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董昌秋

　　 2010年3月2日，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孙起孟逝世，享年100岁。

　　 人们往往把教师比作蜡烛，照亮别人、燃烧了自己。孙起孟多年教师生涯的感受却并不如此。他将自己的职业视为“教学相长”的一种工作，并说：“我认定学生是教学中的主体，我是她们忠诚的引航员。”

　　 作为民建的主要领导人，在他的建议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被写入宪法。

　　 据人民网报道，孙起孟1911年出生于安徽省休宁县，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的卓越领导人，第七届、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七届、八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是老一辈民主党派领导人之一，为民建的创建和发展作出过卓越的贡献。

　　 孙起孟中学时就读于离家不远的苏州东吴大学第一附属中学。虽然附中是美国基督教会办的一所学校，但这所学校有着一批富有爱国主义情感和强烈反帝意识、始终坚持中华民族节操的优秀教师。孙起孟曾回忆说，在这批优秀教师中，有一位姜尚愚先生曾经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美好回忆。姜先生常年穿一件竹布长衫，总是那么整洁挺括。他学的专业是数学，不知为什么没有教数学，而是教国文。姜先生上国文课，能非常熟练、非常巧妙地把语文教学和思想教育结合在一起，使学生在听他讲解教材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爱我中华的思想感情，同时也逐渐懂得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道理。孙老说：“我受教于姜老师在半个多世纪之前，但至今不敢怠惰，处理事情也还比较注意时效；追溯根由，这是姜老师给我的终生受用的教益。”

　　 自荐走上教师路

　　 中学毕业后，孙起孟升入东吴大学，侧重于学哲学。当时“毕业即失业”是社会的痼疾顽症。他学的专业更增加了就业的困难。毕业前夕，正在他到处求业之际，知道东吴大学一位教授不想再在她已经应聘的苏女师兼课，孙起孟也顾不得苏女师开设的那些学科自己教得了教不了，就托这位教授举荐自己先去代课，那时他还不到20岁。 1930年大学毕业后，孙起孟才正式受聘继续在苏女师执教。

　　 为了谋生，从没有经过师范专业培训的孙起孟初登教坛，对教育事业还不可能有什么深刻的认识。但当他任教之后，就以前辈教师为楷模，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中华振兴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中。他回忆步入教师生涯的情况时说：“记得我到苏女师最早教的学科如中国文化史、文字学、西洋文化史等，都是我在大学里从来没有学过的。然而，我没有知难而退（何况无路可退），把全部心思精力投入到备课中去，有时是没日没夜地苦读原著，查考资料，虽说是‘现学现卖’，毕竟是尽我最大的可能备好课的。”

　　 孙起孟说：“我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教的时间最长的是国文，我在大学里学的主科是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我没有学过教育科学，更谈不到有什么教学经验。但是我有一颗炽热的心，一颗把学生教好的心。我也曾寻思过，我当教师的条件可以说是很差，为什么得到学生们那么大的信任和支持呢？想来想去，我想出了一条，这就是：全心全意地扑在为学生服务的工作上。回想当时的心情，几乎很少考虑这考虑那，想的全是学生需要什么，我便努力去做什么。 ”

　　 朱光熙同志（北京师范大学离休干部）是孙起孟当年的学生。她在向我们介绍半个多世纪前接受孙老师教育的突出感受时说：“孙起孟是教书育人的好老师。在女师3年，孙老师在课上课下潜移默化地使我们懂得了做什么样的人，怎么做人。他无论课上教学、课下辅导，都严谨不苟。讲课干净利落，既无说教也无废话，提问恰当，学生只感到课时太短，从无厌倦之感。尤为难得的是我们的各种课余活动，孙老师总是积极参与，态度认真，既严肃又和蔼，既是老师，又像兄长，半个世纪过去了，学生们仍念念不忘。”

　　 发散思维灵活教学

　　 教师的劳动是创造性的劳动。孙起孟从不拘泥于旧的教学模式，在教学方法上很有其独到之处。他采用灵活多样、富有实效的教学方法，在教学的整个过程中，始终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指导。孙起孟说：“所谓教学质量，我理解，应当是学生主体作用和教师主导作用的充分发挥和恰当结合。 ”据罗琼、吴全衡回忆，当年孙老师给她们上课时，无论讲哲学、逻辑学，还是讲西洋文化史，总是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启发她们开动脑筋，鼓励她们独立思考。

