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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10月，当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踏上战略转移之路后，与红六军团会师后的红二军团也一路西征，他们连同北上的红七军团，汇聚成为另一支加入长征的红军力量。

　　而3年前，因第四次反“围剿”的失利，红二军团从两万多人锐减到几千人，缩编为红三军，被迫失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6月4日，贺龙率领红三军缩编后的红七师、九师入驻重庆酉阳县南腰界时，人数仅剩3000余人。

　　游击区和革命根据地亟待建立。据酉阳县红色景区管委会主任白明跃介绍，红军到南腰界后，随即发动群众，展开了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工农武装、建立人民政权等活动。

　　当地百姓的红色记忆也从那时开始。至今，贵州遵义博物馆还收藏了一些本省及周边地区的红军文物，属于南腰界的就有一个紫檀烟缸、红旗与大刀。

　　“红军来的第一步就是建立苏维埃农会，组织游击队。”住在南腰界红军街的村民刘佐根回忆，在红三军建立根据地期间，他的爷爷刘心扬就曾帮助贺龙的红三军修补军号、制作口哨。

　　85年前，红三军发现刘心扬的家中常传来叮当的声响。“铜质的东西你会做吗？比如军号”，这是刘心扬头一回修军号，因为军号大多为裂缝之损，修补很快就完成了。

　　当刘心扬修好的第一个破损军号吹出声音后，红三军一个排里的士兵都听懂了“号语”。“二三十个人带着同样破损的军号赶来”，刘佐根说。

　　这之后，贺龙与不少军官都知道南腰界有个做银器的刘师傅，“修好的军号和原来没有两样”。“之后贺龙又来问我爷爷，还可不可以做其他的事，比如制作口哨。”刘佐根说，当时爷爷没见过口哨，但看到实物后觉得可以生产，只是必须用银子。

　　第二天散装的银子就来了。一个军官告诉刘心扬，碎银只需生产30个口哨，剩下的作为工钱。但最终刘心扬将所有的碎银都用来生产口哨，不要工钱。

　　据刘佐根介绍，爷爷生产的七八百只口哨后来都被带到战场上，和军号一起作迷惑敌军之用。“贺龙的部队在印江附近打了胜仗后，贺龙来谢我爷爷，说漫山遍野同样的口哨与军号，让敌人不知道我们红军有多少，一定要送我爷爷一个紫檀烟缸”。

　　这个紫檀烟缸被刘心扬保留至今，“贺龙当时劝我爷爷收下，说看到烟缸就能想起曾经有这样一支队伍来过”，刘佐根说，爷爷的确常常念叨补军号与做口哨的经历。

　　被铭记至今的还有一面红旗和一把大刀的故事。

　　红三军进驻南腰界后，不少游击大队随之建立。当时26岁的冉隆昌就曾和30多个游击队员一起，面对土地庙墙上写着的《共产党十大政纲》宣誓。这之后，身为队长的冉隆昌获得了一把大刀和一面红旗。他在日后口述的回忆录中这样解释大刀和红旗的意义，“红旗是革命的象征，大刀是革命的武器。要用这把大刀保卫红旗，将革命进行到底，用它砍出一个新世界来。”

　　史料记载，到后来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离开南腰界后，为躲避当地民团和地主的追杀，冉隆昌将红旗藏在曾宣过誓的土地庙里，将大刀藏在家里一根中柱的柱头裂缝里，便一路逃往秀山。

　　到解放后，冉隆昌回到南腰界老家，又找回了这把大刀，从土地庙里取出了红旗。

　　包括大刀与红旗在内，带着红色印记的不少物件被征集收入博物馆。这些成为过去动荡岁月的注解，也通过拥有者的口耳相传，将红色记忆定格，让红色精神历久弥新。     

　　本报重庆酉阳7月18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朱彩云 记者 田文生 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