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作者之一孙长江

▲文章修改稿手迹

▲孙长江全家合影

▲年轻时的孙长江孙伟夫妇

◎孙竞、孙凌口述  寇德印整理

【编者按】

6月19日，著名理论家、原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孙长江去世，享年87岁。

1978年，孙长江在中央党校积极参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他是掀开历史新时代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主要作者之一。

本版特刊发由孙长江先生的两个女儿孙竞、孙凌口述，寇德印先生整理的悼念文章，以表怀念。

【孙长江简历】

1933年1月15日生，福建厦门人。

1949年9月于福建泉州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5年毕业于人民大学历史系。

1955年至197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任助教、讲师。

195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3年至1977年在国务院科教组《人民教育》编辑部任政治组组长。

1977年5月至1982年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副教授。

1983年1月在首都师范大学任政治系教授。

1987年至1989年兼任科技日报社副总编。

1994年创建首都师范大学东方思想文化研究所。

1998年10月于首都师范大学离休。

2020年6月19日病逝。

往事已矣，不知从何说起。

6月19日15时32分，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由于疫情的原因，我们姐妹俩滞留美国，无法回家料理他老人家的后事，亦未能在他膝前尽孝，陪他度过生命最后的日子，这是我们一生永远的遗憾。

思念无以表达，哀伤更无法抑制，谨以此文为悼，怀念我们的父亲，愿他在天堂安好；同时以此文为谢，敬谢那些关心、帮助过我们父亲的朋友、同事以及亲人们。

为未来改革开放的实施

完成思想上的铺垫

提到父亲，不能不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国，这篇文章几乎家喻户晓。

1978年5月10日，此文首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11日，《光明日报》又在头版位置刊发，而在12日，《人民日报》又全文进行了转载。此后，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

这是一场意义深刻，涉及面广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对于国家向何处去，往后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直指思想领域的核心问题，同时也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就是要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其最重要的历史作用，是让人们能够解放思想，卸下精神上的种种束缚，对那些过去认为不可怀疑的条条、模式、定义等等进行再思考，为未来改革开放的实施完成思想上的铺垫。

正因为文章所触及的，是当时政治领域极为敏感的“雷区”，父亲在参与创作时，实际上是冒了极大的风险。我们还记得，他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几乎是整夜、整夜地不睡觉。他杯子里的茶叶已经把杯子塞满了，我们就问他：“为啥要放那么多？”他回答说：“放少没用啊！浓茶提神儿，喝了不困。”他所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

父亲对我们说，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他已经收拾好了行李，准备进监狱了。他的一生经历过许多波折，对蹲大牢之类毫不畏惧，因为他认为自己所坚持的方向是正确的，所以即使坐牢也值得。

对于这篇文章，父亲付出太多。作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撰稿人和主要定稿人，他对这篇文章是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一度却不为大众所知。父亲不止一次地说过，“这场（真理标准的）讨论，绝不是由某个、某几个‘秀才’灵机一动或冥思苦想而引发起来的。这场讨论是历史的产物，这篇文章也是历史的产物。”

父亲怕老婆

而母亲对丈夫却有些崇拜

1933年1月15日，我们的父亲出生在福建厦门。奶奶是一位乡村小学教师，爷爷也是一位知识分子，他所从事的职业和电影放映以及剧本编写等有点关系，具体我们也不是很清楚。爷爷共养育了五位子女，父亲行三，另有两位姐姐和两位妹妹。

父亲在福建泉州长大，喜欢文史，很有才气，十岁就在当地的报纸上发表文章，但是他偏科得厉害，特别是数学，简直一窍不通。但他凭着文史科的高分，还是得到老师的喜爱，得以顺利升入中学。

1949年9月，解放军进福建，父亲约同自己最要好的两个朋友龚洛书、曾纪木一起参军，他们都是背着家人偷偷入伍的，几人追随部队，一起参加了“永安剿匪”等。

在部队里，父亲认识了母亲。他常常开玩笑地说：“是你们的妈妈‘解放’了我。”

当年，父亲还是“新兵蛋子”。虽然穿上了军装，但还是没有“兵样”，属于“后进分子”。于是，部队特别安排了文工队的一位“女教员”来帮助他，而这位女教员就是我们的妈妈。

妈妈也姓孙，原名孙礼云，和父亲同龄，她其实只比父亲早参军两个月而已。当年，解放军入上海，她偷了家里的两块银元，也是偷偷参军的。为了表示自己是彻底的革命，她改了名字，叫孙伟，意思是“追随伟大领袖，创造伟大业绩”。

在帮助的过程中，父亲悄悄地喜欢上了这位和自己同龄、同姓的姑娘，但是他不敢表白，只是默默地、偷偷地喜欢。像妈妈这样漂亮的女孩子，在当时的部队上当然会有不少追求者，甚至还被一些“四兜儿”干部给“盯”上了。幸亏爸爸的好哥们儿曾纪木帮忙，偷偷传条子，最终，那一封封的情书还是打动了妈妈的心。

