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社评

　　本报评论员 潘洪其

　　对未成年人见义勇为不提倡、不宣传、不鼓励，这是科学的态度和正确的做法，但如果对已发生的未成年人见义勇为也不予承认，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只要严格依法从事，工作认真负责，认定未成年人见义勇为就不会引发盲目模仿。

　　四川大竹县8岁女童李微微为救落水小同伴不幸身亡，当地政府为其申报“见义勇为”称号未获批准。四川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和大竹县综治办认为，《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中对未成年人实施此种行为没有明确规定，李微微作为未成年人，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和自保能力，不具备见义勇为的相关要件；同时，对未成年人见义勇为要不提倡、不宣传、不鼓励，避免盲目模仿。

　　8岁女童救人不幸溺亡，令人万分惋惜悲痛，为其申报“见义勇为”称号却遭拒绝，这一结果令人不解。当地见义勇为审批机构给出的两个理由，都禁不起严格认真的推敲。首先，《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并没有为公民实施见义勇为设定年龄、行为能力、自保能力等门槛，也没有对未成年人“实施此种行为”不予认定的规定（全国其他地方也没有这样的规定），因此，以李微微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和自保能力为由，认定她“不具备见义勇为的相关要件”，不但在法律法规上缺乏依据，在逻辑上也是不能成立的。

　　对未成年人见义勇为不提倡、不宣传、不鼓励，避免引发未成年人盲目模仿，这是近年来我们在未成年人见义勇为问题上的重大观念转变。中小学生守则、行为规范中不再有“见义勇为”的提法，当年为救集体的羊群而遭冻伤截肢的草原英雄小姐妹、为扑救山火而牺牲的少年英雄赖宁等，都逐渐淡出中小学课本，不再被树立为未成年人学习的榜样。这种观念转变和教育方式的变化，符合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需要，也是人性化教育和文明教育的必然要求。但是，不鼓励未成年人见义勇为，不提倡未成年人学习见义勇为，并不意味着对已经发生的未成年人见义勇为行为不能依法认定，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人们对见义勇为问题的认知是理性的，但现实往往是十分复杂的，置于猝不及防的危难情境，有的成年人敢于挺身而出，也有成年人选择退避三舍；大多数未成年人可能惊慌失措，也可能有少数未成年人出于“模糊的本能”，选择像成年人那样见义勇为，8岁女童李微微应当就属于这种情况。成年人实施了见义勇为行为，政府审批机构要依法予以认定，这是以国家的名义，对见义勇为行为予以承认和奖励；未成年人实施了见义勇为行为，如果国家反而不能依法予以认定，这不能不说是对未成年人的严重不公平，对像李微微那样做出了巨大牺牲的见义勇为者，这更是一种残忍的二次伤害。

　　实际上，对未成年人见义勇为行为依法予以认定，依据相关政策规定进行奖励，与对未成年人见义勇为不提倡、不宣传、不鼓励，避免引发盲目模仿，两者的逻辑和措施都并不矛盾，并不必然构成冲突。8岁女童李微微救人不幸溺亡，当地政府一方面可以依法认定其见义勇为行为，同时不能像以往那样进行高规格的表彰和大规模的宣传；另一方面，当地政府可以联手辖区内的中小学校，通过李微微救人的故事，对中小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生命教育，教会学生在危难情境中如何自保自救，如何见义智为、见义巧为，以避免见义勇为的危险，避免出现李微微那样的悲剧。

　　对未成年人见义勇为不提倡、不宣传、不鼓励，这是科学的态度和正确的做法，但如果对已发生的未成年人见义勇为也不予承认，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只要严格依法从事，工作认真负责，认定未成年人见义勇为就不会引发盲目模仿，不会产生负面效应。因担心盲目模仿和负面效应，而对已出现的未成年人见义勇为一笔抹杀，如此“懒政”已涉嫌失察失职，应当尽快予以纠正。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