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高校还是在学术界，中国人民大学的罗国杰教授知名度都很高，他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开拓者之一，担任中国伦理学会会长长达20年，著述等身，桃李满天下。翻阅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重要著述，罗国杰的名字必不可少，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伦理学》到《伦理学新编》，一个个鲜明的学术脚印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新中国的创立与发展。

　　遭遇六次大病，依然笔耕不辍

　　当人们阅读罗国杰的著述，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丰硕的研究成果中徜徉时，又有多少人知道，近些年，罗国杰还在与病魔顽强抗争。从2000年起，也就是自72岁那年开始，他前后患过6次大病，脑血栓、车祸、严重“房颤”、因脑出血而作“开颅”手术、长时间的“心脏停跳”、急性脑梗塞。“罗老师特别有毅力，也很坚强。”所有认识罗国杰的师生都这样形容他。在一次次重病面前，他每次都坚强走过来，大病初愈，便立即投入教学和研究，带博士生，审阅书稿，笔耕不辍。从70多岁开始，罗国杰又用电脑写作，双手盲打，速度飞快。

　　正是在罗国杰与疾病抗争的时候，他担任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首席专家和召集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大项目，这部教材从2005年3月开始编写，先后征求了270多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上百位理论工作者、150多名大学生的意见，经过了反复修改。尽管罗国杰处事态度一向是“尽力而为”和“听其自然”，但这次却不顾疾病缠身，倾注了所有心血：“这一工程的意义和价值不同以往，必须全力以赴。”

　　教的是伦理，写的是道德，做人更要有原则和底线。讲台上的罗国杰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生活中的罗国杰更讲道德和信仰。罗国杰1928年出生在河南省内乡县的罗岗村，回忆过去时，他说自幼就爱读武侠小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扶困济危”，这些传统道德思想对他影响很深，几十年来，只要路遇“不平”，他都会挺身而出。1989年初，他已是一把年纪，在北京蓟门桥商场内看到两人相争，其中一人还挥舞着尖刀，他毫不犹豫，冲上前去，冒险将两人隔开。

　　“他始终以身作则，不但做道德文章，还以共产党员的高标准要求自己，无论什么时候，都对党的事业忠诚不二，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准则。即使在刚做完手术的病痛时刻，他也不忘叮嘱前来探望的同事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熟悉罗国杰的人都这样评价他。

　　执教50多年，结出丰硕成果

　　“我最喜欢的格言是陶行知先生的‘每日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罗国杰一直在这四问中严格律己。

　　1946年，在考入同济大学的法学院后，罗国杰又投身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运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爱国学生成长为中共上海地下党员。上海解放后，他进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学习，短短3个月内，迷上了理论，爱上了哲学。在中共上海市委北四川路区委宣传部工作时，他决定重新报考大学，继续深造。“这是我参加革命后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选择。这个选择决定了我今后50多年的职业。1956年8月，我接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录取通知书。”

　　罗国杰不但再次选择了自己的学业，而且还再次选择了自己的职业，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他毕业后留校，成为一名哲学教师。进入哲学系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参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材的编写，当伦理学教研室成立时，他又担任负责人。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伦理学教研室。

　　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50多年，从教研室主任到系主任再到副校长，从来没有离开过伦理学的教育和研究。关于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关于集体主义原则，关于正确对待传统道德，关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关于国内和国际伦理学的发展趋势，这些都是罗国杰关心的研究主题。而且他始终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不时提出新的命题，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有很多意见还被中央决策时所采纳。

　　从1978年到1984年短短几年内，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教研室就建立了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三级伦理学专门人才培养体系，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教研室获得了全国第一个博士生学位授予权，而罗国杰也因而成为第一位伦理学博士生导师。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又成立了伦理学研究所，1996年，道德科学研究院创立，1999年，在伦理学研究所和道德科学研究院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回忆一路走来的甘苦，眼看着我国伦理学教学与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也看到自己的心血终于获得了丰硕果实，病中的罗国杰，露出了微笑，其中饱含着一种内心的踏实。

　　平生最爱种兰花，不求闻达只烟霞

　　罗国杰喜爱种植兰花，欣赏各种兰花。“不求闻达只烟霞”，兰花的品格影响了罗国杰。“罗老师对名利看得很淡，但对学术要求却很高，读他的著述，听他授课，你会感觉到所有的真知灼见都来自于饱读诗书和反复思索，从不马虎，也从不哗众取宠。”他的博士研究生严春红说。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理论，是罗国杰伦理思想形成的主要依据；中国的传统伦理，对他也有重要影响；西方古代和近代的伦理思想，他也从中深受启迪。他认为，伦理学决不是一门纯理论的学科，而是一门强调实践的科学。“道德行为之所以能称为‘道德行为’，必须是不以享受某种道德权利为前提的。如果说一个人在从事道德行为的时候，就考虑着自己在实行这一道德行为后所能够得到的‘道德权利’，这就不能说是一种真正的、纯粹的道德行为。古人云：善欲人见，并非真善；我们可以说：善欲人报，并非真善。” 罗国杰理论和观点，内涵丰富，见解独到，由他主编的著作，已经成为许多读者了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入门书，其中，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一书，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被称为“具有里程碑的地位”。

　　从我国社会现实出发，罗国杰将人的道德境界分为三大类型：自私自利的境界、先公后私的境界、大公无私的境界，而且把道德境界又划分为四个层次：共产主义道德觉悟的层次，即“大公无私”道德境界，社会主义道德觉悟的层次，即“先公后私”的道德境界，还有合理利己主义的层次、极端自私自利的层次。面对现实的伦理现状，这样的划分，让人豁然开朗。

　　集体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最基本的理论之一，罗国杰对集体主义原则的系统阐述，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突出贡献。他认为“对集体主义的界定应强调三个思想：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集体、国家利益相结合；在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下，切实保障个人的正当利益，大力发挥个人的能动作用。”

　　罗国杰虽经6次大病，但他为自己定下的工作日程却依然排得满满的，十几部著述要完成，十几部书稿要写作，十几部教材要审订。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勤奋的学者、一位坚强的老人、一位和蔼、乐观的长者，这就是罗国杰。作者： 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