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上午8：02，四川雅安发生7.0级地震，成都震感强烈。五年前汶川地震的惨状被瞬间唤醒，四川灾区再次牵动国人神经。

　　和2008年不一样，这次灾难来临之际，地方政府和部队已经有过汶川、玉树的救援经验，气候条件也比当年好太多。无人机迅速拿回全景数据，救援部队瞬间集结出发，政府救灾即刻进入专业轨道。与此同时，来自民间的医疗、物资资源也第一时间集结，其速度比之政府亦毫不逊色。

　　由于大量人员、物资迅速涌入，通往灾区的救援通道出现了拥堵。此时出现了一种观点，“志愿者不要去灾区添乱”。五年前，逾百万志愿者自发涌入川震灾区，舆论一片誉美之词，如今行动更迅速、专业素养更高的志愿者，反倒遭遇了质疑。

　　对于这个话题，一些当年的志愿者也在微博上做了反思。作家韩寒一条被转发40多万次的博客说，“确实有一些志愿者身体出了状况、救人反要被人救，也偶有志愿者的车堵路”。四川作家李承鹏也说了他的汶川经验，第一条就是“非专业者尽量不要进入灾区占用通道”。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民间个体和机构就完全不需要介入。国办发出的通知中，仅说“单位团体，未经批准暂不进入灾区”，而对志愿者团体的措辞是，“非紧急救援人员、志愿者，在现阶段尽量不要自行前往灾区”。我理解为，政府并不排斥有专业能力的紧急救援组织。

　　其实在大灾来临之际，救援资源自然是越多越好。即便政府力量训练有素，要在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的灾区瞬间开展拉网式救援，依然是不现实的。韩寒也认为，志愿者带去的帮助要远远多过造成的麻烦。李承鹏在干道以外的救援，就弥补了焦点灾区外的一处盲点。

　　真正的麻烦，并不是志愿者，而是杂乱无序的志愿者。真正的问题，也不是志愿者要不要去灾区，而是志愿者应当如何组织。志愿者徒具热血固不足取，冷嘲热讽更无必要。

　　纵观本次救灾过程，政府专业、民间理性，虽然偶有暂时的拥堵，但政府与民间的理性与专业，有明显提升。只是二者之间的对接，仍然大有可为。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官民互信。例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受到一片质疑乃至谩骂，就有一种意见认为官办慈善完全不可信，民间应该自行救援不依靠政府。

　　实际上，即便在日本这种地震多发、NGO已十分成熟的国家，政府也依然是救灾的主体。在任何国家，政府在基础信息、机械装备、动员能力等方面，都是民间不可能比拟的，民间组织再发达也不可能取代政府成为救灾的主导者，而民间机构若要提升救援的有效性，也应该尽量与政府配合。

　　所以政府急需改进的问题是：官办公益机构要提升透明度和公信力。

　　其次要解决的问题是，官民资源对接。参与过救灾的人士应该记得，当灾后瞬间物资从全国涌来时，要解决的问题就不是募捐，而是如何将物资有效发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

　　这方面，主导救灾的政府应该主动发挥作用，要设立专门机构，与民间组织对接，将民间资源统一纳入救援的大平台上来，优化救援的整体效率。

　　政府的开放与民间志愿者的整合，对抗震救灾将有深远的意义。在接下来的临时安置、灾后重建环节中，灾区仍然需要大量的物资，仅以政府之力依然不现实。NGO在医疗、教育、照顾残障、心理干预、村民重建领域，仍有很大空间。

　　此外，我一直认为，日常的防震机制和抗震教育才更重要，但由于没有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所以社会和政府的重视程度都远远不够，社会资源的动员也缺乏后劲。

　　近年几次大震，多发于西部山区，这些地震带上潜藏着许多危机，要让政府逐一说服地震带上的农民，并把每座山上的防震设计都做到位，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尤其是这些区域，政府财政并不宽裕，完全可以让NGO和社会资源介入，为偏远农民提供长期、基础的帮助。

　　今年两会期间，“直接登记制度”打开了社会组织蓬勃生长的空间，利用这一时机，将优质的社会资源有序导入，将公众对灾难的关注，转化为防震教育、抗震演习，才是防灾之本。政府和社会用血泪积攒起来的经验和理性，应该在互信和磨合之中转化为坚实的防震成果。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