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国 通讯员 刘晓艳

“办大学就是办氛围”的精炼阐述言犹在耳，4月23日清晨，天津大学原校长、电子学家与教育家吴咏诗在天津与世长辞，享年89岁。

天大现任校长李家俊此前一日刚去探视过老校长。二人当时只能在病房里紧握双手，无法再有言语的交流。这让李家俊感到非常难过：他曾数次请教过治校之道的老校长就要走了。当时，吴咏诗因心肌梗死伴随多器官功能衰竭入院急救。

噩耗传出，曾任天大校长的南开大学校长龚克第一时间赶往吊唁。他说，吴咏诗担任天大校长的1986年到1993年，恰恰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而吴校长当年提出的“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办学方针，基于天大的实践，不仅仅为天大，更为中国高等教育选择了一条未来发展之路。

“从中国高等教育来讲，他在天大提出来的这些重要的思想，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对大势抓得非常准，影响了很多高校。”龚克说。

吴咏诗长期在一所不够“综合”的高校任教。他的职业生涯遇上了中国借鉴前苏联模式推行的高等教育体系调整。1950年，他毕业于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并留校任教。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他被调整到了天津大学，而天大则从一所历史悠久的综合大学改组为工科大学，对外输出了不少学科。

时至今日，天大仍以工科见长，但已向综合性高校迈出更大步伐。1983年，时任校长史绍熙提出了将“天津大学办成具有工科、理科、文科和管理学科的综合性高等学校”的目标。

继任校长的吴咏诗更进一步，留下了令教育界印象深刻的远见卓识。1986年12月，他在天大第一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在国内率先提出把“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作为办学发展方向。后来，2000年前后，面对新的高等教育形势，他又在“开放式”中将“国际化”单独提出，以强调其重要性。这12字，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天大1986届学生毕业典礼上，他对学生们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改革成败，青年有责”。新一代的大学生要有时代的风貌，那就是要作改革的促进派，以青春的朝气，用新学得的知识和新培养的能力，为国家注入新鲜的血液，在各自的岗位上促进经济、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发展。

李家俊还清晰地记得，5年前他初任校长，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第一时间拜访了早已退休多年的吴咏诗。吴咏诗指点他，天大如今最大的问题仍然是“综合性”。

寥寥数语，让李家俊醍醐灌顶，一下子明白了重点工作。

天大档案馆原馆长、即将出版的《吴咏诗传略》作者常辽华指出，20世纪80、9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正面临一场极为迫切的改革：一方面受计划经济影响，人才培养采取“统购统销”式，学校缺乏自己的办学特色，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创造力；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正日趋迅猛，冲击着高等教育的传统观念。为中国高等教育寻求未来发展之路迫在眉睫。

在龚克看来，正因如此，吴咏诗可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里面既作高校领导人同时又对高校的改革发展作出思想贡献的，“不能说无人能及，但至少是非常突出的之一”。

后来，清华大学在2001年90年校庆之际，明确提出建设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一时间成为中国高校追求“世界一流”的标杆。这体现了吴咏诗极具前瞻的眼光。

吴咏诗的“前瞻”眼光，还有更丰富的内容。

如今的中国，年轻人30多岁甚至20多岁就当上教授在高校已不算新鲜。但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学常务副校长钟登华看来，20多年前这样的事足可以引起全国轰动。

“我29岁就当上副教授，31岁就当上教授了！”1963年出生的钟登华连自己都觉得这样的速度有些“不可思议”。1988年硕士毕业留校任教时，他的“人生规划”是：50岁左右当上副教授，退休前当上教授。系里很多很牛的老师，快退休了都还是副教授。

无论是评副教授还是教授，钟登华都得益于吴咏诗力推的“破格”之举。1992年，和钟登华一批获得“破格”提升的大约有10人。如今这批人在全国的各个科研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天津大学的李永丹和王成山两位教授也是同期“破格”政策的受益者。

年纪轻轻就有了“教授”职称，让当时31岁的李永丹觉得自己“一下就上到一个新平台”。在王成山看来，在教授极少、博导稀缺的年代，这样的政策是“逼着你快速成长”。

除了职称的“破格”，让他们感慨的还有房子问题。

“吴校长那会儿出了一个政策，对博士毕业留校的年轻教师都分给‘两室一厅’的房子。”王成山说，许多老系主任都还住在“筒子楼”里，就给30来岁刚留校的年轻博士分“两室一厅”的房子，这让他在拿到钥匙的那一刻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颠覆传统概念，给年轻人机会，吴校长的这种选择需要的不仅是眼光，也需要极大的改革的魄力。”王成山至今还记得自己申请房子钥匙时，学校房管处处长那副“180个不情愿”的样子。

“我去英国招聘，那些留学生就愿意到天大来。为什么？天大有房子啊。”时任天大人事处处长的苏全忠说。

“正是这样的‘超常规’举措，为天津大学的发展留住了一批非常优秀的人才。让高校当时因为十年‘文革’造成的人才‘青黄不接’的状况得到了改善。”钟登华说，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种氛围”，让青年感觉“到了年轻人该起来的时代了”。

“敢为天下先”是吴咏诗昔日的同事、学生提起他时经常会说到的一句话。

1990年前后，有电视台采访吴咏诗时问：天津大学大胆地给有成就的教师以物质上的鼓励，怕不怕有人扣“物质刺激”的帽子？怕不怕有人愤愤不平，惹起麻烦？吴咏诗微微一笑答道：“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听到这种意见。”

常辽华还记得，有一次拜访吴校长时，吴校长讲了自己经历的一件改革往事。当时老师们的工资很低，吴校长决定，校长的津贴和博导一样，副校长的津贴比博导要低一点。这个方案在教务委员会讨论时，遭到了老师们的反对。大家觉得，校长要管全校的工作，博导只管那几个学生，校长怎么能拿的跟博导一样呢，主动要求把校长的津贴加上去。“当时吴校长说，这些都让他觉得很感激——很少见的，老师给干部提工资。”

尽管破格提了这么多年轻人，但直到退休，吴咏诗自己其实连“博导”都不是。

“他根本就不去参评。”钟登华说，不仅不是博导，他当校长后甚至连自己的科研都放弃了。

在吴咏诗的女儿吴玫看来，父亲当校长的时候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把天津大学办好”这件事上去了，几乎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这是一种选择，他不是为他自己。”

在当校长前，吴咏诗在电子信息领域里的研究非常出色，他曾作为新中国第一代访问学者去美国访学。当时就与他有过合作的龚克说：“当时他搞的是微波集成电路。微波今天仍然是集成电路设计的难点。”龚克说，那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与国外差距还很大，他就开始研究这个领域，真是站得高、抓得准。

对当今的大学校长们富于启示的一点是，吴咏诗亲身示范了在治学与治校之间的选择：他热爱自己的专业，但当更迫切的需要、更重要的使命到来，他专心去当校长。天大原校长助理武星说，自己从这一点深深感受到吴校长的无私。

人们依然记得吴咏诗对自己专业的热爱。尽管离开讲台多年，他长期被视为天大讲课最好的教授之一。他的学生费明歧形容，“听吴老师讲课，感觉就像在聆听一场交响乐”。

现在，那位以抑扬顿挫的语调兴致勃勃地与人谈论微波的“非博导”走了，可那个声音留下的共振还在：“微波，是波长比超短波还要短得多的电磁波，每秒钟振动30亿次以上……”

本报天津4月2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