我们曾经问老爸：“你一个‘新兵蛋子’，怎么会竞争得过那些部队里的干部呢？”爸爸很自信：“因为我帅啊！”

其实，妈妈是看中了父亲的才气，他会写文章，在部队里，经常写一些歌谣，还做了记者、文书。于是，他们彼此的感情就在这学习的过程中产生了。

1952年，父亲被部队推荐到人民大学继续深造。组织上问他想学什么专业，父亲回答说，只要课程里没有英语和数学就行。思来想去，他还是决定学历史。但是在那年，恰巧人大历史系没有招收本科生，幸运的父亲就被直接分配至研究生班“本硕连读”了。

分别以后，母亲有点想主动疏远父亲。她觉得，父亲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还能看上我吗？我俩也不般配了”。甚至后来，母亲转业被分配到北京，在国家科委下属的一家出版社工作，但是倔强的她竟然没有告诉父亲，那时她是真的决定要放弃这段感情了。关键时候，又是那位热心的曾纪木叔叔，他赶紧写信给爸爸汇报，这样才有了后来的我们这个家。

爸爸、妈妈是在1957年结婚的，两个人一辈子互相扶持，相濡以沫，在最困难的时候、最绝望的时候也始终没有放弃对方。

当年，父亲被贴上了各种标签。他被监视居住在学校里，一周仅仅能回家一次。但是只要有时间、有机会，他总是会想着回家去看望妻女，因为他知道，妻子一直在家里惦记着。

有一次，父亲骑自行车从人民大学里出来，回家心切，猛蹬踏板，在经过一个红绿灯路口的时候想刹车，可是刹车却失灵了，自行车一下冲向了路口，险些被机动车撞到。仔细一检查，原来车闸不知什么时候被人用锯条锯断了……

后来父亲来到位于江西省余江县的“五七”干校，而妈妈则是带着我们姐妹和奶奶去了湖南衡东县的干校，后来又被调到河南的罗山县。

其实，本来我们一家可以一起去江西。但是父亲经过深思熟虑后，还是决定和我们分开，他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保护我们。

据父亲回忆，送我们走后，回到空荡荡的屋子里，他痛苦极了，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我们，或许，就再也见不到了，那种感觉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理解。

在江西，没有了妈妈的照顾，父亲真的成了“流浪汉”，他自己不会做饭，除了吃食堂，就是到处蹭。他不会洗衣服，就把脏衣服攒起来，直到攒够半麻袋，然后用绳子把麻袋口扎紧，拴在大河里的桥墩上，任水流冲刷，这就成了天然的“洗衣机”。这些都是他当成笑话讲给我们听的，但是谁能知道这其中有多少的苦涩和无奈呢？

经历了那么多的患难，父母间的感情越来越深。父亲怕老婆，而母亲对丈夫却是有些崇拜，于是他们就这样搀扶着，一直走到了白头。

只要听到敲门声

就能猜出是谁来了

父亲爱酒、爱肉，他说他这一辈子，美食、美酒的关过不了。至于美色，那可不是问题。他一贯非常保守，甚至看见别人跳交际舞都颇为不满：“搂搂抱抱的，成何体统？”

美食之中，他最爱的是红烧肉，认为大块吃肉方能过瘾；说到美酒，他偏爱白酒，能喝半斤左右，不过绝无大碗喝酒的海量，且偶尔喝醉。因为醉酒，闹过不少笑话。有一次生病，医生给他输液，他开玩笑地对护士说：“你要是把药瓶子里的药换成酒该多好啊。”

在喝酒的问题上，母亲没少批评他。父亲屡教不改，态度却极为诚恳，道歉最快，承诺最多，口头上的有，书面上的也有。我们记得他写过保证书之类，被母亲珍藏，前几年我们还见到过，现在不知放到了什么地方。

父亲爱酒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因为朋友众多，有道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嘛。父亲对朋友总有一副热心肠。他曾教育我们说：“在别人倒霉的时候，你要帮助人家；在别人走运的时候，你不要等待回报，而且要远离人家。”就是这样的交友原则，让他有了一群莫逆之交。在我们小的时候，最盼望过周末，因为一到周末，就有许多叔叔聚到我们家里，妈妈总要张罗一些好吃的，我们也就跟着改善伙食了。

那年月，家里的经济条件不算好，妈妈做菜弄不出太多花样，有时候，她就到菜市场买回来一个大猪头，朋友们来了，啃着猪头肉，喝酒、聊天。那时候在我们家聚会的，几乎都是知识分子，其中不乏名教授，大多是父亲在人民大学的校友、同事。

父亲和朋友相交，总能推心置腹，他喜欢为朋友出谋划策，分忧解难。家里常有访客。当有人敲我们家的房门，他只要听到敲门声，就能猜出是谁来了，而且十拿九稳。一度，我们都很疑惑，难道这是特异功能？后来父亲说，因为每当某件大事发生了，可能会牵扯到谁，他都大致有个判断，所以对于这些人要来拜访，他心里早已有所准备。

