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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袁行霈缓步走到发言席：“我的这点成绩真算不了什么，在北大算不了什么，在全国算不了什么，在学术史上更是不值一提。”

　　4月18日，是袁行霈的85岁生日，借着新书出版的机会，朋友们、学生们从四面八方来到未名湖畔给他祝寿。关于做学问，他讲得不多，格局、眼光、胸襟、气象、博采、精鉴、深味、妙悟，从前也讲过，算是旧话重提。他说，这是对自己的提醒。学者们知道，这是袁行霈一生孜孜以求的学术境界，也是对后辈学人的殷殷期待。

“北大是我学术的故乡”

　　“如果说常州是我祖上的故乡，济南是我出生的故乡，那么北大就是我学术的故乡，而北大中文系就是我在学术故乡的驻地。”1953年，17岁的袁行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纲》，原来是从1961年开始给中文系本科生上课的讲稿；《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是1979年讲专题课的讲稿；《陶渊明集笺注》等，在北大讲过多次……历数自己多年来的各种著述，大多与北大有着密切的关系，袁行霈说，这些著作是属于北大的。

　　北大在袁行霈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与此同时，袁行霈在北大讲台上耕耘60年，对北大、对中国学术界也产生了深刻印象。

　　“我1963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可以说是袁老师最老的学生。”今年已经75岁的北大中文系教授葛晓音说。

　　四十年前，刘跃进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就跑到北大旁听袁行霈的课。如今，年过花甲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刘跃进，对改革开放初期的北大课堂记忆犹新。

　　北京大学校长郝平评价，袁行霈展现出兼具传统人文素养与现代学术视野的古典学大家风范，是立德树人的典范，是北大乃至全国人文学科的一面旗帜。

文史研究别开生面

　　“我最初读这篇论文时是不敢相信这个结论的。”袁行霈1996年发表的论文《陶渊明享年考辨》，让“老学生”葛晓音产生了疑问。

　　在袁行霈之前，学者们大多采信《宋书》的记述，认为陶渊明享年63岁。但是，袁行霈的研究表明，陶渊明生于公元352年，卒于公元427年，享年76岁。连读两遍，对文中每个论据、每句论断都认真推敲之后，葛晓音被说服了。

　　“我认为，在陶渊明生卒年研究的所有论著中，袁先生的讨论是至今讨论最充分、论证最严密的一说。”中国唐代文学会会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认为。

　　小时候随父亲诵读古诗，袁行霈就对朴素、平易的陶渊明诗感兴趣；大学后认真读陶集；1981年，开始撰写《陶渊明集编年笺注》；90年代，集中精力研究陶渊明……陶渊明在袁行霈的学术历程中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陶渊明是古代士大夫的一个精神家园，通过他我体察到古代许多士大夫的心灵，我也从中得到了极大的精神满足”。

　　“1980年初，我读到《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一辑上刊发的袁先生的文章《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叹为观止。”刘跃进说。那时，他正在读大三，对中国古典诗歌和古代文论比较着迷，却苦于找不到升堂入室的门径，“袁先生的文章，别开生面，让人觉得，这才是文学研究的论文。”

研究的脚步仍在继续

　　作为学者的袁行霈，魅力何在？

　　“袁先生从来没有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学术空间里。他在从事精深研究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一个学者的社会使命和历史责任，走出书斋，面向社会，面向大众，面向世界。”刘跃进认为。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程郁缀还记得，在袁行霈主编的《国学研究》上，他亲自撰写的那篇发刊词：“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华文化不会衰落也不能衰落，正如伟大的中华民族不会衰落也不能衰落一样。”

　　虽然已经是85岁高龄，袁行霈仍然继续着他的学术脚步，开始了《中华文明传播史》的编纂。

　　“这是继《中华文明史》之后，袁老师一直思考和筹划的一件大事。”程郁缀说，早在23年前，袁行霈就首次提出了“文化馈赠”的理念，令人耳目一新。

　　打开最新一期《国际汉学研究通讯》，开篇就是袁行霈的新作，内容正是关于文明的馈赠：“从印度传来的佛教被中华文明吸纳后，逐渐本土化……中国发明的造纸术传到欧洲以后，极大地推动了欧洲乃至全世界文明的进步……这种交流的过程是和平的，结果是双赢的，我称之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馈赠。”

　　（本报记者 杜 羽 王庆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