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救助更多是对落难中的扶持
　　可为什么流浪汉还是不愿住进救助站？

 　　■新快报记者 黄雪萍 实习生 甘韵仪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至今踏入第十个年头，2003年，广东成为全国收容改革制度的变革之地。十年过去，收容站改名为救助站，窗上的铁栏杆被锯掉、水泥床换成单人铁床，还增加了阅览室、饭堂，有流浪汉还在这里阅读到了《战争与和平》。
　　如果说十年前，收容意味着强制，那么现在的救助更多的是落难中的扶持，前提是被救助者的绝对自愿。
　　十年前，这里的救助对象是生活无着的流浪汉、乞讨者；现在，他们更多的是打捞生活中暂时的落难者，那些钱包证件遗失的外地人、来广州投靠亲友走失的老人、揾工无果的年轻人等。在能容纳300个床位的广州市区救助站里，十年间，曾有20万人在这度过了绝境中的一晚。
　　失意的人生算是有了那么一根可以抓住的稻草——至少能在救助站待上一晚然后获得一张回家的车票。
　　最大用处——救助临时落难客
　　钱包被扒，揾工也没有着落，26岁的李楠在广州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挫败。眼看就要在异乡流落街头，他试着向派出所求助，之后被送到了救助站。
　　来到救助站已过下午4点，一天没有吃饭的李楠得到了两包方便面，工作人员打电话联系上了家人，第二天他便踏上了归途。
　　像李楠这样的年轻人来救助站并不少，甚至越来越多。他们不是游走在街道上的露宿者，也不是父母用来吓小孩的怪人，他们只是陷入“身无分文”的生活落难者。
　　“他们一般都是救助一两天就好了，需要回家的三四天就可以帮他解决，待在这的时间都比较短。”广州市救助管理站市区分站马主任说，向救助站求助的人甚至还有博士，因为在街头突发间歇性精神病，被公安送来救助站，“什么情况都有”。
　　近年来，对外籍救助者也开始增多，2012年一年便救助了57人。在被救助的外国人群中以东南亚国家的居多，老挝、越南、朝鲜的也有，其中越南女人最多。
　　每个进救助站的人都要先填写一个救助申请表，再进行初步的身体检查，救助站里不能携带违禁物品，包括锐利金属、易燃物，接着由医生检查身体是否有疾病。
　　“填表这一项中，能发现许多东西。”马主任说，这时如果是来中国的“三非”人员则会被移交公安遣送回去。有时，还会碰到一些在逃的罪犯，工作人员按照他填写的户籍地址来联系，结果被派出所告知此人有案在身。
　　相反，以流浪为生的露宿者普遍都不愿意来救助站，在记者的街头采访中，流浪者对救助站显得很抗拒。他们大多是认为不够自由，只能提供临时最基本的生活救助和一张车票。这些流浪者平日寄宿在街头，靠乞讨、拾荒为生，进了救助站也就断了生计。
　　日本糊涂汉等姐姐带他回家
　　与临时落难客相比，在救助站还有一批长久住下来的人，因为各种原因，他们有家不能回。
　　“这也是我们管理的一个难题，救助站的性质是一个临时性质，长期救助对我们来说压力很大。”马主任坦言，这批有家不能回的人大多是因为明确不了身份和住址，有时候即使好不容易弄清了身份，也会因为某些原因回不去。
　　今年41岁的吕哲明便是这其中一人，他的家人皆远在日本。能说一口流利日语的他在救助站里显得比较特别。他已经在救助站呆了5年时间。
　　吕哲明的难题被广州媒体报道后，两国民间也刮起了一股帮这位“日本糊涂汉”回家的热潮。很快，他的个人信息逐一浮出水面——他是一位在日本出生的中国人，日本外务省在国内找到了吕哲明的亲人，其母亲和姐姐是日本人。好心人带回了他姐姐的来信，他激动落泪。
　　救助站专门跑到出入境管理处为吕哲明办了护照，而这也是他目前唯一的身份证明，现在吕哲明并不想工作，专心在救助站等待他姐姐的担保下来，他用不太流畅的中文告诉记者“不想天天加班”。
　　除了因为个人信息不明确而无法回家的人之外，更多的人因为精神疾病或者失忆找不到回家的路。有数据显示，过去十年，广州救助站的流浪者中精神病人有不少，在这部分人当中有10%-15%因为缺少有效信息，无法被送回家。
