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羊城晚报特派记者 薛江华（发自昆明）

　　他，

　　一位退休的副省级高干

　　以89岁高龄

　　亲自“护送”农民上访

　　他早已不是“官”

　　却被称为“最可爱的官”

　　2010年12月17日，89岁高龄的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用他的专车为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带他们到云南省政协反映问题。

　　因为此事，他被网友称为“最可爱官员”。

　　鲜为人知的是，“公车上访”事件后，一位云南省政协老干部处的领导奉命上门，就杨维骏带领村民上访的“问题”进行质问。他认为，杨维骏不该以省政协原副主席的身份带上访农民进入省政协大院，称农民有冤屈应走正常渠道反映问题。杨维骏与其辩论了两个小时，老人这样回答：“退休干部的配车难道就是用来游山玩水的？政府给我配的车，那是人民给我的待遇，我会用它来做更多有益于人民的事。”

　　杨维骏的屋内挂着一句他自己写的话：“以丹心照万民，甘造坎坷不甘驯”。日前，羊城晚报记者在昆明专访了这位在为民请命道路上，有点“桀骜不驯”的老人。

　　杨维骏,1922年3月出生，云南昆明人。1945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政治系，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民盟云南省委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云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杨维骏之父是滇中名将杨蓁。辛亥革命时杨蓁曾参加云南重九起义，历任护国军支队长、孙中山大本营高级参谋等职，与朱德是同班同学。杨维骏3岁那年，杨蓁在广西遇刺身亡。随后，一家人逃往上海法租界。到1937年回到昆明时，杨维骏已经15岁了。

　　杨维骏大学毕业后即开始从政。在解放云南的斗争中，为策动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当时中共华南地方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方方曾授意杨维骏以个人身份，到云南做争取卢汉的工作。

　　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有8个自然村组要拆迁，1700亩耕地要被征用，房屋在2010年初就被限期拆除，但政府没有出示征地手续，每亩25万元的征地款也未发放，转眼冬天到了，安置房仍旧没有下落。

　　该村村民曾为此上访80多次，但毫无进展。2010年12月17日，韩家湾村的400多名村民到社区街道办，要求政府出示土地征用与拆迁的相关手续，遭到拒绝。村民中有个云南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他给已经退休的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打电话，反映问题。

　　杨维骏当即从云南省政协老干部处借调了一名工作人员，乘坐自己的专车赶到现场。杨维骏让人对现场进行了拍照、摄像取证，并用自己的专车为村民开道，带着村民去省政协反映情况。

　　事后，云南省国土资源厅表示会对韩家湾村的事件进行调查，最新消息是：今年1月9日，昆明市西山区政府将会主持召开一个由昆明市规划局等多家单位和韩家湾村民代表参加的协调会，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敞开谈。杨维骏作为特邀代表，也将参加协调会。

　　89岁的杨维骏习惯每天早上去海埂训练基地游泳，因为记者的到来，他取消了当天的游泳计划。

　　作为一个离休的副省级干部，杨维骏的家在昆明最多官员聚居的金牛小区，小区门口，有武警24小时看守。初见杨老，记者感到很惊诧，因为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看上去完全不像是89岁高龄。

　　上访

　　我既然是省政协退休的副主席，群众找到我，我就有义务将这个情况反映给省政协……我觉得这个举动是非常自然的行为

　　羊城晚报：接到群众反映问题的电话时，您为什么决定要带他们去上访？

　　杨维骏：当时了解到这群失地农民的处境，觉得他们十分可怜，他们的土地和房子都被政府征用了，但各种手续都没有，安置房也没有下落。尽管他们四处上访，但有关部门基本都在踢皮球，从省里到市里，市里又推到区里，区里又说没权做主……我既然是省政协退休的副主席，群众找到我，我就有义务将这个情况反映给省政协，政协对政府有监督职责啊。我觉得我的这个举动是非常自然的行为，我从来就见不得有人被欺负，特别是弱势群体。

　　羊城晚报：您有必要一定要亲自带他们去吗？

　　杨维骏：他们自己去的话，连政协的大门也进不去，有门卫，领导不会见他们。我毕竟是有级别的，我的配车可以通畅地带着他们进去，能引起一些领导的重视。老百姓自己去信访，常常是拖到猴年马月也不见得有人管，有些官员对待群众的感情太淡薄，太冷漠。

　　羊城晚报：您的特殊身份对他们解决问题有帮助吗？

　　杨维骏：应该是起到一定作用。当时农民开着两辆面包车，坐着12个代表，跟着我的专车，门卫都认识我的专车，所以没拦。到省政协，先找分管老干部处的一个副秘书长说要到信访处反映这群农民的问题，这个副秘书长就说要请示领导，要走相关程序审批，我当时就急了，就带着农民直奔信访处，结果整个办公室一个人都没有，当时是周五上午，这很不正常。我只能让农民先回家，我自己直接去了省国土资源厅递交反映材料。