　　 再如教国文，孙起孟当时推行这样一种办法，鼓励、帮助学生每人各编一本词典，而且根据应用的需要，还各自编集同义词和反义词等分册。在评审学生国文学科的成绩时，学生自编词典的质量被作为评定成绩的重要依据之一。批改作文一直是令语文教师伤脑筋的事。孙起孟批改作文，不是采用学生作文、教师批改的传统方法，而是同学生一道研究制定一套大家同意的批改符号，由老师先阅读学生的文章，在文中有问题需要修改处打上不同的符号，要求学生自己研究，加以修改或补充。有时也在文末提出一些关于主题思想等方面的问题或意见，跟学生共同探讨。学生考虑修改后再交给教师。孙起孟执教，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并积极为学生创造锻炼能力的机会，为学生提供可以施展才能的场所。

　　 孙起孟在苏州女子师范任教期间，担任的科目是多样的。有中西方文化史、论理学、国学概论、历史、国文等。他治学态度极为严谨，对哲学、中西方文化史、文艺理论等学科都进行过认真的思考和探索。在1933年5月的苏女师《校刊》，曾登载了一篇孙起孟为自己编著的《哲学概论》写的《自序》。他针对当时某些所谓名家宣称哲学早就可以 “寿终正寝”，社会上出现正视哲学的人愈来愈少的倾向，阐述了学习哲学的深远意义。他说：“吾并不想为哲学怎样地捧场，但哲学能激起人的智慧之火，这是不可忽视的。 ”他又说：“吾以为智慧之真正活水源头只是怀疑而非他。只有在怀疑之火燃烧的时候，人才寻思分辨。要是人家所讲的尽已探得宇宙之秘，则吾们除做白痴外，实无一事可为。”作此文时，孙起孟还只是一位20余岁的青年，文章的字里行间，既有对学术问题的探讨，也不乏对旧观念、旧传统的针砭。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全国同胞同仇敌忾，美丽平静的苏州也沸腾起来。苏女师向以历史悠久、学风“驯良”闻名于江苏教育界。学生虽被闭锁在高墙深院里，每两周才能出校门一次，但此时她们也按捺不住了。在孙起孟和其他进步、爱国的教师指引下，学生鼓起勇气，冲出校门，手拿小旗，身背竹简，走向街头，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向群众募款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来，苏女师的好多位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当这些青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时，不论她们在校还是离校以后，孙起孟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她们予以保护；当她们行将失业的时候，孙起孟总是想方设法为她们介绍职业，帮助她们参加革命队伍。用“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来表述孙起孟和学生们的关系，并不过分。

　　 他对学生的学习指导，除掉课堂教学和集体讨论以外，还着重采取个别交谈的形式，深入了解各个学生学习中以及与学习有关的种种问题，进行学习方面和思想方面的个别辅导。谈心的机会多了，对各个学生情况的了解也就比较具体和全面，同时学生们也增进了对他的了解和信任。晨操、旅游、运动、演说、竞赛、文娱活动、学生运动等，他都和学生一起参加，成为她们中间的一员。假期来临，有些学生留校温习功课或者准备升学，他照样给她们帮助、辅导。他还利用休假的时间到学生家里进行访问或者应邀作客，深入了解情况，千方百计地把学生家庭的积极因素调动、组织到学校的工作中来。后来他在上海创办比乐中学的时候，仍坚持这种主张并且付诸实践。

　　 人们往往把教师比作蜡烛，照亮别人、燃烧了自己。孙起孟多年教师生涯的感受却并不如此。学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后，还念念不忘他的教诲。然而，孙起孟却把这珍贵的教育成果和贡献视为“教学相长”的产物。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我认定学生是教学中的主体，我是她们忠诚的引航员，逐渐确立了一切为了学生，一切依靠学生的指导思想。我和学生的年龄相差无几，远不如当时其他一些老师那样年高德劭。学生后来告诉我，她们是经过周密的考查才对我这个新教师寄以信任的。群众的信任、青年的向往，是一种难以估计的巨大力量。依靠它、组织它、运用它、发展它，什么困难都能克服。这是我这样一个从未经过专业培训又无实际经验的教师能够逐步做好教学工作的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他多次反复地这样说过：“如果给我以择业的机会，我提出的第一志愿是当教师。此志不渝，终身以之。”