　　“现在我们的工作难题是有部分查不清身份地址的人不好处理，虽然我们有一个安置渠道，但是安置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因为安置可能就是一辈子，我们还是希望查清身份，送他们回家乡，有些人家里也是在着急寻找。如果没有家人的话，我们也会送到他户口所在地，由当地的民政部门进行一个妥善处理。”马主任说，“帮走失的流浪者找到家人，算是工作的一种成就。”
　　有人不愿回家，有人回不了家
　　“很多人你问他别的，都能回答得很好，交流也很正常；可当问到他的家庭情况，他就不愿意说，因为不愿意回去。”
　　在救助站里，经常听见到一些让人心酸的故事。受助者大多数没有亲人，或者因为身患重疾被家人遗弃在广州街头，尤其是在长假日后，这样的被救助者会增多。
　　“很多人以为广州是大城市，有钱，把人送到广州来说不定有救，而在家没钱治病反而会拖累家人。”救助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因为遭受遗弃或者挫折，受助者的心态也容易失衡偏激，在救助站住了几年的李妹龙曾经在医院急诊科放火还因此上过报纸头条。
　　2005年，流落街头的李妹龙因为生活重挫爬上了广州的一座天桥，企图了结余生。有人看见事发报警，民警将受了伤的李妹龙送到医院，经过两年救治，他活了下来，但残疾将伴终身。之后，李妹龙被送到了广州市救助管理站市区分站，而救助站当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查出他的家庭住址和户籍。
　　“一直在骂人、不合作，还把排泄物泼我们的工作人员。”马主任说，“李妹龙虽然不太情愿留在救助站，但已经丧失生活能力，如果他一个人出去，就可能发生意外。”救助站不能轻易放弃。
　　为了弄清李妹龙的身份，工作人员想了各种办法，请心理辅导员来开导，甚至安排“卧底”救助者跟他住一个房间，陪他说话，希望能从聊天中找出线索。后来终于了解到李妹龙的一些个人信息。
　　据李妹龙称，家在揭西的他离婚后，只剩下脑子不太清醒的弟弟一个亲人，他已经无法回家也不愿意回家。
　　有人不愿回家，有人回不了家。一些受助者是被遗弃在救助站的，因为没有家人愿意来接或者认领他们，最近两年，被遗弃的外地老人明显增多，“每周一般有两三宗”，除了老人外，身患重疾者也是被遗弃的对象。
　　“有危重病的话，我们会通知120救治。广州市有规定，对于街头上有疾病的人，由卫生部门负责基本救治，等病情稳定了，再看其个人需求，或者是帮他联系家人，或者是因为身体原因没办法回去的，我们会送他回家。” （文中部分人名使用化名）
　　志愿者说
　　他们暂不需要回家车票
　　启智关怀露宿者分队是广州青少年志愿者协会的分支，几乎在每个周末，志愿者们都会在广州露宿者比较集中的天桥底、骑楼下走近流浪汉，或送物资，或带食物，或纯粹是陪他们聊聊天。
　　队长小佳说，每一个流浪者身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如果不是迫不得已，都不会选择流浪。很多都是从外省来到广州找工作的农民工，有的是因为钱花光了还没有找到工作被迫流浪，有的是因为钱财被盗、身份证丢失而找不到工作的务工者，有的则是因为家庭原因远走他乡。
　　“95%的流浪汉都是不愿意去救助站接受救助的，流浪汉对政府的救助措施并不了解，有的流浪者认为救助站甚至会打人，所以很抗拒，就像小贩看见了城管。”
　　除了对救助站的不信任，流浪汉不接受救助的最主要原因，恰恰是他们暂时不想回家，也不需要车票。

　　对话救助站
　　新快报：现在的救助工作存在什么难题？
　　广州市救助管理站市区分站（下称救助站）：有一个问题很突出，因为救助属于自愿，街头劝导和救助比较难，很多人还是因经济利益留在街头，我们救助他会影响他们的收入。还有个别是在广州租有房子，所以他不愿意接受救助，乞讨是他们的一个谋生手段，进了救助站就没了收入。
　　新快报：春运期间会有流浪者来求车票回去吗？
　　救助站：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保证每个人都有车票，因为春运我们也买不到票，我们采取的措施是先做计划，按照往年的情况做一个大概的方案，先向火车站预订几个方向的车票。到时候求助者来了，也只能提供几个方向的车票，实在没有的话，就只能节后再回去，我们不能确保，一来到这就马上有车票。