　　羊城晚报：国土部门有什么回应？

　　杨维骏：我到国土厅办公室的时候，表明了我的身份，办公人员说需要由省政府办公厅向省国土厅的厅领导进行对接，我又找了办公厅，后来国土厅的一个副厅长来电承诺马上成立调查组去了解情况。

　　羊城晚报：您觉得这件事会有怎样的结局？

　　杨维骏：不好说。虽然目前是受到了政府部门的重视，但估计还会有很多理由来说明征用农民的土地是合法的，要让政府来纠正自己的错误，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羊城晚报：那您有何应对的办法？

　　杨维骏：有的。我已经查阅了相关文件并请教过专家，有关部门解释说，这次征用韩家湾村土地的用途是为了恢复滇池的湿地，但据我了解，恢复湿地的范围只需在滇池水平面外延100米就足够了，但这次征地的范围，已经有1000多米。我已经找到了权威的政策依据，到时候我会拿出来。

　　公车

　　他上门来指责我不该开着专车带群众去上访……我就奇怪，退休干部的配车难道就是用来游山玩水的？那不是为民服务的态度！

　　羊城晚报：“上访事件”后，您的生活受到影响了吗？

　　杨维骏：我的生活没有发生大的改变，我也没想过会“成名”。有些事情我也想借羊城晚报澄清一下。有个网友说我是因为退下来了，待遇不如在位的时候好，因为心理不平衡，才会带领村民去上访的。凭良心说，我反腐反了30多年，带村民去上访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出格的举动，而是我的真性情的表现。

　　羊城晚报：您现在的住房（两层别墅）其实还挺不错的。

　　杨维骏：这不是我一个人专享的特权，这一片别墅都是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居住的，我也是按政策享受的。2001年，政府给了政策性购房的机会，坦白说，以我的收入是买不起现在住的这套房子的，我退休的时候工资是3000多元，后来才涨到五六千元，到现在是一万元出头。买房子的时候，是我在美国的儿子寄钱回来，补足了部分房款，我才买下了这个房子。

　　羊城晚报：您真的一点顾虑都没有吗？

　　杨维骏：我没有，从政以来我屋内一直挂着自写的自勉的话：“以丹心照万民，甘造坎坷不甘驯”，我无所畏惧。

　　羊城晚报：这次带民上访后，是不是有位政协老干处的领导来找您谈话？

　　杨维骏：不是谈话，是质问。他上门来指责我不该开着专车带群众去上访。我和他辩论了整整两个小时。我就奇怪，退休干部的配车难道就是用来游山玩水的？那不是为民服务的态度！政府给我配的车，那是人民给我的待遇，我会用它来做更多有益于人民的事。

　　省委每年开两次情况通报会，会上，省委书记都会诚恳地表示要征求副省级以上老干部的意见。如果我天天坐在家里，怎么能发表意见，我是可以坐公共汽车、出租车去做调研，但我一个89岁的人，坐配车去调研有什么问题吗？群众反映问题也是我们获取民意的途径，我为什么不可以参与其中？

　　羊城晚报：很多网友评价您为“最可爱的官员”，您怎么看？

　　杨维骏：不是我多么崇高，而是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对老百姓的感情淡了。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在上海的法租界里，那些拉黄包车的车夫和挑西瓜的商贩汗流浃背的场景，一直都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我是从心里体恤他们。

　　羊城晚报：目前国内很多地方都有因为拆迁改造产生的问题和矛盾，也有很多上访事件，您管得过来吗？

　　杨维骏：我觉得还是体制有问题。一些主政者并非以民生问题为首重，而是追求那些看得见的政绩，所以到处大拆大建，“农民被上楼”现象就是典型，村庄改造却让村民失去自主权，农民生活和就业处于困境，许多官员只唯上、只唯权、只唯钱、只唯政绩，却忘了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这个根本。

　　人生百岁、终须一死，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就会做我认为该做的事情。这样，在我闭上眼睛的时候，我才能做到心安，我才能说我无愧于人民。

　　大局

　　什么是大局观？国家观、人民观、社会观才是大局观……难道不符合某些人的局部或个体利益就是没有全局观？

　　羊城晚报：能谈谈您在省政协副主席任上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吗？

　　杨维骏：1964年之后，官倒很厉害，当时全国都成立治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我担任云南小组的副组长。当时我掌握了一些情况，反映当时一位云南高官的亲戚的问题，但在小组会上，我汇报完情况之后，居然没有一个人回应，都集体失声了，全都当没听到。这件事情也就奇迹般地不了了之了，我对此感到惊讶和愤慨。

