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列林工作照。受访者供图

阿布列林向焦裕禄家人赠送照片。 李浩然 摄

2015年，阿布列林被最高人民法院荣记一等功。蔡增乐 摄

天山脚下，哈密的冬天比别处来得更早一些。11月，风已经刮得暴烈，卷着枯叶沙砾，啪啪敲着窗户。

　　67岁的阿布列林·阿不列孜拎着一袋馕在街上走，隔几米就遇到熟面孔，和气地打个招呼。退休后他胖了些，脸庞显得柔和，笑得中规中矩。他腰不太好，走快了就呼呼喘气，藏在一群维吾尔族老人之间，看起来很不起眼。总之，不像个凌厉的检察官。

　　但在哈密，他名声不小，被人“又爱又恨”。

　　同行们尊敬他。在哈密市检察院、法院系统工作31年，从助理检察员到副检察长，再到法院院长，他经手案件超千件。做检察官时，无一错捕、错诉；做法官时，没有一起案件改判。

　　被人恨也在此。他以铁腕、冷酷著称，一位案件被告，把判刑时间刺进胳膊，出狱后在大街上追着他打。

　　退了休，心思还在法庭上。谈到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他边叹气边摇头，“可不能错啊。”去年9月，“法官终身责任制”政策出台，法官将终身负责自己的每一起案子。

　　回忆起从业的31年，种种人生况味，这位维吾尔族老检察官、法官不无感叹：“我一生谨慎，从未有愧。”

　　执法生涯的“惊魂一刻”

　　退休的7年过去了，阿布列林家的书房，如今依然被案卷材料和法学书占领。柜子、书架，装订材料的大文件袋密密麻麻挤在一起。搬了几次家，这些材料阿布列林还舍不得扔。

　　从业的31年也过去了。阿布列林的从业史，与哈密的法治发展史同步，也与中国的法治史紧密相连——调入检察院时，他还“不知道检察官是干什么的”，《刑法》都还未出台。退休时，他已历任副检察长、法院院长，刑法修正案已经到了第九版。

　　1979年，阿布列林还是工厂翻砂工。当时国家决定恢复被“文革”几近摧毁的公检法体系，从转业军人和青年工人中抽调人才。那年12月，阿布列林被调入哈密县检察院，做助理检察员。两个月后，我国的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开始施行。

　　在家里，阿布列林翻出20多年前的照片，当年他还很清瘦，眼神深邃，他穿着制服站在检察院的平房前。门口停着标志性的28式自行车。老同事阿卜杜热依木·阿皮孜和阿布列林共事了近20年。他回忆，那时的检察院，还没有分科室，几间小平房，几辆自行车，就算全部财产。

　　横跨天山的哈密，南北距离约440公里，东西相距约404公里。但检察官必须了解案件发生的地理环境。年轻的刑检科检察官们，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哈密所有的山、村、戈壁滩。

　　阿卜杜热依木·阿皮孜至今记得天山的那种冷，像是被巨大的铁锤一锤一锤地锻打过，坚硬不已。

　　做这行都要能吃苦。但当被问到对于一个检察官来说，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几乎每一个检察官都回答，是严谨和正直。他们认为，这正是阿布列林身上珍贵的东西。

　　阿布列林常唠叨，“同意批捕”四个字重如山。在他这里，办错案是不可承受之耻。“审查批捕的责任相当重，只要有一个案子逮捕错了，起诉之后判无罪，那一年的工作百分之百是错。”

　　手中有权力，则有缝隙。做检察官时，案件当事人的家属上门来送礼，当时4岁的女儿拿起人家一个核桃，阿布列林急了，打了她一巴掌。妻子气极了，带着女儿回娘家，要跟他离婚。

　　与阿布列林结婚20多年，妻子跟着他，受了不少惊吓。

　　1988年9月，她已怀孕3个月。某个晚上，阿布列林骑车带着妻子到岳母家吃饭，上坡时，从路东边飞出来几块石头，其中一块击中了自行车，幸好人没事。肇事者没抓着，只见两个黑影消失在树林里。

　　1990年开斋节前，夫妻俩参加完同事小孩的割礼回家，一开门，感到地上烫脚，一看——是柴草刚刚烧过的灰烬，窗户玻璃全被砸碎了，过节准备的几十个碗盘都被摔烂。

　　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是在1996年5月。法院以流氓罪判了哈密当地出名的一个“小混混”八年。宣判时，混混曾说，我出来以后一定要杀你。八年后出狱，他如约拿着斧头找上了阿布列林的门。

