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33年售票员,康顺兴浑身都是故事(2图)

发布时间:2018-02-12 12:24 | 来源:新京报 2018年02月12日 第A10 | 查看:286次

三十年间,火车售票从算盘、硬纸板票,变成了计算机、磁介质票、网络售卖自助取票、手机网站改签

  2月7日,北京南站,售票窗口内,北京南站售票车间副主任康顺兴正在巡视。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上世纪八十年代使用的“硬板票”。左上:直快加快票;左下:特快加快票;右上:客票硬座特快票;右下:客票硬座普快票。

2月10日,已经进入春运节奏。北京南站二楼出发大厅里,聚集乘客最多的地方,是检票口、休息区以及112台自助取售票机处。与高客流量形成反差的是,即使是在春运高峰期,大厅里5个售票处,共45个人工售票窗口,平均每处排队不超过5人。

  54岁的康顺兴照常在各售票处巡视。一身蓝黑色铁路制服,皮鞋擦得锃亮,右手拿着的对讲机里声音基本没断过。做了33年售票服务的他,精准地判断着各个售票区的供需关系。

  三十年间,火车售票从算盘、硬纸板票、变成了计算机、磁介质票、网络售卖自助取票、手机网站改签。

  坐着小马扎、带着干粮、可丁可卯数着分角钱的买票人,经过了别着BB机、买本时刻表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抵达拖着拉杆箱,千里京沪一日还的日子。

  康顺兴这一代老铁路人,从方寸车票里,见证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一段历史的革变。  

  用烟盒纸抄录时刻表的年代

  冬天一身双排扣苏式大翻领制服,夏天穿白底的确良双绿杠短袖衫、胸前缝着红底布金线绣着“售票员”仨字儿,那是1985年的康顺兴。四年军旅生涯,退伍后他进北京站端起了铁饭碗。

  一张桌、一把椅、左右两侧各160小格置票柜,算盘吧嗒吧嗒一拨,有分有角,旅客拿钱,售票员卖票。

  “两张合肥。”对方是个小姑娘,军绿大衣背着军挎包,烫着大波浪头。一张北京去往合肥的票19.9元。灰色的工农兵大团结10元人民币,小姑娘递了进来,四张叠在一起,湿哒哒的,闻着有股刺鼻的醋精味儿,辣眼睛。康顺兴顺带聊着天,“您这钱什么味儿啊?”

  “哦,我的钱福尔马林泡过的。”小姑娘在右安门二传(传染病医院)工作,发的工资自己都要用福尔马林泡一遍。

  他曾收过另一种摸着潮湿的钱,是购票者从鞋底儿里抽出来的,担心买票路上把“巨款”丢了。

  来买票的人,很多都是在家数好了钱,分是分,角是角。“从那会儿起我们就有不成文的规定,报票价必须准确,9.9元的不能说成10元,旅客多一毛钱都没带着。”

  有一位买票的老太太,打开一个白色硬质的鞋盒,一溜钢镚儿顺着售票小窗口被倒了进去,康顺兴像逮蚂蚱一样赶忙按硬币,顺带捡几枚溜到地下的。一数,都是1分、2分、5分的,“统共27.6元,您一张毛票都没有啊?”“有啊,在我自个儿兜里呢,我留着方便花。”

  原来老人家是卖冰棍的。那时候北京城里最畅销的冰棍5分钱一个,从北京到上海27.6元一张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客运车次少。一到春运,人们自带马扎、硬纸板,坐在售票大厅地上彻夜排队,等着凌晨12点放票。奢侈点儿的,买一包1毛多钱一袋的金花牌方便面。

  站前广场上,木头大黑板一字排开作公告栏,贴着毛笔写的白纸黑字临客表。人们盯着车次、票价、起止点,记性差的从兜里掏出个烟盒,撕平了,拿笔写上去。

  硬板票到磁介质票

  在上世纪80年代,最常见的车票是那种卡片式常备车票,俗称“硬板票”。长约4厘米、宽2厘米的小硬纸板。

  这种票卡是大批量预制的,印有发站、经由、到站、有效期、席别、等级、票价等信息。票面上以打压注明乘车日期,以盖章或贴纸的方式注明车次。如果发售对号入座的车票,需要在车票上粘贴一张印有日期、车次、座号的小纸条。小纸条同样是预制的,和车上的座位一一对应,以此保证不会把座位卖错。

  “如果旅客想买一张特快硬卧,必须先买一张普快硬座票,再附加一张硬卧票,还得要一张特快票,票价计算是三张累计的,三张硬板票必须都有,才能顺畅乘车。”康顺兴回忆,若是遇到中转乘车,最多时需要有4-5张票才可以乘坐,“我们叫这些是套票,售票员必须得打一手好算盘,业务纯熟,才能把票卖对了。”