父亲与北大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先生可算是莫逆之交，他们全家也都是我们家的常客。他们两人经常在一起长谈，有时候还会关着门密谈，我们都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多年后汤先生在所著的《我们三代人》中记述了一件我们当时都不知道的事。汤先生说，因为自己当时正被隔离审查，精神非常低落。正在他走投无路之时，父亲去探望他们。父亲就开导汤一介先生：“事情总要过去的，一定要挺住，我们能做事的时间还长着呢！”正是听了父亲的话，汤先生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详见汤一介著：《我们三代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7页。）

母亲对父亲的朋友都非常的好。比如周末的聚会，高朋满座，山吃海喝的是那些大汉们，可是这下酒菜，不都得靠妈妈一样一样做出来吗？有时候母亲不免因劳作而抱怨，于是爸爸就在甜言蜜语上下功夫，变着法儿地“讨好”，各种央求，各种“马屁”，夸奖妈妈做的菜好吃，又夸她贤惠、能干。妈妈虽然嘴上抗议，可是一旦朋友们登门，总又任劳任怨地忙叨起来。她是真心的理解父亲，其实也并不反感他的朋友们来大吃大喝，说到底是心疼父亲的身体，不希望他喝那么多的酒而已。

我们生活在美国，与父亲聚少离多，所以我们一直劝父母能随我们去国外生活养老。大约在2000年左右，我们张罗着让二老出去，但是爸爸说自己舍不得国内的朋友，说什么也不肯离开。没有办法，母亲只好陪着他。为了友情，父亲甚至可以放弃在儿女身边享受天伦的机会，可以看出朋友对于父亲是多么的重要。

肚子过了瘾

买皮带的钱却花没了

父亲的幽默、乐观是那种深入骨髓的。他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那种用微笑来面对一切的态度。

我们父女之间相处，是那种平等式的交流。有什么不同意见，我们可以直接反驳他。他是慈父，从来也不打骂我们，即使有所批评，也是那种旁敲侧击的暗示、讽刺。

姐姐孙竞语文学得不好，古文尤其是她的软肋。高考语文成绩很差，父亲肯定恼火，但他并没有大发雷霆，仍然笑着对我们说：“现在我的朋友们都在笑话我，他们说，你孙长江的女儿语文竟然考了这点儿分？”

父亲每次出差，有什么好吃的，都会想方设法地给我们带回来。他要是看了什么好电影之类，也会在回来后第一时间给我们讲故事情节。我们和父亲有一个小秘密。在我们小的时候，国内物资紧缺，家里也没有多少钱。有一次，父亲的皮带眼看就要断了，他就向妈妈要了三十几块钱，准备买一条新的。恰巧，妈妈给过钱之后就出差了，我们姐妹俩见有机可乘，立刻央求爸爸给我们改善生活。

那时候，我们最馋奶油蛋糕了，趁着妈妈不在家，就要求爸爸给我们买。结果父亲果真带着我们去了王府井，买了当时最流行的“树根奶油蛋糕”，于是肚子过了瘾，但那买皮带的钱却花没了。实在没有办法了，爸爸就用订书器把断了的皮带给订上，然后继续用。妈妈回来后，问我们皮带买了吗，我们回答说：“皮带变树根儿了。”

回忆这些琐碎，有些儿女情长，不知道会不会影响爸爸的形象。在外人眼中，父亲也许很高大，可是在我们心里，他就是这样一位可爱、可亲的老爸。

父亲无数次跟我妈说，他觉得这辈子最幸运的，就是妈妈给他生了两个贴心孝顺的好女儿。作为女儿，我们也一直为有这样一位慈爱、正直、豁达、睿智又幽默的父亲而骄傲。

大约在2000年以后，父亲的身体逐渐变差。他的腰椎出了问题，而且越来越重，到最后，行动不便，之间还中风过两次，几乎难以行走；他的另一个顽疾是耳聋，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与外界的交流。我们为父母请了一位住家保姆。每逢春节，我们也必定要赶回来，这时候，父亲总是很高兴。但是，悲伤总有到来的时候，2019年9月，母亲突发脑梗，幸亏抢救及时，无大碍。但是10月又再次复发，这次情况严重，她卧床不起了，并且认知困难。保姆无法在家里同时照顾两位行动不便的老人，而正规医院也不可能让他们长久地住院。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把父母安顿在养老院里，有二十四小时的医护照料，并且最主要的是，两位老人也可以同住一间病房，再不分开。

很遗憾，在父亲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疫情把我们阻隔在大洋彼岸，无法在最后时刻陪伴在父亲的身边，无法陪父亲走完他人生的最后一程，更无法在父亲瞑目之前让他亲听一声“我们爱你”。在这漫长的疫情之中，我们等到的却是爸爸永别的噩耗。如今，我们只能向父亲遥拜，望父亲天堂之路走好！供图/孙长江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