　　当时阿布列林一家三口都在，小混混冲着地上、墙上一顿乱砍。阿布列林掏出枪来，拖延小混混进屋，妻子则翻出院墙，去市检察院求救，警车开到，小混混跑了，才躲过一劫。

　　检察官手中两把剑

　　检察院里，流传着一句经典的顺口溜：“检察院两把剑，一把插公安，一把插法院”。说的是检察院对公安、法院行使监督检察权。

　　作为检察官，不但要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打交道，也要与体系内的法院、公安合作与制衡。

　　1995年，检察官杨兵冰调入哈密市检察院刑检科，阿布列林是分管刑检科的副检察长。杨兵冰记忆深刻的是，阿布列林对证据链条有洁癖般的坚持，得罪同僚也浑然不觉。

　　那段时间，法院错判后检察院抗诉的案子，公安局证据不足检察院要求撤案的案子，都不在少数。

　　上世纪90年代，哈密辖下某公安局办过一起盗窃案，12人涉嫌盗取大量槽型钢。这是个大案。首战告捷，阿布列林牵头的监察委员会却泼了一盆冷水，觉得证据链不闭合，反复发回公安局，要求补充侦查。

　　公安局被折磨得恼火，但阿布列林坚决把这个案子顶了回去，补充侦查之后，案子才尘埃落定。

　　检察院也监督法院的工作。阿布列林的职业生涯里，对“抗诉”慎之又慎。所谓抗诉，是检察院对法院的判决提起异议，从而让法院再审一次的制度。

　　阿布列林做副检察长时，办过一个强奸幼女案。由于被告认罪态度好，积极赔偿，法院判了八年，但国家法律规定最低判十年。阿布列林提出抗诉，上级法院最终改判。

　　世事皆有“情”与“理”，人们常常用正义感来理解检察官。但阿布列林是“法治派”的拥趸，始终强调的是，根据量刑标准，该案没有从轻的情节，没有减刑的条件，法律的界限不能突破。“这里只有法律，没有人情。”

　　矛盾与摩擦，有时甚至来自检察院内部。

　　1988年，一个小伙在馕店拿了一个馕，因为与卖馕的伙计相识，他没付钱，打了伙计一下，说我饿了先吃馕，明天给你钱。馕店老板发现，报警说小伙子抢劫。

　　阿布列林找到卖馕的伙计，伙计承认，小伙子打得很轻，且两人相识。阿布列林认为这个案子不构成抢劫罪，不需逮捕，刑检科的同事也同意他的意见。

　　他们把不同意逮捕的决定发到公安局，公安局第二次审查发现这个案件不构成犯罪，释放了小伙。

　　但检察院内部有不同意见，依然坚持申请重新逮捕。最后的事实证明，不批捕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公安局释放决定也是正确的。

　　执法语言的平等

　　天山山脉横亘于哈密，把整个城市分为山南山北。北麓多哈萨克族，有广袤的雪山、草场，莽莽苍苍。南麓则多汉族和维吾尔族，绿洲被戈壁、大漠环抱。

　　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之间，文化、语言与生活方式迥异。

　　对公、检、法的部门人员来说，多民族案件，是躲避不开的难题。难不仅在于语言，还有情绪的处理，政策分寸的把握。

　　1992年，阿布列林升任哈密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主管刑事案件。出台的第一条政策就是，多民族的案件，要由多民族的检察人员联合办。比如案件当事人分别来自汉族、维吾尔族，那么案件从头到尾都要有汉族、维吾尔族两民族的检察官参与。

　　后来他调到哈密市法院做院长，也是因为语言问题，一上台就遇到下马威。

　　有个案子，维吾尔族被告被判了十五年。法官发给被告一个汉语判决书。被告拿着判决书找到阿布列林办公室，往桌上一摔，“你们混蛋！为什么不出两种文字？”

　　从那时起，阿布列林就定下制度，涉及几个民族的案件，要用当事人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来办。如果案件当事人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那么起诉书和判决书都要准备三种语言，“既体现民族平等，也保证诉讼合同的合法性。”

　　20多年过去了，在哈密检察院和法院，他定下的这些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阿布列林说，并不是所有的案子都一帆风顺，遇到特殊情况，只能委曲求全。

　　2008年，巴里坤哈萨克族自治县有个破坏变压器的案子。几位哈萨克族大学生破坏了四个县区正在使用的19台变压器，抽出里面的铜线，拉到哈密市区倒卖。

　　在公安局侦查环节，因为犯罪嫌疑人为哈萨克族，办案人员征求意见，问可否用哈语办案，嫌疑人同意。到了检察院起诉环节，用维吾尔语办案，嫌疑人也同意。到了法院审判环节，嫌疑人却写了申请材料，要求用汉语办案。

　　办案人员“一个头两个大”，但阿布列林说，这是他们的诉讼权利，我们应当保障。最终用三种语言文字开庭。用汉语主审，检察院用维吾尔语，再给被告翻译成哈萨克语。一个简单的案子，开庭花了整整一天。最终用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三种语言出了判决书。