  那时的售票窗口高30厘米、宽20厘米左右,用三合板封着,售票员能看到的是从交付孔洞里伸进来的一只只手。

  赶时间时,有时候一个窗口孔洞里伸进五六只手办理改签。康顺兴和同事们就开始在改签车票递来的同时,往旅客的手背上盖戳标记,找到盖了章的手,再把对应的票递过去。

  一米八大高个儿的康顺兴,长着一双修长的手。在几米见方的售票区里拨拉算盘,抽叠车票,几十年的工夫,指面还存着老茧,手指却被锻炼得有力又灵活。

  最多时,康顺兴一天能卖500张票。在部队做了4年报务员,他熟稔摩斯电码,工作结束了,就和一同当过兵的同事用“滴滴答答滴滴答”的摩斯电码对话,比比谁一天卖的票多。

  上世纪九十年代,计算机联网售票开始了。键盘一敲,40秒即可压印出一张粉色纸质局域网票,比“硬板票”时期速度快了15倍。

  2008年,蓝色磁制车票使用,2011年6月后,高铁/动车实名制售票,蓝色车票上清晰记录了旅客相关信息。

  “80年代,一个售票员一天售卖四五百张票,价值一万块左右;现在,一人一天卖出一两千张票,价值二十七八万。”出票速度比80年代售票快了约30倍。

  10年之间,微信、支付宝、城际通被广泛使用,排在售票大厅里的队伍越来越短。据北京南站工作人员统计,80%的旅客通过网络购买火车票,传统窗口售票15%,电话、代售点、自动售票机售票占比5%。

  “没想到能变化这么快”

  三十年间,票据、列车、车站都在改变,老康这批上世纪六十年代生的人,却没怎么变。他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

  当兵复员回来,他看穿牛仔裤的都不顺眼,觉得衣服就该是蓝色、绿色;在火车站工作了33年,连其他车间都没换过,一直做售票;站里发的制服,他基本都留着,特别是几顶制服帽,女儿出嫁后空着的小屋,他挂在墙上一排;女儿上班时,他给的第一句告诫是:多听师傅的话、打点水勤快点儿、多学学艺不压身。

  老康觉着,早年售票员的工作,有点手艺人的样子。除了卖“硬板票”套票时要手熟麻利,算盘打得顺溜,每个售票员都要会画线路图,京沪、京广、包兰、陇海……精准到每个票价阶梯结算站站点都得清楚。

  那时的北京站,是个大招牌,“(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里面工作,觉得建筑宏伟大气”,站内进驻的商铺都是有档次的,卖名人字画的、卖保温杯、皮包的,“烧饼茶叶蛋之类的根本进不去。”

  时刻表一摞100本,一天能卖出去2000本,人们不光自己买,还给亲戚邻居捎一份。

  在北京站内工作过的老员工,都成了业务娴熟的骨干。每有新站落成,都会抽调一部分家离得近的人去做筹备。

  2008年4月,康顺兴被正式调至北京南站,行李房、客运、售票、清洁等每个部门的业务骨干组建南站筹备组。

  “2008年4月到南站时,全是建筑工地脚手架。施工的人等着我们确定售票窗台要做多高、桌子做多大。”从人员配置、轮班方案到皮筋、图章、曲别针、捆钱的纸条数目,每一项都需要老康和同事们确定下来。那段时间,老康几乎没睡过整觉,一个人骑辆自行车,凌晨三四点从站里返家。

  南站从“周边都是村子、进站像进菜市场”一样的永定门火车站,变成了北京城面积最大、接发车次最多的火车站。

  如今,康顺兴是北京南站售票车间的副主任,胸前挂着姓名牌,统管南站5个售票处。老康说话惯用“您”开头,接起电话一口一句“哥们儿”“好,麻烦了”。

  “我们时不时见到投诉的,旅客不满意了就找负责人,我们都得出去挨骂沟通缓解矛盾。”与老康共事了20多年的朱凤云说,售票做的年头长了,有棱有角的性子也都被磨平了。

  康顺兴所在的售票车间里,也抽调了员工在自助取售票处提供咨询帮助。每遇节假日,康顺兴和同事们都得预估网络取票占比,调整自动取票售票机器比例。“如果说十几年前是坐着就能把票卖了,考核计件,现在对我们来说考核的是服务。”

  如今,售票处渐渐加了pos机、微信支付宝扫描枪,售票人员在精简,窗口人员向自动售票服务处转移。

  “想过有一天,铁路售票员成为历史,人工售票会彻底被机器取代吗?”记者问。

  “这是我的一摊儿,我就要做好。真到那天,哪怕让我们去检票、去站台接送都行。”老康说。

  新京报记者 王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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