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在陕西富县直罗镇战役纪念馆参观。闫树岗摄/光明图片

　　盛夏的延安八一敬老院，斑驳的树影下，三三两两的老人在院子里聊天休息。因为听力不好，他们的交谈声在安静的院子里显得特别大，大得就像他们当年战火连天里的呐喊声。

　　这些身穿绿色戎装的老红军、老八路、老战士，虽已百岁上下，但他们身上永远闪耀着革命军人的光彩。

老红军的“宝贝”

　　按照陕北虚岁的说法，1921年出生的退伍老红军康文华今年99岁。他有几件“宝贝”收藏在一个上锁的箱子里，从不轻易示人。8月6日，康文华破例从箱子里拿出他的“宝贝”，一枚“独立自由奖章”、一枚“解放奖章”、一枚“八一勋章”、一枚“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穿上褪色的军装，佩戴好这些奖章后，老人出现在记者的眼前。

　　康文华气色红润，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老人的耳朵在打仗时被炮弹震坏了，只有大声呐喊才能与老人交流。康文华是佳县人，1924年父亲逃荒时用筐子把他挑到了延安，他14岁的时候参加了刘志丹在延长的游击队。不久后，游击队被整编为红28军，成为正规部队。

　　“平型关战役主要是115师在打，战斗进行得很惨烈，最后都变成了肉搏战。但那一仗咱们打赢了。”康文华说，平型关战役把日本当时最精锐的部队板垣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歼灭了。战斗胜利后，整个部队官兵比过节还高兴。

　　1942年，康文华参加了抗大第八期学习，随后，被分配到山西皮定均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司令部——豫西游击支队任排长，后来因表现突出升至连长。

　　抗战胜利后，康文华所在部队先后参加过许多战役，在平汉战役中，他的耳朵被炮弹震坏了。

　　从1949年到1958年，康文华一直在北京军区后勤公司工作。1962年，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家乡建设，他带着妻子及4个孩子回到了老家宝塔区临镇麻黄塬村。直到1978年，远在北京的康克清老大姐打听到康文华已经回到老家麻黄塬村后，从北京给他寄来了问候的信件。康克清在信中说，如果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只管找当地政府。也正是这封信件，才让民政局的同志确定了康文华的身份。2006年，麻黄塬村移民搬迁，政府在石村修建了窑洞，康文华家分到了4孔石窑，日子越过越好了。

　　据康文华儿媳李常芬讲，回到石村的这些年，公公一直跟他们住在一起，生活再困难，老人都不愿意开口向政府提要求。他们全家人也都知道，从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的公公一生正直，不愿意给党和政府增添丝毫麻烦。公公常说，自己的日子要自己过，不能靠别人，不能沾公家的光。

　　尽管已经是99岁高龄，但在部队时养成的习惯至今仍影响着康文华。在家中，老人依然保持着规律的作息，每天下午，日历必须翻到明天，睡觉起床都必须严格遵守时间，就连吃饭吃药也必须掐着时间点。康文华时常要求家里人：什么时间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拖延，也不要找任何借口，该做的事情必须认认真真做完。

　　李常芬说，公公一生非常简朴，从来不剩饭，穿衣服也非常朴素，今天穿的旧军装平时在家都舍不得穿。在老人的影响下，“勤俭节约、为党工作、永记党恩”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家风。记者看来，除了战争年代浴血奋战得来的勋章，这些好家风也是康文华的“宝贝”。

任何时候不给组织添麻烦

　　“我没事就爱来敬老院转转，看见老人们依然康健，就好像看到我的外婆还健在一样。”老红军刘天佑的外孙雷勇告诉记者。虽然外婆已经去世10年了，但雷勇还时不时来到这里，因为外婆最后5年的时光就是在八一敬老院度过的，与外婆感情极深的他，常常来此寄托哀思。

　　刘天佑1916年元月出生于四川巴州县，2009年去世。7岁时父母双亡，她靠给大户人家打短工维持生计。1933年10月，她参加红四方面军从事宣传工作，12月调妇女独立团担任军事教员。1935年8月，年仅19岁的刘天佑随部队长征，翻越雪山，曾两次过草地。1936年9月到达甘肃会宁，在部队医院做医护工作，1937年初到达延安；1938年12月，刘天佑因病退伍，后在安塞县招安乡成家，养育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雷勇就是她大女儿的孩子。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家6个孩子，如果没有外婆外公的接济，日子可真是难以为继。”雷勇回忆，因为外公外婆都是老红军，国家给他们一定的补助，外婆用这些补助接济子女，同时不许他们找组织搞特殊。“外婆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刘天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20世纪90年代，招安镇拉有线电视网，老红军的这笔费用可以减免，但老人不同意，自己找到了当时的镇党委书记，坚决补上了这笔费用。

　　“红军能走到延安，比我们从书本中了解到的更艰难更苦。”雷勇说，当他小时候问外婆，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是不是只能吃皮带，外婆告诉他，哪有那么多皮带啃，长征中能坚持下来，都是靠吃的雪和草。雷勇说，外婆一辈子坚强、善良、乐于助人，与她的长征经历不无关系。

　　“外婆从没给我们讲过什么豪言壮语，但是，她一辈子忠于党和国家，对身处的时代满怀感激，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她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本报记者 张哲浩 杨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