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战役形势图。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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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全州县安和镇四所村村民李德明遵嘱将父亲李大棋葬在村后高山上，让他能看到牺牲在湘江畔的红军战友们。

　　李大棋本是江西省兴国县枫边乡山下村人，10多岁参加红军，湘江战役时任红五军团34师101团3营营长。1934年12月3日，该团在安和镇一处名为文塘的地方（现属四所村）遭受桂军夹击。李大棋腿受重伤，无法行走，战友背他突围，躲入山中。几天后，敌军离开，红军也突围走了。拖着伤腿的李大棋只能留在村里，直到全国解放后也没有返回老家。李德明说：“父亲告诉我们，他的战友全都牺牲在了文塘，他要一世都在这里陪着他们。”

　　在广西全州县凤凰镇和平红军小学，有一首诗是必学的：“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这首诗所描述的正是湘江战役的壮烈场景。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红军被死死压在东西纵深80公里、南北100公里的锥形地带，急切地想要渡过湘江。

　　在进入桂北之前，红八、红九军团继续直插湘南的江华、永明（江永），佯攻桂北门户龙虎关，制造红军深入广西腹地的势态，逼迫湘江沿岸的桂军主力南移，北边的湘军尚未补防到位，为抢渡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庞大的军委纵队辎重压身，把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的机器几乎全都带上的长征大军根本无法快速行走，也导致红军野战部队不能机动灵活地行军作战，延误了抢渡湘江的绝佳时机。

　　“在大雨滂沱之下，我们在泥泞下蹒跚，12点钟之内一共走了4公里。”时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的陈云还记得，长征时专门负责运输的就有5000多人。因为要护卫这些搬运机器的队伍，后卫部队往往比前锋部队要迟到好几天，作战部队变成了行装护卫队，自由周旋的兵力反而不够，战略要地全州县城也被敌军抢先占据。

　　陈云还提到，湘江战役期间红军的军事指挥也出现问题，总是按照纸上画好的直线笔直前进，结果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老早从地图上知道我们将经过何地，走向何方”。“敌人有汽车等转运工具，而我们则走直路，坚持不肯改变方向”。

　　在和平红军小学北面不远处，有一个凤凰嘴渡口。1934年12月1日，红军主力西进渡过湘江，但国民党湘、桂军已会师湘江边，凤凰嘴成为湘江以东红军各部抢渡的最后一个渡口。

　　96岁的蒋济勇一直住在凤凰嘴渡口附近，他永远忘不了自己亲眼目睹的场景：那正是打霜的时节，许多红军在冰冷的江水中涉行，两架飞机距离江面很近，用机枪扫射红军队伍，还不停地投弹。“那些打死、掉进江里的红军被冲到下游，打完仗后村民掩埋红军遗体都埋了好几天”。

　　在湘江战役纪念馆大厅的墙上，镌刻着12个苍劲大字：“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

　　在兴安县界首渡口西岸上游有一座庙宇叫三官堂。庙堂墙上，用毛笔大字书写的标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尤为引人注目。

　　1934年12月1日凌晨，光华铺阻击战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当天凌晨3时30分，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给红一、红三军团一封紧急电报，这句决绝的标语即出自这封电报中。

　　在战斗最危急的时刻，上到军团总指挥、下到基层指挥员，全都一马当先。据史料记载，共有14名团以上干部倒在了湘江两岸。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红军打仗“打的是党团员，打的是干部”，每一仗下来，党团员负伤之数常常占到伤亡数的25%，甚至50%。据不完全统计，长征路上仅营以上牺牲的干部就有432人。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史研究室征研一处副处长农丕泽看来，红军在敌众我寡的湘江战役中能突围，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部队领导的身先士卒，在最危急的时候众志成城，才能突破湘江封锁线。

　　红军长征走到桂北时，已经没有根据地作为依托，处境极为艰难。但在最困难的时刻，红军依然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老百姓依旧是红军最坚强的后盾。有的老百姓拿出红薯、玉米给路过的红军战士吃，有的农户偷偷把负伤的红军战士藏在家中，有的村民给躲藏在岩洞里的战士送药送食物......

　　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科科长黄利明认为，红军在广西的时间虽短暂，但是影响深远，为广西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人民群众踊跃参加红军，为长征带来了新鲜血液。

　　凭借当地群众的支持与指战员的英勇顽强，红军艰难渡过湘江。但湘江一役，红军从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血淋淋的代价，让全军指战员在至暗时刻苦苦探寻希望的曙光。

　　当时担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后来回忆说：“红军广大干部从对比中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实际上，类似质疑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就已存在。据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回忆，早在广昌战役时，彭德怀就当面批评李德完全不懂红军的作战原则，是“主观主义和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崽卖爷田心不疼”。

　　回到德国后，李德在回忆录中说，西方的战法不一定适合中国，“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渡过湘江后的1934年12月12日19时，一封“万万火急”的电令由中革军委向中央红军各部紧急发出，命令全军12月13日西进，并攻占贵州黎平——这是与原定的“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计划完全不同的方向。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

　　“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多名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感慨。今天，在通道转兵纪念馆的墙壁上，仍然书写着几行字：实事求是，民主集中，独立自主，敢于担当。

　　经过湘江战役的生死绝境后，红军战士的意志像钢铁一样坚强，他们的生命像种子一样旺盛。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曾指出，湘江战役是长征走向胜利的新起点。

　　本报广西桂林7月8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王林 谢洋 胡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