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癌症病逝，享年55岁，曾任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用行动追求宪法上的平等权的蔡定剑

　　●1955年

　　生于江西新建，中学毕业后在家乡务农，随后参军驻扎福建。

　　●1983年

　　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毕业（法学学士），1986年于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毕业（法学硕士）。

　　●1986年至2003年底

　　先后供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秘书处，任职至副局长，专门进行宪法、中国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的研究。

　　●2004年1月

　　他调任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主任迄今。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于11月22日凌晨3时30分，病逝于北京305医院，享年55岁。去年6月，蔡定剑在体检时查出已是胃癌晚期。此后，他一直非常乐观，努力配合治疗。在癌细胞业已扩散至全身之后，他的家人表示，“能够坚持至今日已是奇迹”。蔡定剑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11月26日上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我曾是一名战士，我现在还要像战士一样来战胜它”。在与癌症斗争一年零五个月后，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昨日凌晨3时许病逝。

　　“仕而优则学”的思想者

　　2004年，官至全国人大秘书局副局长的蔡定剑，49岁之际挂冠而去，担任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主持宪政研究所。

　　蔡定剑，这位体制内的笔杆子，1955年出生于江西新建，兄妹五人，他排行老二。大塘中学毕业后，受当兵的哥哥影响，蔡定剑参军，守卫福建海防。即使在部队，他也是个爱读书的战士。

　　1979年，北京政法学院（现为中国政法大学）复校，蔡定剑成为复校之后的“黄埔一期”。学校原校长江平曾称赞，蔡定剑属1979级佼佼者中的佼佼者。

　　1982年毕业后，蔡定剑被分配到解放军总政治部，担任干事。1983年至1986年间，蔡定剑在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研究生，师从陈守一先生。出于对法律的热爱，1986年，蔡定剑研究生毕业后，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参与起草领导的讲话稿。

　　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回忆，当时正好是彭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法学专业毕业的学生也比较少，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是想去为人大制度的发展做点事情，很快成了学者型官员，也发表了不少文章。”

　　比起学院派学者，蔡定剑更能深切体察体制的运行机理和逻辑；比起体制内的官员，蔡定剑更有一份深切的学术情怀和改革激情。

　　但从根本上来说，官员和学者两种角色，是有不小的冲突的，蔡定剑曾说，官职越高越难表达自己的观点。妻子刘星红说，上世纪末蔡定剑就有到高校去的想法了。

　　进入21世纪后，中国改革日益进入深水区，利益格局错综复杂；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三位博士上书全国人大，收容制度被废止，官员和学者两种角色的冲突，蔡定剑实在难以弥合，于是下定决心，回归母校，教书育人，传播民主与法制。

　　富于实践精神的学者

　　蔡定剑曾说，我的目标可能比较具体，努力地去推动它实现，可能只是一小步，但却要走出非常扎实的、真正能留下历史的印痕。

　　学生朱国锋回忆起蔡定剑的宪法课时称，他和别的教授风格很不同，宪法课理论性很强，研究生们大多热衷于讨论西方政治制度，但蔡老师并不从外国宪政史讲起，他上来就讲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且会结合许多基层的案例。

　　“他很注意研究中国的基层民主事件，并鼓励同学们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当时我们很多农村同学都参与了他的一个关于农村社会法制建设调查的项目。”朱国锋说。

　　蔡定剑去世前的三年间，一直与财政部财科所合作，致力推动上海闵行区公共预算改革试点。

　　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副教授刘晓楠说，在这个项目中，蔡定剑关注了非常多的细节。为了解决人大代表看不懂报表的问题，蔡定剑一方面研究如何让财政预算报表通俗化，另一方面推动政府对人大代表的培训。

　　“这些都是具体的小事，但蔡老师相信小事积累会影响大局。”刘晓楠说。

　　“民主与法制”的播火者

　　蔡定剑去年在大学做了10余场讲座。他常说一定要重视对年轻人的教育，通过他们推动民主与法制进程。

　　在参与和推动社会制度改革的同时，蔡定剑也花了许多精力在“为民主思想传播鼓与呼”上。在《民主与法制》记者李蒙眼中，蔡定剑是中国民主与法制“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

　　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说，研究宪法的学者都在讲平等权，真正付诸实践的很少，但蔡老师都用自己的行动来追求宪法上的平等权。他能联合十多所学校，在同一天进行反就业歧视的宣传，还能深入到招聘会上来反对就业歧视，“给我们宪法学者带了个头”。

　　在推动反就业歧视时，蔡定剑与他的学生一起走进招聘会，多次出现在国展等招聘会上。

　　2008年在北京一场招聘会上，蔡定剑看到一家保险公司的招聘告示上写着，25岁到45岁，“党员、军转、教师、律师、营销经营者等优先”。蔡定剑对他们讲，这些要求属“就业歧视”条款，“这是涉及公平的问题”。

　　令《民主与法制》记者李蒙印象深刻的是，去年当得知自己身患癌症后，蔡定剑开始对媒体采访有求必应。那时他身体已不好，李蒙说：“感觉他是拼了命地要把想法告诉媒体，传播出去。”

　　积极的理想主义者

　　虽然癌症晚期带来的剧痛经常令蔡定剑没力气说话，但他留给学生和朋友最后的形象仍然是一个风度翩翩、笑容可掬的师长形象。

　　“他即使病重仍然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看。”同事刘晓楠说。蔡定剑生病后一直非常积极地参与治疗，并对病情一直都抱有乐观态度，工作从未因病耽误。

　　“他是个积极的理想主义者。”刘晓楠说。大到国家的宪政体制，小到对一段公路的交通，蔡定剑无不报以理想主义的态度，他总是希望事情都“趋近完美”。

　　拖着被癌症折磨的身躯，蔡定剑在上月仍参与组织了三个会议，十月中旬有关代表法的研讨会、有关反就业歧视的培训会，还有促进《拆迁条例》废旧立新的研讨会。

　　妻子刘星红说，当时蔡定剑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刚刚做完最后一次化疗。在会议期间，蔡定剑多次疼得无法吃饭，就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忍着，装得没事一样。

　　在蔡定剑知道全国人大邀请同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焦洪昌去参加有关代表法的专家座谈会后，他把有关代表法的会议纪要交给了焦洪昌，“拜托他交给全国人大，还在手机里跟焦洪昌说了半个多小时，拜托他要说出哪些观点。”

　　刘星红说，自己没有劝阻蔡定剑组织召开有关拆迁变法的这次研讨会，“在大家都期盼新法出来时，又没有下文了，他有点追求完美，为了会议组织得更好，他非要去，我理解他。”根据蔡定剑的设想，这次会议要讨论拆迁的正当程序、合理的补偿标准，并希望形成一个有关拆迁立法的具体模板。

　　当时的会议主持人张千帆说，“我当时有种不祥的预感，这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我特别向与会者大段地介绍了他，他是真正的战士。”

　　■ 网友悼念

　　@于建嵘

　　尽管我们祈盼上苍赐以奇迹，尽管您走得依依不舍，可您还是走了。兄弟，我们只能祝愿您在天国没有这么劳累。您放心走吧，一定会有更多人看着您的书继续前行。

　　@孙述洲

　　我所看过的蔡定剑教授的文章，不发虚言，言辞犀利，直陈中国问题，即使在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的仍是中国的民主宪政，可谓真的汉子。

　　@绿茶

　　推荐蔡定剑教授今年的新书《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蔡教授走了，但他留下的作品和思想值得我们阅读和传播。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郭少峰 孔璞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病逝》）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