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百余年来，北京大学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特别是北大的广大离退休老同志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在披荆斩棘中开辟天地，他们的功业载入史册，他们的精神历久弥新。这里是北大一批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他们的回忆，从不同的侧面，勾画出北京大学的发展历程，记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是了解北大历史，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珍贵史料，也为我们理解北大传统、传承北大精神提供了一本生动的教科书。这是一封穿越时空的来信，更是一份矢志报国、不懈奋斗的青春宣言。

个人简介：张注洪，1926年12月生，山西万荣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1952年毕业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1926年12月27日，我出生在山西省万泉县(古名汾阴，1954年万泉、荣河两县合并为万荣县)皇甫乡高家庄，家境较为优渥。我的祖父是清朝贡生，在县学教书；而父辈很多投身商海。我的父亲在山西曲沃经商时，任商会会长，又做过绛县银行经理，但因早年跟随祖父读书的缘故，也极愿支持我们兄弟姐妹读书。我7岁时便在父亲安排下考入本村小学，读《三字经》《论语》《孟子》等典籍作为启蒙。次年9月转学后，我接触到了当时新颁的教材，顿觉眼界大开。

就在我求学生涯的最初几年，国家形势的急剧恶化使得有识之士忧心如焚。1935年11月，日本人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以军事威胁谋政治蚕食，激起北京爱国学生的强烈抗议。虽然政府做出妥协姿态，但华北天空已经战云密布。工农红军迂回大半个中国后进入陕北，红色的力量已经到达黄河西岸。日本的侵逼已经使内争不容再有，各方势力也逐渐希望团结起来形成统一战线，蒋介石最终因兵谏而放弃了军事围剿的立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形成。

民族危亡、国家蒙难的大势下，读书人不可能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哪怕是见闻有限的小学生。我和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一样，参与并见证了中国人民团结御侮、争取独立的历史进程。我的卷入或许是被动的，然而战斗年代求学与斗争的经历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让我更加坚定了救亡报国的初心。

革命的启蒙教育

革命风雷四起的年代，我曾有幸投身抗日救国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运动。

1937年夏，我考入曲沃贡院高小就读。时值卢沟桥事变爆发，国难当头，对国家前途倍觉忧虑。当时作文课有命题《一月来之平津间》，我得以借此抒发心中激愤。节假日时，学校组织学生们至城区展开抗日宣传活动，我也积极参加。然而，战争形势的恶化导致校址常迁，个人辗转奔波。1937年11月，太原陷落，晋南危在旦夕，我只得随家人从曲沃返回原籍。在那里念过半年私塾后，本欲进入附近高小就读，然而开学数日即遇日军扫荡，校址只能再迁。直到1938年秋进入民族革命小学方才安定下来。

在民族革命小学，我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万荣是革命老区，在抗日政府的指导下，民族革命小学讲授进步内容，进行革命宣传教育。当时，共产党员董警吾老师在民小任教，讲授《唯物辩证法》《统一战线》《帝国主义论》《中国近百年史》等名篇，小学课本里也多收录有鲁迅、李大钊等作家的进步作品，深受学生喜爱。其时，我第一次读到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认真阅读了其中“毛泽东自传”(第四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等内容。这本书我从13岁一直反复读到今天，对我的人生选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革命教育和抗日宣传的作用下，在极度艰苦的战争环境里，敌寇对国土的侵占和对人民的残忍杀戮，在当时少年学生的心目中深深埋下立志图强、刻苦学习报效祖国的种子。1939年夏天，我与同学瞒着家人加入了八路军第115师343旅汾南游击大队，围绕稷王山一带进行抗日反奸工作，直到1941年夏小学毕业。

小学毕业后，我本拟赴西安读中学，但从家乡经乡宁第二战区司令部驻地克难坡受阻，遂留在陕西宜川。途中自谋衣食，饱尝艰辛，最终在宜川入学初中。1944年夏初升高期间，我曾滞留沦陷区，本有机会在沦陷区就读高中，但我绝无法忍受亡国奴的教育，于是设法回到陕西。高中时期，我曾多次组织参加反对学校包庇特务施暴、克扣学生伙食费等罢课活动，并在《中国学生导报》揭露国民党校方贪污学生公费、压制民主活动的种种丑行。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其时，局势稍安，全国欢庆，人们普遍渴望和平建国，对国共两党的和谈抱有很大希望。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我通过高中越级考试，直接进入高三，因此能早一年上大学。我高中毕业后获得了报考大学的机会，只身赴京赶考，一个月内参加了十所大学的考试。当时，全面内战已经打响，而清华被誉为“国统区的解放区”。因此当时我非常向往清华，放弃了一些大学的正式录取资格，选择进入清华先修班，经复试最终于1946年11月被清华大学外语系录取。

