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贵州省遵义市遵义会议纪念馆，人们在参观红军当年用过的武器。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曲俊燕/摄

　　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子尹路96号，一栋两层楼房，坐北朝南，在阳光照射下，显得古朴庄重。

　　84年前，在这栋小楼里召开的一次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中心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的教训。

　　如今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十多张椅子整齐地围绕着中心的长桌，而84年前的那场会议上，有方凳有长凳。据史料记载，腹部受伤的王稼祥躺在藤椅上参会，聂荣臻因脚伤每天坐担架到会。

　　3天的会议足以改变历史。据讲解员介绍，当时的参会者“先来先坐”，在这个靠火盆取暖、用煤油灯照明的27平方米空间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命运开始转变。

　　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里“A同志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这句话，可以看出当时会场气氛的焦灼。“A同志”是李德，他被批判和博古一起走了左倾军事错误路线。

　　《红军长征史》这样描述李德的状况：“别人发言时，他一边不停地听着伍修权的翻译，一边不断地一个劲地抽烟，神情十分沮丧。”

　　在根据史实还原的遵义会议3D情景展中，特型演员扮演的博古也在叹气、低头中度过会议的大部分时间。听完周恩来作的副报告后，博古叹气侧身，即使最后会议达成一致意见，他也没鼓掌表态。

　　不少学者研究遵义会议这段史实时均发现，当时会议上发言分量最重的是张闻天。

　　作为“三人团”的一员，张闻天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不少当时的与会者在回忆录中将张闻天的报告称为“反报告”，与博古的主报告针锋相对。

　　耿飚曾回忆说：“张闻天当时在中央的职务，是长征路上最先起来反对错误军事路线的三个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中最高的。所以认真想起来，遵义会议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在中央提出这个问题，会议就不可能开。事实上，如果他不提出来，也没有人敢提呀。”耿飚提及的关键性问题就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问题。

　　1月17日深夜，遵义会议闭幕。

　　会议作出了四项决定：一是选举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三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进行调整；四是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根据会议决定，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调整，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

　　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这项决议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基本作战原则，严肃指出博古、李德要对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负主要责任。

　　不久后，中革军委设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

　　3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也被称为“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

　　1943年，张闻天在整风日记中写道：“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名重要亲历者对会议的如实评价。

　　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写道：“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了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这是另一名重要亲历者对会议反响的忠实记录。

　　“为什么遵义会议如此重要？为什么在当时就有这么好的反响？”遵义市长征学会会长曾祥铣表示，“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标志着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完全可以独立地承担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我们党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奋斗了28年，中间的坐标是遵义会议。”遵义市长征学会副会长雷光仁也表示，遵义会议之前，是探索道路的14年，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和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重新站起来，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和核心从这里开始逐步形成，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可以说，遵义会议为夺取长征的胜利、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

　　关于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和深远意义，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作出了深刻阐释：

　　“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

本报遵义7月10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田文生 见习记者 朱彩云 焦敏龙 曲俊燕 王羽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