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逝去，《长征》激情如昨

◀王树增在上海书展上签售《长征》，备受读者欢迎。

▲《长征》修订版。

本报记者 路艳霞

数万大军，一路的翻山越岭，一路的流血牺牲，一路的迷茫与困惑，一路的绝望与期望，一路的疾病与饥饿，一路的生与死。这在人类迁徙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军旅作家王树增以笔为旗，记述了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壮举，《长征》也是迄今最为全面、生动、动情的长征纪实作品。

2006年10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了一个长征图书展，当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脚印把《长征》这部新书带到会场时，当即就傻眼了：370多种长征题材的书一片火红，全是精装大开本，只有《长征》开本小小的，样子也很简朴。

10年过去了，当年威武出场的长征图书早已不见了踪影，而《长征》每年都有四五万册的销量，至今总销量已逾50万册。就在上月底的上海书展上，该书修订版首发并举行签售会时，王树增成为书展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等待签售的读者队伍排成了长龙。

16年前放弃写小说

试图还原红军创造的历史

16年前的夏夜，王树增的夫人王瑛突然问他：“为什么长征能够影响人类的文明进程？”王树增愣了一下。王瑛拿出她刚读完的《人类1000年》，王树增翻看着这本书中对长征的评述，中国有三件大事入选：一是火药武器的发明，二是成吉思汗帝国，第三件事就是长征。“那个夏夜，我们就世界何以这样评述中国的长征讨论甚久。那个夜晚，就是我写作《长征》的开始。”王树增回忆说。

正是那个夜晚，王树增多年的思考积累，和长征发生了自然而然的“焊接”。

改革开放初期，王树增还在广州军区，窗外霓虹灯闪烁，他每天要将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才能寻得片刻安宁。那时兴起全民经商的热潮，社会宣扬谁挣了钱谁就是英雄好汉，但王树增想，“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是这样吧。”他有一个质朴的理论，衡量人生，衡量社会，还得靠两轮驱动，一个是物质发展的轮子，一个是精神发展的轮子，如果是独轮车推着走，一个小坑、一个小石头就会翻车。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他发觉持续多年的虚构写作无法再继续下去了。1990年他在《花城》发表最后一篇小说《禁止忧郁》后，就从此“失联”了，“作家朱苏进说我好像民航飞机飞着飞着突然就找不到了。”

那些年，王树增一直在想，中国有自己的文化积累，有自己的社会心理，这是几千年形成的。“我是军人，我仅从军人角度来说，如果能找到支撑我们精神力量的东西，只有从一个方向寻找——从我们本民族的奋斗史中寻找。”就在那个夏夜，他知道他终于寻找到了。随后的日子里，他的努力方向也逐渐变得明晰起来，“我想试图用文字将中国工农红军所创造的历史，从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角度，还原给今天的中国读者，也还原给我自己。”

脚印清楚记得，那年王瑛约她在惠新西桥的一个亭子间见过一面，详谈了王树增的写作动机。脚印明白了，王树增想站在全新的角度讲一遍这个浩瀚的故事，因为还没有人从文学的角度全面记述过长征。“这是王树增的雄心，也是他的野心。”

15年前重访长征路

寻找那一代人的精神世界

“我不是博物馆的人，也不是档案馆的人。”王树增回忆，尽管当年为数不多的老红军并不能提供当时的很多细节，但他还是会抓住任何一个机会去采访，而且一定要实地走长征路，因为他看重的是精神上的感染。“我是想点燃自己的激情，精神的感染对史学家不重要，但对作家至关重要。”

15年前，王树增靠破吉普车走完了长征最艰苦的大草地，有的时候路不通，就用双脚走。“但我羞于说这个，和当年的红军怎么比，我们算什么，真的是微不足道。”

红军师长陈树湘埋在湖南道县，王树增到他的墓前去过。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湘江战役中担负后卫任务，当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第三十四师陷入国民党军各路部队的重围。拼死突围时，全师官兵大部分阵亡，陈树湘因负伤被俘。在湘军用担架抬着他押往长沙时，他在担架上撕开腹部伤口掏出肠子扯断了。湘军军阀何键将陈树湘的头颅砍下来，挂在他出生的长沙瓦屋街的城门上。城门早已不在，多年前就变成了一个市场，王树增就在那个市场转了又转，“这种感受对我是巨大的冲击，我是在寻找作家的情感依托。”