虽然成功被清华大学录取，但此时我因旅途劳累、考试苦战而罹患痢疾，发烧、头痛，根本无法正常学习，在完成大一学业后中途休学以疗养身体。我身体不好主要因为抗战时期的辗转奔波，曾不慎感染伤寒，又曾被日军扣留，几至丧命。战争年代的贻害对我后来的学习、工作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病痛折磨的同时，我也更加珍惜能为祖国奉献心力的机会。

清华大学的要求非常严格，课程五花八门，学习压力很大，不及格的科目即使修业期满还要回来补修，才可取得文凭。实际上，清华的学习环境因为政治原因受到了严重影响：一是国统区经济萧条，政府滥发纸币，物价飞涨，同时扩张军备，削减教育经费，师生苦不堪言；二是清华因其学生的政治倾向而受到迫害。在北京，清华大学学生爱国热情很高，和国民党当局的矛盾非常尖锐。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大家还是在努力完成学业。

当时学校的政治活动特别多，同学们虽然受到反动当局的迫害，但爱国热情都很高涨。声势最浩大的运动是1947年5月爆发的反饥饿、反内战抗议活动。当时，学生们经常参加抗暴、反饥饿、反内战等游行示威。学生抗议国民党当局滥发纸币、削减教育经费、在校园内搞特务政治。我在清华读书的头两年中，受进步同学影响，加入了中国民主青年同盟，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民青成员和共产党员立马响应中共中央号召，投入到迎接新中国成立的各种活动中去。

致力学习祖国历史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中国革命的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1930年，毛泽东对中国的未来做出了这样的期许。19年后，我们终于盼来了久违的“日出”。

1949年10月1日一早，大家就从清华出发，先坐火车到了西直门，接着步行到了城内，随即到达天安门广场，第一次看到了升起的五星红旗，听到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我们国家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时，我内心无比激动，因为历经沧桑后又看到了民族的希望。经历过那样的磨难，我们对祖国都怀有深切的感情，更下定决心，一定要为新中国奉献终生。现在回想起来，开国大典那天真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

国家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我个人也经历了一次学习的转折——转到历史专业学习。在清华求学的前三年，我打下了一定的外语基础，能够写出大体流畅的英文文章，一篇展望全国即将迎来的光明前途的文章还曾经发表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上。但是尽管如此，我始终对所学外国文学抱有疑惑。外国文学高班要学习莎士比亚和乔叟的英文诗、散文，文体压抑悲凉，离现实较远，对了解祖国的社会现实似乎帮助不大。正是在此时，我对中国近代历史萌发了强烈的兴趣，觉得学历史可通晓古今，了解历史规律，作用于实际。于是主动要求转到吴晗任系主任的历史系，开始学历史。

在清华，我接受了系统的通史学习，包括雷海宗先生的“中国通史”和刘崇鋐先生的“世界通史”。此外，老师们经常会带我们实地参观历史纪念馆、博物馆，拉近学生与历史之间的距离，培养学生基本的历史学信念。吴晗先生和邵循正先生对我专业方向的选择影响极大。吴晗先生主办“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讲座”，邀请徐特立、艾思奇、杨之华、陈家康等名家讲马列主义、革命史，激发了我学习革命史和抗战史的兴趣。邵循正先生学术精进，爱护学生，诲人不倦，我专门选修他的清史、近代史课程，获益良多。当时历史系学生很少，师生大多研究古代史，但我认为近代史更加贴近现实，更有现实意义。在老师们的指引和鼓励下，我坚定了信念，毕业论文选题《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文章还较扎实，体现出几年里我通过史学训练练就的基本功，得到老师的肯定。

