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作家出版社1958年初版）是作家杨沫(1914-1995)的代表作，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

　　描写了“九一八”事变至“一二九”运动时期形形色色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和革命道路的过程。但因以在当时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人物作为小说主人公，所以作品问世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有人在“左”的观念支配下对作者、作品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责作者并没有让林道静“得到彻底的改造”，说“书中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还批评说：“作品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群众，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书中所描写知识分子，特别林道静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虽然茅盾、何其芳等名家都写了为《青春之歌》辩护的文章，但“左”的批评还是令杨沫对《青春之歌》作了较大修改。为了使林道静的转变更加合乎所谓情理，更有说服力，特意加写了林道静去农村“与工农相结合”的七章。杨沫的这种做法和修改后的《青春之歌》又引起了或肯定或否定的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文化大革命”中《青春之歌》被定为毒草，作者被打成反革命作家。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作者和作品才得以平反，重见天日。

　　 《青春之歌》是杨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写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并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的曲折过程。林道静是为了寻找个人出路，逃避为男人当“玩物”和“花瓶”的命运，踏上流亡之路的。她逃离家庭，到北戴河附近的杨家村小学投亲不遇，做了代课教师。然而，校长余敬唐却阴谋把她嫁给当地的权贵，走投无路之下她投海自尽，被一直注意着她的北大学生余永泽搭救。“诗人兼骑士”的余永泽，唤醒了林道静对生活的热情，在余永泽爱情的感动下，她答应和他共建爱巢，从小孤苦无依的林道静暂时享受到了家庭的温馨。但她不甘心被人供养，先是寻找工作受挫，后接触到北大的爱国学生，思想上受到触动。当遇到共产党人卢嘉川之后，她开始接触到革命思想。余永泽一再拦阻她参加革命活动，并导致卢嘉川被捕。林道静在惨痛的事实面前如梦方醒，决心离开庸俗自私的余永泽，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从此她在革命者的指引下，一步步克服软弱，最终成为一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青春之歌》主要是通过对小知识分子林道静从不屈服于命运的对家庭和社会的个人反抗到最后投入时代洪流走上革命道路的艰难曲折的“苦难历程”的生动叙述，形象地展现“九•一八”——“一二•九”(1931--1935)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我国学生革命运动的历史风貌和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从而提炼出一个革命的思想主题：一切知识分子，只有把个人前途同国家民族的命运、人民的革命事业结合在一起，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才有真正的前途和出路，也才有真正值得歌颂的美丽的青春。由于作者善于将人物放在尖锐激烈的斗争旋涡中加以刻画，善于通过不同人物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反映来展示各自的性格特征，善于将人物的外貌描写和心理刻画巧妙地结合起来，善于通过富有性格特色的细节来描写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善于将人物性格的变化与人物命运遭遇的变化结合起来描写，通过所有这些努力，不仅使林道静这一形象塑造得血肉丰满，真实感人，也使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如卢嘉川、江华、林红、余永泽、戴瑜、王晓燕、白莉萍等显得个个活脱生动，性格鲜明，虽然这些形象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类型化的痕迹，但仍能显示出作家塑造人物形象的深厚艺术功力。《青春之歌》正是通过对林道静个人命运、遭遇和归宿的描写，通过对当时形形色色各种类型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描写，既反映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又提炼出革命的思想主题。

　　 《青春之歌》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学生运动及革命知识分子斗争生活的优秀长篇小说。 《青春之歌》发表于1958年，他是一曲歌颂党、歌颂革命的赞歌。小说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一历史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北平学生运动为背景，通过林道静这个知识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所经历的艰苦历程，形象地揭示了在阶级斗争、民族矛盾空前激烈的年代，知识分子的觉配和分化，展示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表明了青年人只有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道路，只有把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才是惟一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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