当年红军健在者已经很少，王树增还是想方设法采访了上百位老红军。在松潘草地一带，王树增碰到当年负伤后被留在这里的一位老红军。老人家的牙都没了，意识有点儿混乱，就在回首往事那一瞬间，他仰着头，快活地唱起了长征时的歌曲，唱的是“哥哥妹妹”。很难想象，长征途中吃了上顿没下顿，随时面临牺牲，对他而言却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一瞬间，真是让我眼含热泪。”王树增说，我们前辈那代人的精神世界，值得我们去探索，这种精神探索也是自己写作的主轴，他要写那一代人的心灵史。事实上，该书面世后，评论家称赞：该书是首次把长征作为人类精神事件来书写。

6年时间创作《长征》

家里曾变成长征“作战室”

“只要是书中出现的事件、人物，哪怕这个人在书中只出现了一瞬间，也必须是真实的，必须是有案可查的，不允许虚构。这是一个很苦的活儿。”王树增回首当年的写作，如此说道。

王树增花费6年时间完成了《长征》。为了写《长征》，他翻阅了数千万字的资料，仅笔记就做了240余万字。夫人王瑛说，当年家里几乎成了“长征”作战室，墙上、地上铺满了地图。但王树增不愿意提及这些过往，他说这都是作家该做的。

长征史料的缺少是王树增面临的最大困难。王树增统计过，红军在长征中平均每天急行军五十公里以上，平均三天遭遇一次激烈而残酷的大战，平均每走出两百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因此一路不可能留有对史实的详细记录。“这也是关于长征少有原创性纪实作品的重要原因。”

好在王树增通过军事科学院和后来成立的红军各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寻找到了一批珍贵电报。“我在《长征》中摘引的都是对历史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电报，这些能够充分还原历史原貌的电报，应该是普通读者很难看到的。” 他认为，红军的原始电报涉及军事行动、政治纷争，甚至可以说涉及中国的未来命运，是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何以发生、变化的最好注释。

国民党通过飞机散发的传单也纳入了王树增的写作视野。比如长征初期，抓到朱德、毛泽东即悬赏十万大洋的传单，在档案馆里可以寻找到，从当年的《申报》上也能查到消息。王树增至今都觉得意味多多，因为这份传单压根儿就没提当时党内主要负责人博古，“我想，这份传单搁在政治局会议上，是很尴尬的。”

“历史不是由某一个精英来创造，我希望传达这样的理念。”但王树增发现，留存在世的普通红军将士的史料更是十分匮乏。他读遍了当时已出版的相关回忆录，一点点寻找着普通战士的蛛丝马迹，“在李先念长达52万字的回忆录中，我只用了一个细节，因为我认为这一细节可以告诉今天的读者，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年轻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细节，王树增至今记忆尤深。红四方面军在绒坝岔举行完阅兵式后，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在回甘孜的路上遇到了一位藏民骑着匹黄马跑得飞快，李先念赶上去问他这匹马换不换，藏民说要两匹小母马，李先念就把藏民带回军部让他挑。李先念把那匹黄马给了军司号长，因为他发现这个18岁的小战士行军总是掉队。李先念原以为他不会骑马，谁知小战士着急地说:“我会骑！可我的马光走不跑！”

“那些战士年轻得令人心疼。”王树增提起这些细节，和多年前一样，依然激动不已。

今昔之感  

修订版补充大量红军战斗细节

“长征不是那么浪漫的事情，现在有的电视剧中，红军战士们穿得干干净净，唱着歌，高举着红旗就上路了，那是旅游，不是突围。”王树增说。这10年来，他在创作之余把长征路上的要点断断续续又走了多次。《长征》最新修订版增补万余字，总计70万字左右。为了此次修订，王树增前后花了1年多的时间。

为了增进读者对长征的理解，修订版依据近十年间新问世的将帅回忆录，添加了大量战场战斗的细节补充。比如书中讲到红军第六军团击溃黔军的阻击进入贵州后，军团长萧克惊喜地发现，红军得到了一张一平方米大的地图，而此前，这位红军指挥员使用的地图是从中学课本上撕下来的。王树增在修订版中增补了一句话，讲述红军没有拿到地图前的窘迫：“以致部队每到一处必须要找向导，贵州东北部山高谷深，道路狭窄，河流纵横，向导往往对五里以外的事情就不知道了。”

修订版还增加了8幅珍贵的长征作战地图，包括《一渡赤水河要图》《二渡赤水河要图》《三渡赤水河要图》《四渡赤水河、南渡乌江要图》《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要图》《强渡嘉陵江经过要图》《包座战斗经过要图》《山城堡战役经过要图》。此前就有读者写信或发邮件告诉出版社，希望能在书里插入地图，为这段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艰难险阻的远征补充一些生动的可视化注脚。

在《长征》的校对本上，几乎每一页都有批注和修改的痕迹。王树增说：“永远在未完成的路上，一直处于再创作状态。”在他眼里，今天纪念长征的目的，强调的是一种永不言败的精神，这也是长征的当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