1952年，清华大学礼堂前，左四为张注洪

新中国成立后，大学的学习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国民党时期，除了当过青年军的学生有资格公费就读以外，其他人都是自费。有的学生交不起饭费，只能自己参加助学活动解决困难，大家过得都很艰苦。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发放助学金，毕业还包分配，学生的生活得到了保障。教学内容也有调整，一是精简、修订部分专业课程，二是增加了政治理论课程的学习。校园里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出现了不少新气象。国家发出抗美援朝的号召后，同学们爱国热情高涨，很多人都积极参军。虽然我曾报名，但是没有得到批准，因为参军有很多条件和名额限制，而且我时任文史哲三系的团支部书记，所以就跟其他干部们一起留下来开展学校的活动。留校的同学也积极响应号召，做抗美援朝的宣传，到附近工厂给工人讲祖国的历史。尽管学习生活十分忙碌，政治活动也很多，但是我觉得，响应祖国号召是参与政治的一种方式，也是对自己的锻炼。

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历史系合设北大一处，大部分人员即行合并。一时间诸多名师会聚北大，教学科研焕然一新。同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我工作报到的时候，历史系仍然在沙滩红楼，系主任为郑天挺先生，数月后始迁址到燕园，翦伯赞先生任系主任。初到北大时，我因为在清华受过英语、俄语专业训练，而世界史教研室又缺人，于是被分配去做世界中古史的教师。

可正是此时，我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神经痛，无法正常工作。系里出于爱护，允许我养病。所以1952—1955年，我除了养病外，阅读了不少专业书籍，帮助教研室编写《外国人名地名辞典》，还做了一些近代史料的搜集、整理、校订工作。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史料编译工作，为我日后从事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的研习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55年恢复工作后，我自感无法胜任世界古代史教学工作，就主动请缨到邵循正先生负责的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做资料工作。掌握史料知识对历史研究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跟随邵先生做史料学训练使我获益良多。当时，我跟随研究生、进修教师一起听课，同时又辅导学生，实际上做助教的工作。尤其是辅导国外留学生的经历，使我获益匪浅。一些外国学生、进修学者来华学习，我负责给他们讲解近代史料。这些和外国友人交流的经历，增加了我对国际友人与中国革命关系这一课题的研究兴趣。

当时我参加的学术活动很多，写了一些纪念性文章，参加了不少学术性会议，使自己的学术视野大为开阔。我听过的报告会、讨论会中，与会的既有翦伯赞、邵循正、郑鹤声等知名学者，也有金冲及、戴逸等青年才俊。他们的精彩发言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这段时期，对我的学术生涯影响巨大。我有幸能受教于翦伯赞、邵循正等学界泰斗，他们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终身。从清华到北大，邵先生始终不忘督促学生、提携后进。先生撰写论文一丝不苟，总是务求史料全备、真实、准确，让我受益有加，影响了我的治学风格。翦伯赞先生时任历史系主任，为人亲切随和，当时在历史系，逢年过节我们都到他家看望、请教。他是一位论史兼备、学问精深的老师，更是一位热爱祖国的学者，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做人上都值得我去学习。

20世纪50年代，作为研究历史的初学者，我逐渐起步了。我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掌握文献资料，论史结合，由浅入深，刻苦钻研，学习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

在曲折中艰难前进

1957年起，政治运动不断，间杂经济困难，无论是学习科研活动还是日常生活都受到影响，学习科研工作变得断断续续。国家走过了曲折奋进的年代，我也在学术道路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行。对我来说，这段时期是在学术上缓慢积累的时期，为改革开放后的研究工作做了一些准备。

当时，中央多次强调教育要为工农服务。1958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由集体和企业资助的半工半读学校在全国推广，与原来的教育体制共同发展。北大很多学生需要离开学校进入工厂，与工人共同劳动。10月，我被调到石景山钢铁厂参加学生的半工半读，主要精力投入教学工作。我在工厂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作、同学习，直到翌年3月回校。回校后，我参加了一些集体研究项目，负责撰写《五四前后的中国工人阶级》与《北京史》的相关章节。由于工作劳累、营养不良，我的身体又亮起了红灯。1962年5月，我又出现肾脏出血，险些失去生命。