　　 提出基本政治制度写入宪法

　　 孙起孟曾经担任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在他77岁至87岁的10年间；如此高龄的孙老仍为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呕心沥血、忘我工作。

　　 孙起孟生前曾回忆：“鉴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已经成为我国政治体制中的基本制度，并在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民建中央领导层考虑向中共中央建议把上述的基本政治制度载入我国宪法。当时我们对于这项宪法修正案的表述并未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我记得，此事由我与在人大常委会分管立法的副委员长王汉斌联系，请他转述民建中央的上述意见。后来汉斌同志告诉我，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宪法修正案的几点补充建议已经采纳了民建中央的这项建议。在此期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崇淮也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就此建议作了发言。”

　　 “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于3月29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其表述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我以为这段话虽然着笔不多，但对我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深远的指导、推进意义。 ‘长期存在和发展’明确规定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决非权宜之计，将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一大特色坚持执行。它与‘发展是硬道理’一样，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同样可称之为不磨之论。坚持贯彻‘长期存在和发展’，必将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其先进性和优越性大力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生活简朴倡导节约

　　 孙老家住在一层。一进门的过厅里，靠墙放的是一张旧方餐桌和几个旧木凳。房间很宽敞，整洁，却略显空荡。客厅里一套罩着米色卡其布套子的旧沙发，一架老式的落地电风扇。除了沙发对面的29英寸的彩电和两把电镀扶手的椅子外，孙老用的床、桌椅、书柜大都是上世纪50年代初政协机关配置的、60年代折价给个人的老式家具。那两把电镀扶手的椅子，还是孙老的女儿考虑到老人不适合坐沙发，而家里的椅子已经有点摇晃，新近为二老添置的……

　　 在孙老生前的一次记者采访中，孙老身上穿的是一件洗薄了的白色短袖衬衣，瓦灰色的绸裤，脚蹬一双黑面布鞋。

　　 他满脸书卷气，和蔼可亲，又十分健谈。记者问他退下来以后，每天做些什么。他笑答：仍然保持以前的习惯，早晨6点起床，先户外散步，上午看书报、文件，始终坚持学习……

　　 孙老一向生活节俭，除了几套必要的衣服外，他认为再多就是浪费了，吃饭也是非常简单。孙老夫人说，他这条夏天穿的裤子还是用黄炎培早年送给他的一件大衣里子改的，起码有50年以上的历史……要不是亲眼看到，记者绝不会相信这么高层的领导干部生活还如此节俭。

　　 张秘书说，孙老一向节约，他刚到孙老办公室工作时，干的第一件活就是把一大堆旧信封翻过来重新粘上再利用。

　　 人物档案

　　 1927年至1930年在苏州东吴大学文科学习，1930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政治学系。

　　 1930年至1934年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苏州中学任教。

　　 1934年至1935年任贵州省立师范学校校长、贵州省政府教育厅秘书，1935年上半年转入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期间，领导进步学生发动驱逐思想保守、反动的校长陈淑。风潮失败后被国民党政府江苏教育厅开除教职，离开苏州。

　　 1935年至1938年任上海 《申报》周刊编辑、广州星粤日报社副总编辑。

　　 1938年后，任中华职业教育社云南办事处主任、中华职业教育社总书记。 1938年起先后任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四川、云南办事处主任。

　　 1945年参与发起组织民建，任常务理事。

　　 1946年后，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副总干事，比乐中学校长，香港持恒函授学校校长。

　　 1948年，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代表民主建国会赴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任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人事局局长，中央人事部副部长，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六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干事、副理事长、理事长。全国工商联第三、四届副主任委员，第五届副主席，第六届顾问。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常委，民建总会委员会秘书长，民建第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四、五、六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责任编辑：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