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介绍一位教师的故事。今年95岁叶嘉莹,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今天南开大学为她召开归国执教20年纪念活动。叶先生退休后依然从事教育工作，入选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专家名单。荣获2018年度最美教师称号。我们特邀请她的学生，江南大学副教授黄曉丹撰写此文，文章标题源自《论衡·宣汉》：“且孔子所谓一世，三十年也。”

　　作者 黄晓丹（叶嘉莹先生的博士生、江南大学副教授）

　　叶嘉莹出生于1924年。在她出生前十几年，这个家族才顺应辛亥革命后的新潮，由叶赫那拉氏改姓叶氏。很多年后，当比她晚生半个多世纪的学生们受到清宫剧的启发，询问她是不是满族格格，她的眼睛里闪烁着狡黠而自得的笑意，说自己是蒙古人。她与纳兰性德同宗，曾祖官至二品，祖父曾任工部员外郎。2002年，叶先生与蒙古族诗人席慕容一起去了叶赫氏最早生活的叶赫河畔。她的一生，也如一条发源于亚洲腹地的河流，奔流东南，辗转四海，最后云成雨施，落到故乡的土地上。

　　叶嘉莹在北京察院胡同23号度过了她的青少年时代。与叶广苓小说《采桑子》中败落的满族贵胄家庭不同，在她出生时，家族已成功转型。她的父亲毕业于老北大英文系，在航空署任职。伯父曾赴早稻田大学留学，后成为名医。母亲李玉洁任教于女子学校。在这个家庭中，传统的茄吹弦诵只是生活的日常，而现代教育思想则体现在父母为她购置的儿童翻译读物、为她选择的求学道路以及与她进行的具有思辨性的日常对话上。在父母眼里，现代小学虽好，但普及化教育的程度太低，远不如让她由姨母开蒙，学习《四书章句集注》，临贴《长恨歌》，同时任意翻阅家中藏书，随家人吟诗唱和，至9岁即插班报考教会学校笃志小学，10岁以同等学力报考北平市女二中。可以说，在青少年阶段，叶嘉莹吸取了新旧两种教育的精华。

　　1941年， 17岁的叶嘉莹考入辅仁大学。当时的辅仁大学由历史学家陈垣先生任校长，沈兼士任文学院院长，余嘉锡任国文系主任。但对叶嘉莹影响最大的是顾随先生。当同学们大都觉得顾随先生的课如同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时，叶先生却抓住了其中“兴发感动”的本质。在大学时代及工作之后的若干年里，叶先生在北京城内追随着顾随先生，至各所大学听讲，记下笔记十几本，涉及《唐宋诗》、《词选》、《论语》、《中庸》、《文赋》等多门课程，于今年6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结集为《传学》出版。除顾氏学术可传外，当年辅仁大学所在地--雍王府中的海棠花，也于2015年南开大学迦陵学社落成后，由师兄汪梦川、师弟熊晔应邀前去移植数本，树于学社窗前。

　　20世纪初，叶嘉莹先生还常常被归类于“海外学人”，但不管是以其当日对故土的眷爱，还是以其今日落叶归根的抉择，她都不是一个怀慕异邦的人。她的足迹到达台湾、美国和加拿大，都是“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的偶然，是大时代洪流中流水落花的无奈。但叶嘉莹的独特在于，无论到达哪里，她都能以诗立身，并在身边凝聚起一批诗心被唤醒的人。

　　1948年，她南下结婚，随即随夫渡海至台湾，寓居基隆，又因白色恐怖而身陷囹圄。在这样的辗转中，她失去了所有居所、财产、书籍，但仍有人因其才学而热心介绍工作。叶先生历任彰化女中、台南私立光华女中、台北北二女中教师，又经戴君仁、许世瑛先生推荐于台静农，始在台大兼课，后转为专职。几年内，淡江大学、辅仁大学的课邀纷至沓来，叶先生因不忍推脱而至于一周讲授六门以上的课程。其余夜大、大专、教育电视台及刊物的邀约更是源源不断。因为教课极多，故今日台湾诸多名家如白先勇、陈映真、席慕蓉、柯庆明等，都在大学时代做过叶嘉莹的学生。