1963年后，国家经济形势逐渐好转，我的身体也渐趋恢复，将工作重心放在中国现代史资料的收集上，编写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期刊简介》《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与资料整理》，撰写了《革命回忆录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以及革命前辈李大钊、恽代英等人的年谱。其时，研究现代史史料学恰有很好的契机，因为国内兴起撰写家史、村史、厂史、社史这“四史”的高潮。我适时撰写了《编写四史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和资料整理》《“四史”资料索引》，在资料整理、规范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进入20世纪70年代，国际局势变化很快。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相继破冰，正常的学术交流逐渐恢复，为介绍海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动态、引介海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优秀成果创造了政治前提。在这之前，我没有撰写过关于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文章，学界对这一领域关注也比较少。尽管存在重重阻碍和压力，我仍然进入这一领域，翻阅了北大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数以百册的外文报刊资料，写出《十年来美国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等文章。经周一良、张芝联、陈芳芝等先生的指正后，上文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副刊《哲学社会科学动态及资料》，算是开风气之先，一经发表即受学界肯定，给了身处逆境中的我莫大的慰藉。更重要的是，对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动态的关注自此成了我的一个研究方面，对我有特别的意义。

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此时我虽然已从教多年，但在学术研究中发光发热的春天才刚刚开始。在教学上，我承担了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的史料学课程和报刊史、人物史等专题课程；在研究上，我在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学任务的同时，还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参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的编写工作。这时我真有点如白居易所说的“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

这一时期，我先后整理出版了一些专业著述。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校内外多次讲授“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讲稿在《党史资料征集通讯》和《近代史研究》发表后，经中共党史出版社整理出版为单行本、重刊本，美国还以A Guide to Material on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为名出版了英译本。我还陆续承担了一些国家研究课题项目，撰写和主编(包括联合主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述略》《国际友人与抗日战争》《中国现代史论稿》《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中美文化关系的历史轨迹》等书，并与人合编了共产国际来华人物鲍罗廷、魏金斯基、米夫等关于中国革命的言论选辑，以及《恽代英文集》《瞿秋白文集》等书，还承担了《国民革命的兴起》部分写作任务。

此外，我也积极参与了人才培养与学术交流活动，争取为史学界培养更多的人才。1985年，我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先后指导过中外研究生和进修学者20多人；还陆续参加过关于五卅运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共成立、抗日战争、毛泽东诞辰、中日关系等多次国际国内学术讨论会，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

1993年，我从教学岗位退下来后一度被返聘，继续在学术领域发挥余热，争取多作贡献。虽然为了有利于青年教师的成长，我尽量不应允承担正式上课任务，但对博士生的讲座和部分学术团体兼职，我也尽职尽责予以承担；此外，我还继续编写了一些学术著述，如《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张注洪卷》和《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述论》等，焕发了学术第二春。

可以说，我成长于动荡的20世纪30年代，就学于战斗的40年代，研究起始于欢乐的50年代，中经艰难的60年代、萧条的70年代，直至觉醒的80年代和奋进的90年代，以至21世纪退休后又再次焕发了学术的青春，编写出了力求适应时需的论著。在我看来，史学研究既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探索，也要重视搜集丰富的第一手文献并力求“穷尽”史料。在写作中，要做到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以及运用多种史学方法，反复修改、几经雕琢后，才去发表，这也是对历史研究负责的态度。

我在祖国的怀抱中成长到今天，见证了新中国一路走来的每一个脚印。从学习到工作，我受到了很多师长的教诲和同人的关怀；这些年来我取得的有限成果，不少都是由我的同事或学生参与合作才得以完成，我深深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

张注洪

我今年已经90多岁，虽然人的生命有限，但党和国家的事业无限。回首过往，其间有付出、有收获，也有委屈、有煎熬。我虽经历过一些风浪、磨难，值得庆幸的是，我总算为祖国多少做了一些事情。但凡委托给我的工作，我必努力完成，不负党和国家的培养和期望。

回忆以往走过的道路，我觉得很欣慰。其实做人与做学问是一致的，无论何时都应该严谨求实、开拓创新，保持一种谦虚谨慎的态度，不能说做得最好，但一定要尽力去做。希望年轻同志能够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读书，踏踏实实工作，报效祖国，报效人民。现在国家发展日益向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正是每个祖国儿女发光发热的大好时机。希望大家都能振奋精神，认真学习，做好自己岗位的工作，为祖国的繁荣作出贡献。我年纪大了，但还能在晚年与祖国砥砺同行，发挥余热，感到无比高兴，相信年轻一代肯定能比老一代做得更好。

祝福我们的年轻人能够茁壮成长，我们的国家日益繁荣昌盛。

(采访、整理：刘霆、刘榕晟、罗亦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