　　执着一辈子的“追星族”

　　这些年，阿布列林获得了很多荣誉。在检察院、法院系统，他几乎年年是先进个人。家里的奖状、证书，堆了整整一柜子。

　　退休后，来采访的记者一波接一波，但他与一些“典型人物”不同，不是那种因为别人来写他的“先进事迹”就欣然配合的人。比起谈私人生活，他更爱谈论自己的“偶像”。

　　高中时，阿布列林也曾“追星”，但不是大众明星，而是当时的榜样，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

　　那时，他在学校阅报栏里看到关于焦裕禄的文章，写他如何在不毛之地治沙，曾经的少年深受感召。

　　1968年春，他和同学坐火车去了兰考。48年过去了，他仍对那趟“朝圣之旅”记得不差分毫。

　　初春时节，兰考满城都是盛放的泡桐花。他们到了焦裕禄的墓献了花篮，还见了他的家人。焦裕禄的妻子蒸了甜滋滋的红薯招待他。

　　他们在焦裕禄家门口拍了一张合照。阿布列林穿着棉袄站在后排，是一张年轻却严肃的脸。

　　此后的48年间，随着哈密城市改造、房屋拆迁，他一共搬过8次家。从知青到工厂工人，再到检察官、法官，每次搬家，这张照片都作为最珍贵的家藏，被他小心翼翼地从客厅取下来，再仔仔细细地安放到新家客厅最醒目的位置。

　　在同事们眼里，阿布列林工作时严谨，极度遵守法律和规则。而私下里，他持重、温和，连爱好也是中规中矩的打乒乓球。大家对他印象最深的，也是他对焦裕禄的“执念”。

　　哈密市花园乡法庭庭长牙合甫·司马义是他的老部下，他记得，法官们最初也很惊讶，“一个维吾尔族法官、检察官，对遥远河南的一个汉族官员有这种感情，最开始确实不能理解。”

　　哈密当地一位与阿布列林相熟的记者认为，“他成长于那个年代，这种感情是真切的，现在的年轻人和那个年代相隔太远，很难理解，也是真的。”

　　“管闲事”的老阿同志

　　2002年，阿布列林卸任哈密市人民法院院长。52岁了，是时候找个清闲的岗位歇着。他偏不，要求到刑庭做审判员，在曾经的下属手下做事。人们对他的称呼，从“阿院长”，变成了“老阿同志”。

　　因为懂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三种语言，刑庭的多民族案件都是他来办。每周，他要从哈密城出发，翻过天山，到巴里坤哈萨克族自治县，帮县里的法庭判案。

　　一路上地势越来越高，风越来越猛烈。四面群山起伏，荒野空旷寂静。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八年。

　　法院是个小圈子，大家常在一块讨论圈内趣事。同僚们常打趣阿布列林，说他“爱管闲事”。

　　老部下牙合甫·司马义还记得，哈密中院民一庭的副庭长曾向他“吐槽”。

　　这位副庭长办了个涉及两个民族的案子，准备了两种语言的判决书，第二天要发给当事人。他翻译好拿过去给阿布列林把关，阿布列林发现有个字用得不恰当，让这位副庭长下班后再琢磨琢磨。

　　下了班，副庭长把这事儿给忘了。夜里十二点多，他已经睡下了，电话不停地响起来，他满心怒气接起来，那头是阿布列林一本正经的声音：哎，庭长，今天回家之后我翻了好久资料，那个字确实用得不对，应该怎么怎么改……电话这头，庭长哭笑不得。

　　老阿同志也有生气的时候。他在刑庭的领导、刑庭庭长帕提古丽·排祖拉说，他生气的最高表现是黑着脸，不说话。

　　他很少生气，最不能忍受的是判决书里出现错别字。校对判决书是书记员的工作，他眼尖，小错误也逃不过他的眼睛。最开始他还和书记员生气，次数多了，干脆自己搬个小板凳，坐到打字员边上，逐字逐句修改。

　　这段日子，他身体太不好，两年住了八次院，糖尿病、颈椎病，都找上门来。他扶着腰，絮絮叨叨，“这个嘛，好不了了。”

　　但讲起案子，还是兴致很高。说起去年，他在一个全疆的表彰大会上见到推动“张氏叔侄案”的石河子市检察官张飚，两人同桌吃饭，他上去搭话，说得不多，但两人间互有敬意。那是一种吾道不孤之感。

　　最近，他起草了一些材料，想趁着身体还行，给后辈们再做做法制宣传。讲稿里，他提到这些年的冤假错案，“呼格吉勒图案”、“张氏叔侄案”、“赵作海案”……

　　浓重的维吾尔族口音，皱着眉，反复念叨一句话，“哎哟，可不能错啊。”

　　新京报记者 罗婷 新疆哈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