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12月17日，89岁高龄的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坐着政府专配用车，为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带他们到云南省政协反映问题。此举受到云南省政协老干部处一名处长责怪。杨维骏自称，因自己多次递交群众的信访材料，已被人威胁。

　　从报道看，杨维骏介入的事宜与他自己无直接利益关系。拆迁要征用几个村的耕地，一些房屋在今年年初被限期拆除，政府没有出示征地手续，征地款未发放，安置房至今也没有下落。村民里有从云南大学毕业的学生，他给已经退休的杨维骏打电话，反映问题，杨因此对这一事件进行关注并付出行动。

　　对杨维骏个人来讲，这样的行为值得肯定。89岁的年纪，是儿孙膝下承欢，颐养天年之时，带领民众到政协上访，实为一桩体力活、辛苦事，他展示了一份难得的热情与执著。杨维骏也是一位退休官员，虽已不再有官员身份，但现实国情下，客观上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与安享平静生活，或依托权力余荫继续牟利的退休官员比，杨维骏参与公共事务，体察民忧疾苦，尽己所能，哪怕只是一次经历，也展示了他与一些退休官员的区别。

　　在我们看来，这只是一个极个别的事例，难以被视为稳定、可靠的途径。此前，我们几乎未曾听闻类似事例发生，以后也不可能雨后春笋，遍地开花。与一个个别事例展现的新鲜与积极内容比，我们更加关注上访路径的稀少，或者说民众伸张权利、表达利益通道的受阻。

　　上访是中国一个特殊的政治语汇与行为现象。上访之所以成为一种难以忽视的现象，主要在于很多问题在当地政府得不到解决或解决不合理。从人性角度出发，长途跋涉、备尝艰难的人们，大多数应该不是为了故意或者恶意地给政府找麻烦。

　　以杨维骏所介入的事情来看。村民走合法正常的渠道曾被尝试，上访过80多次，去过省委省政府、省人大政协、市区政府，但事情毫无进展，连要求政府出示土地征用与拆迁的相关手续，也遭拒绝，这足以说明公民权益的救济模式出现了多大问题。

　　我国《信访条例》载明信访有多种形式，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加之现在的网络。然而从现实来看，信访群体中，层层上访、多年上访而问题难以解决的事例并不少见，有的问题有幸被批示，有的问题则进入“大接访”，被集中办理，有的问题被信访人无奈地消化，有的则石沉大海，被长久“历史遗留”，以致社会矛盾激发。

　　信访、上访何以出现，这是更为根本的问题，但信访制度既被确定为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制度，理应避免这个公民反映利益诉求的渠道沦为政治认同缺乏、政治信任流失的渠道，避免一种解纷机制反噬社会公平正义。

　　一个为民请愿的退休官员的热情与努力应当肯定，更重要的，是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应被重视，各种信访的处理渠道应当理顺，探求扩大保障合法权利的可能路径，应被视为改革议题。（肖擎）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