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理海

　　★长征途中，红军之所以能同人民群众结成牢不可破的鱼水关系，说到底是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宗旨决定的。在北上抗日、拯救民族危亡战略目标下凝结起来的军民鱼水关系，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一直在中华大地传承着。

　　80年前，红军一路征战，一路与人民群众缔结下生死情谊，并因此一路攻坚克难、发展壮大，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光荣和悲壮的远征。长征书写的既是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也是军民一心、患难与共的光辉篇章。

　　（一）

　　长征途中，红军将士与人民群众用真情实意铸就了鱼水情深、生死与共的军民关系。著名的“彝海结盟”就是其中一个十分生动的故事。

　　当年，红军跨过大渡河就意味着甩掉数十万敌军的尾追。而要跨过大渡河，首先必须顺利通过300里彝族区。由于历史等原因，当时彝族群众对汉人抱有很深的民族成见。为此，中央红军成立了以刘伯承任司令员的先遣队为大部队开路。毛泽东对刘伯承说，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与彝族人民群众结成友好。1935年5月21日，红军先遣队一进入彝族区，就遇到彝族群众阻拦和袭扰。在反复向彝族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主张的同时，红军参谋长刘伯承和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湖畔，歃血盟誓，结拜为兄弟；帮助彝族群众成立了“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赠送了枪支；解救了被国民党扣押在县衙里的彝族群众数百人，从而赢得彝族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红军顺利通过了彝族区。“彝海结盟”不仅是长征中红军与人民群众深厚情谊的生动写照，更成为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80年过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举凡当年红军所经之地，至今仍在传扬许多关于“红军豆”“红军桥”“红军井”“红军树”“红军楼”“红军村”“红军学校”等历史故事。这些故事的背后，无不蕴藏着一段军民之间感人至深的往事，都是当年红军爱民助民的历史见证。贵州省黎平县的老人任时若回忆说，“我见过红军。那是冬天，虽然他们很苦，但他们对老百姓都很好。老百姓第一次接触红军心情复杂，但当看着平时祸害百姓的坏蛋被枪毙、恶霸被杀头……老百姓真真切切感受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 

　　长征途中，红军极度缺乏的是最起码的生活和医药保障，是人民群众募捐钱物、粮食、食盐、衣物、药品等，为红军提供了生活方面的基本支持。据有关资料显示，仅在藏区征战的16个月中，各族人民支援红军粮食约1000万斤，牛、羊、马等各类牲畜总数约20万头。长征途中，敌军的围追堵截和险恶的自然环境一起，数度置红军几近绝境，是沿途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的无私帮助，使红军一次次化险为夷：是安顺场的那8位连姓名都未留下的船工与红军17勇士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孤舟强渡大渡河，惊醒了蒋介石企图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黄粱美梦。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是当地群众协助红军找到了木船，36名汉、彝、傣族的船工，连续7天7夜，将几万将士迅速渡过天险。当茫茫松潘大草地横亘在红军面前的时候，是当地一位60多岁的藏族通司（向导）带领红军在水草地行军4天4夜，终于开辟了一条可以让红军大部队通过的生命线。长征途中，饥饿、寒冷、疾病时刻威胁着红军将士的生命，每前进一公里，就有3到4人牺牲，是沿途人民群众源源不断加入红军，才使红军队伍不断有人倒下减员又不断补充壮大成为可能。老红军钟明深有感触地说：“人民是革命的母亲，在沿途群众无私的帮助下，红军才得以克服重重困难，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红军与沿途人民群众结成鱼水情谊，实际上就是以情暖心、以心换心、心心相印的历史过程。“白军”占据的是大城市、金融中心、交通要道等；红军赢得的则是人民群众的心！从这个意义上讲，万里长征何尝不是红军与人民群众永结同心、赢得民心的远征！

　　历史从不偏爱哪一个政党、哪一支军队，谁能走进老百姓的心里，谁就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谁就拥有永恒持久的感召力、向心力。战争也不眷顾任何一方，谁能军民一心、同仇敌忾，谁就会有“压倒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的底气，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二）

　　80年前红军选择了长征，就意味着几乎是向死而生。问题在于，红军这样的选择，为什么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一路同行？换言之，红军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为什么牢不可破？今天回过头来看，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红军北上抗日，拯救民族危亡，把中华民族复兴的重任扛在肩上！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毛泽东用诗的语言表达了红军北上进军、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的战略目标和决心。历史也作了这样的记载：1934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1934年11月红25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鲁迅先生得知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向延安的党中央拍去祝贺电报：“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等率领红军高举抗日先锋军的旗帜，1936年2月跨过黃河实施东征……