　　新快报：进救助站需要做劳动吗？
　　救助站：不用劳动，但是基本的自身生活料理要自己负责，比如吃饭自己要洗碗，起床我们会叫他们叠被子，当然如果是身体不便的话，我们会帮助。
　　新快报：最多可以住10天？
　　救助站：按照法规是这样的。如果查不清地址，或是老年痴呆什么的，我们也不能把他送走，还是会一直保障他的安全。要一直查，希望能给他一个好的出路，如果实在找不着，我们会进行安置。
　　新快报：对于无法查清身份的人怎么办？
　　救助站：安置。我们现在用一种购买服务的方式，安置主要是送去福利机构，比如福利院、老人院。但是广州的床位很紧张，所以我们采用的是一种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目前，我们把部分找不到家的人送到韶关新丰福利院。
　　新快报：有来反复蹭住的人吗？
　　救助站：有人有100多次的出入救助记录，他说找不到工作，没地方住，又不愿意回家，所以就又回来了。一般我们对这种重复求助、又没有正当理由的求助会予以限制，除非有特殊情况，从人性的角度会予以考虑。寒冷天气期间，这个政策会宽一点。
　　新快报：过年的时候有什么特别活动？
　　救助站：第一个是春节期间会给受助者加菜，适当提高伙食标准。第二是发一些贺年应节的食品，糖果之类的。第三，做一些游戏娱乐活动，看春晚和游园活动，还会准备一些小奖品。其实我们正在策划一个联欢活动，在春节期间，让志愿者和救助者一起做手工、包饺子。
　　流浪者说
　　纯粹乞讨的老陈“人家都说广州遍地是金子”
　　49岁的老陈抱着一双儿女躺在地铁岗顶站D出口的破地毯上，前面放了张用歪曲笔迹写的“求助”纸板，旁边还有一个剪好的塑料瓶，用来装路人丢来的钱。
　　老陈从安徽来广州一个月了，至于为什么来广州，他说因为家里没钱，这边暖和，还有从别人口中听说的“广州遍地是金子”。
　　“在家太苦了，老婆脑子有点问题，说着说着就会打人了，根本照顾不了孩子。”说着，老陈指着他的腰，他说自己干不了重活，所以挣不了什么钱，四岁的儿子还患有非常严重的贫血，女儿恐怕明年也要辍学了。
　　老陈说自己在广州乞讨挣得不多，“一天七八十块就很好的了，大肚婆往那一跪就能要到钱，残疾人掉眼泪也比我们挣得多。”
　　这一行，大家都对收入讳莫如深，老陈曾向几个乞讨者询问收入，得到的回答都是“30元”。为了避开竞争，老陈换了地盘，从中山路转移到岗顶，为了赶早，他不再去同德围住，那是他第一次来广州，一个拾荒的老乡带他去的地方。
　　“其实过来也是受罪，要不到多少钱。”老陈说自己在广州乞讨并没有跟家里说，自己也觉得丢人，所以过年便打算回家。为什么不去救助站？他说救助站只管买票送回去，孩子也吃不惯救助站的饭菜。
　　“平安夜那天他们（之前派送被子的志愿者）把我的被子拿走了，今晚（圣诞节隔天）说还给我，现在都晚上9点半了，还不知道被子会不会有。”
　　原来，志愿者趁天气没那么冷的时候将被子收回，是希望陈伯他们能住进救助站，不再露宿街头。
　　老无所依者唐伯“待糖尿病好些，我就回超市工作”
　　离老陈300米远的岗顶人行天桥上，唐伯睡在那里。
　　今年74岁的他其实是一位工人，生病之前还一直在龙口西路的超市打工，负责擦洗柜台和拖地。去年6月他生了一场大病，用尽了所有的积蓄，房东也不愿意再把房间租给他。带着糖尿病的后遗症，唐伯开始了流浪生涯。
　　枯瘦的四肢显得他的衣服里特别的空荡，但是他说话很有精神。
　　1998年那场罕见的洪灾吞噬了唐伯的家人，之后他便收拾包袱，来到气候更好的南方寻求生计，最后，派遣公司将他派到这家超市打工，算是有了稳定的收入。
　　“去救助站要送我回家，可是我已经没有家了，而且我这病不能吃面条那些东西。”唐伯指着旁边的一次性饭盒，“前几天，志愿者过来送东西，我不敢不要，只能是偷偷放在一边了。”他说，他还能吃饭，“我要避寒就去超市门口，那里还能睡”，如此两个月来，唐伯平时便留在天桥上，被褥上便是他全部的家当。
　　比起其他的流浪者，唐伯有更远的打算，“我跟主管说了，病好之后还要去超市上班”。说完，他又咳起来，将口痰吐在了专门用来装垃圾的袋子里。

（责任编辑：曹子敏）