发达国家中水平最低之一。这点经常招来国际舆论的批评。但是美国发达的民间慈善却不仅只用在了美国本土，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用在国际扶贫事业上，这就大大弥补了政府政策的缺失对美国国家形象所造成的损害。

　　2007年，美国私人基金会、公司、志愿组织、大学、宗教组织及个人提供了1159亿美元的国际捐助，是美国政府提供的218亿美元官方援助的五倍以上。另据估算，如果把国际志愿服务的时间折算成金钱的话，那美国人民在2007年为美国境外的救灾和开发援助，以及美国境内的国际援助组织所贡献的志愿工作时间，价值约为35亿美元。1960—1970年代，发展中国家农业领域的“绿色革命“，就得到了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等私人慈善资金的大力支持；现在，盖茨基金会的工作重点就放在非洲等世界上最为贫穷落后的地区。

　　巴菲特与盖茨从之前成功的商人，转型为现在受人尊敬的慈善家，这个漂亮的转身，实际上也是美国公民社会成熟的表现。一个发达和健康的公民社会，就应该不仅可以让人生财有术，还可让人散财有道。这不仅在一国内部可以缓解贫富矛盾、促进内部和谐，更能通过援助的外溢效应，提高本国的正面国际形象。

　　这就是巴菲特与盖茨的中国慈善之旅，所应该带给中国人的更多思考。(祝鸣 作者任职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责任编辑：孙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