　　几乎可以这样说，万里长征路，红军走到哪里，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就宣传到哪里。这在增强自身凝聚力的同时，也感召和吸引着一切心向往之的人们：像小活佛天宝、原国民党贵州军政府总理和黔军司令部秘书长周素园等有识之士和贫苦大众一起，千方百计帮助红军或加入红军行列……

　　红军长征的方向，是劳苦大众解放的方向，是中华民族解放的方向。在北上抗日、拯救民族危亡战略目标下凝结起来的军民关系，必然是最广泛的、最牢固的军民关系。

　　自古以来，“军”自“民”来，军民之间从来不断必然的军民关系。但来自民众的军队并不必然成为人民军队，必然的军民关系也并不必然是军民鱼水关系。如果来自民众的军队是奔着升官发财而去，那它一定不是人民的军队，甚至是压榨人民的军队，遑论军民鱼水关系？如果来自民众的军队是为着人民翻身解放、为民族独立解放而牺牲奋斗，那它一定是人民的军队。长征途中，红军之所以能同人民群众结成牢不可破的鱼水关系，说到底是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宗旨决定的。是的，性质、宗旨，而我军的性质宗旨，不正是红军与人民群众鱼水一家亲的军民关系的最高理论表达么？

　　（三）

　　长征途中，严明的纪律始终是红军与人民群众结成和保持鱼水关系的重要保障。长征开始时，党和红军的领导机关就为红军规定了明确的行军纪律，要求每个官兵：“绝对服从命令，严守纪律，不强买，不乱打土豪，不侵犯群众利益，与群众发生亲密关系。严厉处罚破坏纪律、违反阶级路线的分子，每连队宣传队布置时，应实行进出宣传与检查纪律。”

　　时任红二军团六师政委廖汉生回忆：“长征途中，二军团六师十六团第二连在一个牛圈里挖到一大缸青稞。指导员钱治安在牛圈旁召开了党支部会议，讨论怎么处理。吃吧，怕主人家回来有误解；不吃吧，部队正饿着肚子。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形成决议，取出粮食，放入银元，并留下一张字条，郑重地署明‘中国工农红军二连’”。

　　1935年2月，红军长征到达四川古蔺县境时，朱德向毛泽东讲起两件红军遵纪的事例：一是红军路过该地桔林时秋毫无犯，一是红军战士挖了群众萝卜后塞进铜元为酬金。毛泽东感慨地说：“宋史言，岳飞军‘饿死不掳掠，冻死不拆屋’。我们朱毛红军在井冈山是这样，到了总司令的四川家乡也是这样。”对此，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1935年3月6日，蒋介石致电四川军阀刘湘、潘文华：“据报朱毛匪部窜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团总四人，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均释放。”蒋介石要求刘湘、潘文华整顿军队、民团，制止腐败，以抵消红军在各族群众中的影响，但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当然，长征途中在个别红军部队和人员身上，也曾发生过违反群众纪律、破坏军民关系的事情，但都受到严厉惩处。1935年7月，在四川毛尔盖地区，红军某部司号员贺敏仁（贺子珍之弟）擅自进入喇嘛寺，并拿走藏民若干银元。红军师部获知确实情况后，为严肃军纪，下令将贺枪毙。贺子珍后来说：“我也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也要用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

　　严明的群众纪律是军民鱼水关系的守护神。敬畏纪律，秋毫不犯；执纪从严，人人平等，没有“特殊”，这是红军不同于“白军”的根本区别之一，是红军赢得人民群众喜爱和支持的重要原因。

　　（四）

　　历史不可重来，传承下来的是文化。回望红军长征，不难发现当年军民团结奋斗的一切印迹，走过的路、住过的屋、打过的枪、写下的标语、传颂的故事等都已经成为一种红色文化。

　　从文化的角度看，红军长征途中形成的军民鱼水关系，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一直在中华大地传承着。从长征路上的“彝海结盟”到打败“飞机大炮”的“小米加步枪”、解放战争中的小推车、沂蒙奶娘，再到和平建设时期不同形式的“军民共建”和每遇到重大灾害时军民患难与共、共克时艰的动人情景等，都是军民团结、夺取胜利的生动表达。它们处在不同历史情境，却又一脉相承。

　　从这个意义上说，推动新形势下的军民融合发展，很重要的是有效强化这种情感联结，强化军民团结这一文化传统，并赋予这种传统以新的时代意蕴。比如，在高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融合发展，高科技人才群体的共享等。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要在和平年代进一步强化全社会的军民融合理念和现代国防意识，使军民融合为全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同，从而内化于心、固化于法、外化于行。我们相信，在信息网络化、军用民用技术融合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只要我们始终继承和弘扬军民团结的优良传统，军民融合发展必将迎来新的更高的境界！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用兵以得民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