　　1966年，叶嘉莹被台大推荐至密歇根大学讲学，中途又受聘于哈佛。在美两年，叶先生成书《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国诗歌论集》等。在此期间，叶嘉莹对自己的研究风格有了清晰的认识。她说：“（我的诗词评赏）乃是以感性为主，而结合了三种不同的知性的倾向：一是传记的，对于作者的认知；二是史观的，对于文学史的认知；三是现代的，对于西方现代理论的认识。”另一方面，无论是六十年代台湾校园流行的现代主义文学，还是赴美之后对西方小说、电影、戏剧的欣赏，都使得叶嘉莹能够通过一面现代的镜子，看到自己生命的基调，并用现代语言解说古典诗歌中那些素来“能感之而不能写之”的幽隐。十几岁时她就喜爱王静安，但此时她发现了卡夫卡、贝克特与王静安的相似之处：“我对于他们透过荒谬的故事所掘示出来的人类生活之悲苦与无望，感到强烈的震撼和感动。”其实不仅是卡夫卡和贝克特，我曾经听叶先生讲起过一幕她看过的斯特林堡戏剧，不管是其生命追问的残酷，还是其呈现方式的现代，都足使我震撼。

　　两年之后，已经返回台湾任教的叶嘉莹再次得到哈佛聘书，却被美国无故拒签，不得不滞留温哥华。此时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及时下聘，并在一年后转为终生聘书，由此开启了叶先生在温哥华长达20年的教学生涯。有很多回忆文章讲叶先生在温哥华教书时除大学生之外，更有大量华侨前去听课的盛况。直至她退休21年后的2010年，我因访学在其温哥华家中同住过一个月，这种盛况还在继续。叶先生暑假自南开大学返回，第二天早上即自己开车去UBC大学东亚图书馆，一路上还嘟囔别人开车太快。我坐在旁边瑟瑟发抖，只好提醒她：“先生您没注意您自己也超了很多车了”。等到了UBC大学东亚图书馆，与馆内工作人员稍许寒暄，即进入自己的格子间工作，傍晚才出馆回家。

　　叶先生至今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不用手机，更不知微信与APP为何物。因此，每当她走进图书馆的格子间时，我想她完全与陶渊明、辛弃疾和王国维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当她浮出书海，又随时会成为现实世界里人们目光和热议的中心。每至周末，大量华人从温哥华各处赶到UBC的一处教室，提前打开空调，擦好黑板，等叶先生来上课，其中有些人已听她授课数十年之久，甚至有人带儿女从美国过境来追随。

　　定居加拿大的前8年里，叶先生连续遭遇父亲、师长、女儿、女婿的去世，每一次送别亲人都增加了她的漂泊之感，使她写下“何日是归年”“故都残梦凭谁说”之类的诗作。1978年，她开始给中国教育部写信，申请利用假期回国教书。不久，她的申请得到回应。1979年，她自费回国教书，先由教育部安排至北京大学，后又应她原先在辅仁大学的老师李霁野先生之邀赴南开讲学，1989年退休后长驻天津，1993年创建“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后改名为“中国古典文化研究所”，1997年捐出自己退休金的一半，在南开设立“叶氏驼庵奖学金”，后于2018-2019年间将自己所有财产包括中加两地房产变卖所得共计3568万元捐赠于南开大学，成立“迦陵基金”。

　　2007年我进入南开大学读博时，台湾最早那批听叶先生课的学生已经是《台港澳文学》和《台港澳学术史》教科书上被研究的作家学者，有时候他们会带着凤梨酥从台湾过来看叶先生，我总有种历史书诈尸了的感觉。大陆最早听叶先生课的学生也已临近退休，他们中的一些还是会每周到叶先生在南开大学的寓所听课，回忆30年前如何刻萝卜章、爬窗户，硬把300个人塞进200人的教室。每当此情此景，我只能感慨 “流水的学生，铁打的先生”。而叶先生似乎并不在意听她课的人多少，只要能找到她的老花镜，捧起她的茶杯，在某张椅子上坐定，往半空之中、记忆深处一望，时间就穿越到七十四年前她最初站上讲台的时刻。

　　如今我已毕业8年，偶尔回校看望先生，惊叹她怎么还能一口气站着讲完两小时的《初识南开》讲座。但我也渐渐发现了一些变化：如果你与她谈论的只是诗歌，她的记忆与思维就完全不会折损，但对于诗歌之外的事物，你就算用最大的嗓门在她耳边大喊，她都不是很能听得见，并能在三句话之内重新扯回到诗上去。我想她大概已经成为古诗中那棵落尽繁枝的大树，抖落时代和命运给她的摧折、荣耀、财富与负担，渐渐活回内心，活回诗的故乡。

　　（文中涉及的具体时间、人名、事序皆参照熊烨编著《叶嘉莹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