　　羊城晚报：您谈及很多问题的时候，都会提到海外影响，您怎么理解“大局观”？

　　杨维骏：有人会指责我缺乏大局观，可我认为和他们相比，缺乏大局观的恰恰是他们。什么是大局观？国家观、人民观、社会观才是大局观，不是某个官员的观，难道不符合某些人的局部或个体利益就是没有全局观？

　　羊城晚报：在反腐的道路上，志同道合的人多吗？

　　杨维骏：不能说多，但是有人支持我。我退下来后，朋友却突然多了起来，一些平日里接触不多的官员都主动打电话给我，朋友圈子一下子扩大了不少。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推进反腐工作有无捷径可走？

　　杨维骏：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建立了政府高级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这是防止高官利用职权贪污受贿的有效机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所有官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应是人民勤务员，为什么我们反而迟迟不能建立领导干部的财产申报制度呢？还有，干部财产如果只是向组织申报，不公诸于众，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让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子女的财产充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全社会共同审查、监督。

　　羊城晚报：也有的观点认为财产申报会侵害官员的隐私权，您怎么看？

　　杨维骏：在我国，官员之所以为官，那是人民赋予他的权力。当然，也可以选择保护自己的隐私，不向社会公布财产，那只好对不起了，你就不要当这个官了，人民不会强迫你的。我相信，这样的政策是不会有官员反对的，因为谁反对都会引起质疑：是不是他有什么不能公开的财产和收入啊？

　　退休高官

　　如何成为“最可爱的官”

　　年近九旬的杨维骏以政府专配用车，为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带其到云南省政协反映问题。谁知此举受到现任官员责怪，称其不该以省政协退休副主席的身份带上访农民进入省政协大院，“农民有冤应走正常渠道反映”。与这种态度相对应的是———杨维骏为民请命在网络传播后，被网友称为“最可爱的官员”。

　　韩家湾村村民为拆迁安置等问题上访八十余次都石沉大海，正如杨维骏所言，“老百姓自己去信访，拖到猴年马月也不见得有人管，有些官员对待群众的感情太淡薄，太冷漠”。于是，他要以89岁高龄为老百姓打开一个“绿色通道”，虽然获得了“最可爱官员”的雅号，但在现任官员眼里，这却成了“不务正业的老干部”。他们觉得这是用错了身份。

　　退休官员到底该如何发挥余热？的确是个耐人寻味的命题。从道理上来说，退休官员和退休工人、退休教师并无不同，但实际显然并非如此，官员即便退休了，依然要归结到官员的序列当中，在社会资源的获取等方面的“能量”，仍要远远高于普通劳动者，他们仍然可以做一些更为积极的事情。以杨维骏为民请命的经历不难看出这一点。比如，谁都不会天真地认为，哪一个退休工人可以如杨维骏一般自由出入于省政协、国土资源厅这些“要害”单位。

　　从中国的传统来看，公众显然并不希冀退休官员将自己等同于一般的老者。在古代中国，底层社会的治理中，致仕之官员往往起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民间秩序的维护，还是修学济困之类的善举，基本都是以退休官员为主体的地方士绅群体牵头运作的。既然官员们在位与不在位的时刻，都享受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占据了更多的社会利益，因而，他们当然有责任、有义务为百姓付出更多。百姓自然也有理由对身边的退休官员抱以更大期待。杨维骏说得更“深刻”，“作为一个老干部，发挥余热体恤民情，反映民生疾苦本无可厚非，人民培养一个干部那么多年，干部反过来不知道报效自己的衣食父母，这和动物有啥区别。”

　　不过，从杨维骏为民请命不被在任官员认可，甚至被劝“管闲事会被灭口”的经历来看，现今的退休官员如果将精力投入到社会公共事务中，有时竟然是这么不受欢迎。也许，在更多的在任官员来看，玩玩花草、带带孙子才是退休官员的应有之举，甚至，他们利用自己的身份以及人脉去赚一些人民币也可以接受，至于为民请命之类的事情，是不该和他们联系到一起的。他们欢迎的是享受体制福利的退休官员，而不是利用自己的身份、人脉为体制“找麻烦”的退休官员。

　　杨维骏的经历纯属个案，但折射的问题却耐人深思。我们的官员，无论在位不在位，能否时刻都将为民请命、为民谋利作为最高信仰和准则？在任官员们何时才能如网友一般，对那些肯为民请命的官员给予充分的肯定与尊重？ 

　　摘自华商网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